【大紀元3月17日訊】1969年6月2日，一個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無錫回來的曹漢華在新街口見了一次面。我們坐在環形花園護欄上一直談到天亮。我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他，他並不奇怪。他也感到在廠裏有人注意他。另外他告訴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裝出口藥品時，把事先準備好的小傳單夾在說明書裏發到國外，讓世界瞭解中國現時的政治狀況。我勸他要謹慎一些，他笑著說人活著總得幹點事。臨分手前，他略帶傷感地告訴我，他已經同戀愛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簡單：他不想連累她。

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互道珍重，握手告別。這一別，成了永訣。

我的預感終於成為現實，1969年6月16日，當局對我下了手。

1969年6月16日，那是個陰天。頭天晚上應一個朋友之邀，替他畫了一幅狄更斯小說《奧立弗爾》的封面，故而睡的很晚。上午8點剛起床，有人來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會議室開全體職工大會。進了會場後，直到9點20會還沒開。書記安排我讀報（事後看來這顯然是個精心安排）。到9點40時，走廊裏傳來腳步聲，我們書記在門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說有事找你。我剛出會議室門，七八個民兵一擁而上，把我架進一間小房間。屋內空無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周牆壁上貼著醒目的黑體大字標語：「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必須低頭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幾個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兩人緊緊揪住我的衣領角，仔細檢查裏面有無氰化鉀之類的東西（電影裏常有這種鏡頭：特工人員被捕時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領角裏這些劇毒藥品，立馬就能斃命），緊接著扒光了我身上所有衣服和鞋襪，給我換上一套全新的勞動布工作服。剛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著我的臂膊、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架往辦公室外的露天會場。我剛在會場露面，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轟然爆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千多支胳膊隨口號聲一伸一屈，場景極為壯觀。當我被押到台前時，台下前排猛然躥上十幾個人向我撲來，一秒鐘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我身體的各個部位都挨到了拳腳，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東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見到拳頭和穿著鞋子的腳在我身上運動。後來聽到有人在喊「大家不要動手，大家不要動手！」但拳腳似乎並未停下來，直到會議組織者在喇叭裏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防止階級敵人殺人滅口！」這些義憤填膺的「革命戰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該「感激」會議組織者的急中生智，否則，那天弄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滅了口」。

我又被架了起來。一陣口號過後，主持人軍代表在麥克風中警告我：「方子奮，今天我們對你們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滬寧線上全面實行了抓捕，你們的成員一個也沒有跑掉！到這個地步，你唯一的選擇是徹底坦白交代，否則李立榮就是你的鏡子！」聽到這裏我的心一緊：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到底怎麼了？！

正當我猜度李立榮到底怎樣了之際，忽然大會宣佈「現在由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發言。」隨即李蔚榮站起來說：「李立榮前天上午已經被白下區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現在你必須老老實實坦白交代問題，爭取從寬處理，否則你的下場是很可悲的」。看來，為了分化瓦解我們，軍管會是刻意安排李蔚榮發言透露李立榮的消息，要我別心存僥倖，休想蒙混過關。

但是令軍代表先生沒有想到的是，這消息反而讓我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了下來。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們怎麼樣？李立榮不過判了十年，曹漢華和我，還有其他幾個朋友諒也重不到哪裡。

這第一次批鬥大會開的很短，總共大約40分鐘。此後又開過近二十次大小批鬥會。由於我是「要犯」，軍代表們可能真的怕有人對我「殺人滅口」，在後來的批鬥會上倒也沒受過拳腳照顧。我先是被關在農場的一間浴室內，由16個民兵分班輪流看守。8月24日，被轉到白下區看守所，又於1970年1月初轉到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關押。

就在我被抓進去不久（注：我之所以稱自己被「抓」而不是被「捕」，是因為軍管會從未履行過逮捕手續），李蔚榮也被抓，先關在白下區看守所，爾後也轉到了娃娃橋。

說到娃娃橋，不得不插入幾句。

南京有句順口溜：「進了娃娃橋，小命就難逃。」由此可見娃娃橋看守所在人們心中的形象。裏面的看守大部分是些轉業不久的軍人，都是些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高手。有次我被提出來審訊時，親眼見到一個身高一米九幾姓穆的女看守（據說是體院排球隊轉業的）正在打一個女犯，這位穆管（管理員稱「X管」，有如現今的「X總」「X局」「X隊」）揮起手中一把鎖號子門的大鐵鎖，對那個雙手已被反銬的女犯人後腦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時被砸倒在地，一邊翻滾著身體，一邊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有次我在提訊時堅決不肯按照提審者意圖供述，在送我回號子時，審訊員同我那個號子（當時我關在東大院7號，編號是2605）的管理員陳「醫生」耳語了幾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時，陳「醫生」忽然打開號子門，一下子把我拎到門外，二話不說將我反銬起來，並且嘎嘎響地把銬齒一直捏到底。我問他我犯了什麼錯誤要戴銬？他罵道：「我操你媽的，老子想銬你就銬你！誰叫你起床動作那麼慢？」罵完在我臉上連煽幾個耳光，接著打開號子門從後面一腳把我蹬了進去。20分鐘過後，緊銬的手腕開始火燒火辣的疼起來，背銬雙手很快腫起，皮膚變成了紫黑色。一連三天晚上，都由於痛澈心肺而無法入睡，吃飯喝水全靠難友喂，大小便只能請別人解褲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臨近中午，陳「醫生」總算大慈大悲開恩解了銬。鬆開後，雙手已呈黑色，全無感覺，過了十天才能勉強活動。腕部被銬處至今在陰天還隱隱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後，曾多次想再去會會這位陳「醫生」，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我倒不是要去清清這筆舊帳，而是想恭恭敬敬請教他一個問題：在人類已經經過幾萬年的進化之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怎麼會把祖先的獸性如此完整地繼承下來的？這點就此帶過。

我從關押到判刑，對我大會小會批鬥共19次。在這期間發生過許多有趣的故事，限於篇幅此處不能盡述，只好今後另文再敘了。這裏且說說公檢法軍管會辦案時超一流的想像能力以及高深莫測的「邏輯推理」。

在對我的十餘次審訊中，有三個問題一直被翻來覆去的盤問，辦案人員不厭其詳地追問所有細節，並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實我的前後交待是否一致，希望從中找出破綻，一舉突破我的心理防線。

第一個問題是我和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等四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動？

對這個問題，我非常如實的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曹漢華所在的無錫單位搞武鬥停產，他回南京待了一段時間。他同我、李立榮、張稼山去玩過兩次玄武湖，並又去了中山陵水榭亭。我們躺在如茵的草坪上縱情談論音樂、電影、文學，談論各國風土人情，從玄武湖中山陵的優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內瓦湖的風景。我們說如果能到日內瓦去遊覽該有多好，可惜中國人要想出國比登天還難，這輩子看來是沒有指望了。李立榮又談到他舊時一個鄰居，全家遷居香港，前些日子回來探親，說香港那邊自由得不得了，叫我們想都不敢想。談到後來，都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機會出國，一分鐘都別躭誤，等等。當時的談話內容主要就是這些，除買了幾根冰棍、上過幾次廁所外，什麼事也沒幹。

按正常人的眼光看這件事，無非是幾個小青年結伴出遊，在一起天南海北侃了一通，嚮往西方生活方式、對現實有所不滿而已。這些又都是口頭上的東西，說過就算，並無任何針對性的策劃、行為。但是，後來公檢法軍管會對我們這兩次再平常不過的出遊，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會，策劃叛國投敵事宜，由於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這「一夥」人（李立榮、曹漢華、我、張稼山以及另外幾位好朋友）在李立榮家開過多少次「會」，研究過哪些「問題」？由於這個問題實在太離譜，使我實在無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確實在李立榮家常能碰在一起，但絕大多數是談音樂、聽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時也談論文學藝術，間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時政。既然涉及文革，免不了對當局頭面人物有所議論，對毛、林、江以及靠文革發跡，一夜之間爬到中央的新貴們進行過一些抨擊。至於在李立榮家開會，並且專門研究問題，這根本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鑒於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口供同審訊我的人的要求距離太大，為此我吃過不少苦頭。上文提到的在娃娃橋看守所被反銬六天五夜，原因即出於此。

因為我的口供不能使他們滿意，辦案人員對此極為惱火，在審訊中不斷對我施加各種壓力，哄、嚇，詐，騙，一應俱全。但我很明白，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咬緊牙關，絕不能順著他們的杆子爬，要我怎樣說我就怎樣交代。只要我一鬆口，按照他們的授意「交代揭發」，後果和下場是可想而知的。他們的目的已經非常清楚，就是要將我們定為一亇「斐多菲俱樂部」式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李立榮是我們的「首領」，是他在組織、領導我們從事反革命活動，他的家是我們的秘密活動場所，是召集反革命會議的會場。目的既已明確，就等我和朋友們的口供來予以印證。至於口供是否屬實，這無關緊要，只要說出他們想要的內容，然後簽字畫押，就算成功。既然深諳其中之道，我當然不為所動。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始終沒有很好地「配合」他們。

大概是其他同被關押的朋友們也識破了這個陷阱，致使公檢法軍管會先生們設計的「在李立榮家開會，研究反革命活動」這段重要情節最終沒能演化為「事實」。不過，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以另一種表述方式對這個問題作出以下結論：「張稼山、方子奮、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榮家，密謀反革命活動，系統地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結論，後來寫進了我們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判決書，成為重要的「定罪根據」。

第三個是要我揭發林舜英的所有「問題」。

我最如實、最詳盡供述的正是這第三個問題。

根據他們提出的問題本身，我非常清楚他們想從我嘴裏掏出哪些有關林舜英的內容。按他們的設想和估計，我是李家最好的朋友，去他家的次數最頻繁，和李立榮的交情最深，必然對李家的情況瞭解得最全面，對林舜英的思想、行為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犯罪事實當然也很了介。根據偉大領袖「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英明推斷，在辦案人員看來，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過正規教育，加入過國民黨、本人又是國民黨官僚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與人民為敵，最後潛逃臺灣。這樣一個女人，她能不恨共產黨，不恨社會主義？再說，她的兩個兒子都是仇恨共產黨、敵視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這能同她沒有關係？這些，可不是我的憑空臆想，提審人員在審訊時已明確無誤地把他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我。他們一直在讓我明白：根據他們的分析和掌握的情況，林舜英決不是一個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實，現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對林舜英的問題，我寫了幾十頁交代揭發材料，就我所看到、聽到以及瞭解到的有關內容均如實作了供述，甚至連她平時的衣著習慣、菜肴口味這些生活細節都沒有遺漏。不過，這份洋洋數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林舜英有什麼「反動」思想、「反動」言論，更牽涉不到什麼「現行反革命」活動——這倒不是故意隱瞞、為她開脫，而是確確實實沒有這種事。我在材料中詳細介紹了林舜英如何膽小怕事、如何謹小慎微，並列舉了很多具體事例來說明。例如，有好幾次我和李立榮在小房間交談時，她會突然推門而入，怕我們在收聽「敵臺」；有時我們的談話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會立即岔開話題，意思是叫我們別談政治，如果我們不聽，她則會訓斥李立榮，搞得我都有點下不了臺；有次她給武漢的大女兒寫了封信，信寄出後忽然懷疑自己在信封上寫毛主席語錄時漏寫一個字，急得一夜沒睡，第二天清早趕到郵筒旁等郵遞員開箱取信，直到證實自己信封上沒有漏字後，心上的石頭才落了地。在李立榮被關押後，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親的一樣，想兒子，替兒子擔心，但從來沒有為此發牢騷攻擊過誰，更多的是默默流淚、強忍心中的悲傷。在與她認識的幾年中，我時常在李蔚榮、李立榮兄弟面前半開玩笑地譏笑過林舜英，說她是個典型的「樹葉落下怕打破頭的老太太」。有次我甚至當面同她開玩笑，說她膽子太小了。她笑著說：「我們不能跟你們比。你們家是工人階級，出身好，有點什麼事別人不會計較。對我們這種家庭可不行。」

交上這份交代揭發材料後的次日，他們提審了我。剛剛開始提審員就拍著桌子警告我：「你寫了些什麼揭發？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儘管這二位提審員很厲害，我還是耐心地向他們再三保證，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有隱瞞，我承擔全部責任。但他們根本不相信，他們始終認為我在為林舜英隱瞞、開脫，逼我「深入交代揭發」。到最後我也急了，我說「那你們乾脆列個草稿給我，讓我按你們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話音剛落，其中一位繞過桌子到我面前煽了我兩記耳光，接著按鈴叫人來把我送回了號子。

大約十天後，這二位又來了。這次態度比上次好了一些。對我來說，硬也好，軟也好，我該交待的全交待了，審我一百次也問不出什麼新內容。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 「啟發」我：「你想過沒有，1957年時，林舜英全家已經拿到去香港的護照了，後來為什麼臨時變卦不走呢？照理說，像他們這種反動家庭，做夢都想去臺灣，現在倒奇怪了，護照發給他們，她居然不願走了，你說這說明什麼問題？」我說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也有些捨不得那棟樓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後說：「不知道你是裝傻還是太天真。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她之所以臨時決定放棄去香港，是因為接到了臺灣方面的通知，要她繼續潛伏下來做特務。」話既然說到這份上，除了佩服他們的豐富想像力外，我已實在無話可講。最後他們要我再好好回憶回憶，有什麼要補充的，隨時寫材料。

這是我在看守所裏的最後一次提審，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來找過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長江磚瓦廠（後併入南京第四機床廠，統稱「江蘇省第十一勞改隊」。我的編號是10114）勞改，那時我的勞動是在瓦窯當出窯工。有天我正出窯拖板車時，值班幹部把我帶到辦公室，說有人來外調提訊。這次來了四個人，他們自稱是林舜英所在單位紙盒廠革委會的。剛一開口問話，我立馬感到來者不善。這四個人對我的所有詢問，歸結為下面幾個問題：林舜英是如何幕後操縱你們反革命集團的？林舜英是怎樣把你們拉下水的？林舜英同臺灣、香港特務有哪些聯繫？林舜英在她兒子被捕後是如何指使你們進行內外串供、訂立攻守同盟的？這幾個問題可謂句句咬肉、字字見血，只要沾上一條，後果可想而知。當我把以前交代過的內容重複給他們聽後，他們先是怒不可遏地大聲呵斥我「極不老實」，繼而見我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四人一齊沖到我面前將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嚨，我頓時感到呼吸困難、眼前發黑。這時幸虧一位姓莫的值班幹部聽到響動闖了進來，眼見我被按在地上，立即為我解了圍。他先是泛泛地批評了我幾句，要我端正態度、老實交代問題；然後又對他們說「不要急不要急，有什麼問題慢慢問他好了。」四來者對莫幹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說我實在太頑固、氣焰太囂張，不整整我的態度（「整態度」應列為「文革術語」了）肯定不行！希望勞改隊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態度」好好整一下再說。不過莫幹事對這個有益的建議並未回應，敷衍幾句後，卻端了把椅子在緊貼門口的樹蔭下坐了下來。

經過這番折騰，這四位來人大概考慮到畢竟是在人家地盤上，不能像在自己單位專案組裏那樣為所欲為，態度總算緩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甚至還關心起我的身體來：「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裏有人來看你嗎？要不要我們替你捎個口信？」看到他們的表演，我不禁心裏暗笑。你們也太小看老子了，就憑你們這幾個三腳貓，就能把我像個耗子一樣擺弄得服服貼貼了？真天真得過了頭！你們之所以這樣火急火燎的要從我口中掏材料，不恰恰說明你們手裏「現貨」不多，還不能把林舜英怎麼樣嗎？現在我倒要看看你們還有哪些高招！於是我不停地揉著剛才被他們卡過的脖子，抬頭死死盯住天花板，任憑怎樣提問，都以「沒有新的補充」「該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這種軟硬不吃的態度很快又激怒了他們，有個皮膚白皙約莫30歲的高個子火氣特別大，幾次站起來沖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實實交代，絕不會放過你！」後來還殺氣騰騰向我示威：「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斬盡殺絕！特別是像你這種頑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對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著天花板不為所動。什麼「絕不放過」，「斬盡殺絕」，我十年刑都判了，就憑你們能給我加刑？再說現在又有莫幹事這位「保鏢」坐在門口，你又能拿我怎樣？就這樣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們勞改隊並無招待晚餐的誠意，終於一個個背起黃書包悻悻離去。

莫幹事在送我回監房的路上對我說：「以後有人再來外調提審，態度上好點，省得找苦頭吃。」寥寥數語，頓時泉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在那種環境裏，作為一名管教幹部，不僅能及時阻止對犯人施暴，事後還這樣含蓄的安慰我，確實夠難為他的了。這位莫幹事生就一副兇神惡煞的黑臉，見者無不生畏，而心地卻非常善良，犯人們背地裏都稱他為「莫菩薩」。那天要不是他在場，我很可能要被他們狠狠「修理」一頓，甚至弄不好落下個殘疾都難說。多年來我一直很感念這位莫幹事，在1975年時聽說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噓不已。世人有「好人無長壽，惡人活千年」之說，有時還真tmd如此！有如莫幹事這樣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無辜者鮮血的傢伙，現在仍然一個個天天坐在老幹部活動室裏打橋牌、搓麻將頤養天年。

就在最後一次提審我後，號子裏在不斷進人，幾乎每天都有。聽新進來的難友介紹，外面到處在抓人。我們「7號」每天都在進「新客」，原來地板上人均二尺寬的鋪位一下子縮減了將近一半。解放後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方征，不知犯了什麼事也關在我們7號。他晚上偷偷告訴我：「這種跡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鎮反’時才有過。」 這位公檢法老前輩的預感果然很靈，就在他說這話的十來天後，迎來了南京市第一場對「現行反革命」的成批屠殺。(待續)(//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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