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每年的兩會，盡管時間很短，實質性的議題有限，但人多嘴雜，總有一些信息傳遞出來，特別是一些責任心強敢於直言的兩會代表會提出一些司空見慣而又尖銳的問題。今年不少代表委員把矛頭對準了龐大的行政支出和各級政府的奢侈支出，有些帳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中國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務車費用開支高達人民幣四千多億元，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二00六年中國國防預算兩千八百三十八億元。

歸納起來，中國各級財政的罪狀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從上到下熱衷於各種慶典活動，用公款追星和迎合明星，導致中國的演出市場空前繁榮，明星們的出場費或出台費節節上升。有些連吃飯都需要靠國家財政補貼的貧困縣，也熱衷於舉辦一場場耗資上千萬元的晚會。

二是大舉修建豪華辦公設施。在許多城市，最好、最新的建築物往往是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一些縣級市的辦公大樓可媲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總統府。

中國至少有四百萬輛公務車，中央曾經有過官員配車的規定，可這樣的規定完全是自己欺騙自己，如今，一般縣裡的科級幹部都配備有專車和司機，這些公務車每年的支出高達四千多億元，許多支出都用於個人私事或被司機貪污挪用。

吃吃喝喝送往迎來每年支出高達數千多億元，一般縣級財政每年的吃喝費都在上千萬元以上，遠遠超過每年的教育支出。

中國每年花費公款兩千億元用於官員出國旅考察。在西方國家的旅遊區和商業區，如今最敢花錢最受歡迎的就是來自中國的旅遊考察團，他們每年在海外要花掉上百億美元。如此看來，中國各級財政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只用於少數人身上，老百姓受益不多。

蔡慎坤：中 國 需 要 什 麼 樣 的 改 革？

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總理83次提及“改革”。令人關注的還有，在今年的報告當中，提及“體制”的29處，無一不與“改革”相連。“改革”為什麼如此重要？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這些問題無不牽動著中國上至高官下至庶民的每一根神經！

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七年。無論作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作為一場范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改革”都是這二十七年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而就其實際的動員范圍和對中國普通人生活的影響程度，恐怕只有毛澤東的革命可與之媲美。雖然表面上沒有革命那麼浪漫和富有戲劇性，但對十三億中國人的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的年輕人也許對這場改革並不在乎，然而改革，對於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來說，簡直就是天與地不同的世界。在那個時候，改革不僅僅是幾代人的一種精神理想，也是現實中一種點石成金的魔術，所到之處，有了光，有了水，仿佛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因改革才得以誕生。在那個時候，改革是為所有人而產生的。從極其匱乏、極其禁錮的歷史中出發，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改革所帶來的精神解放、物質繁榮中獲得了巨大的滿足。也正是因為這種共贏的性質，改革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認同和擁護，同時也成為凝聚社會共識不可替代的民族願景。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屬於全民的改革，它積聚了全民了力量汲取了全民的精華。

然而，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場特殊的歷史轉折為界，中國的改革脫離了原來運行的軌道，而逐漸淪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專利。從此之後，表面上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加快了，但改革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少數人所壟斷、被劫持，成為僅僅服務於強勢利益集團的獨家秘笈。簡短的解釋是，這是由於中國的改革依賴路徑被利益集團所把持或控制了。這種改革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壟斷體制。

在中國的戰略家和權貴們看來：經濟增長可以將我們渡向理想的彼岸。只要經濟增長，只要不斷擴大財富，中國就可能在未來，解決轉型中積壓下來的各種問題。按照一句經典的政治格言所說“發展就是硬道理”。所以，對於那些偏執的戰略家來說，只要有利於促進短期經濟增長，哪怕再短視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義出台。改革不再是有確定屬性、確定目標的一種自我生長、自我維護的機制，而徹底變成了經濟增長的一種附屬、一種工具。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蛻變，從服務於全民的改革，變成了服務於短期經濟增長（GDP）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以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為例，這些“改革”雖然有利於贖買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有利於推動廣泛的貨幣化進程和經濟增長，但結果卻是將更多的人拋到了改革之外。

當人民被當作包袱而不是財富拋棄的時候，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會越來越狹窄。於是，一種關於改革、增長、穩定的惡性循環開始了：越是不穩定，就越要推動經濟增長；越是要推動經濟增長，就越是要發力推動符合少數利益集團的改革；而越是推動這種“改革”，就越是不穩定。自此，中國的改革變成一種贖買精英階層的私相授受的權宜之計、一種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純粹的機會主義遊戲；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社會基礎以及歷史推動力。高速的經濟增長固然可以為蛻變了的改革塗脂抹粉，但卻很難說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無情剝奪的弱勢群體。

改革之路走到今天，似乎走進了“迷宮”，怎麼繞也繞不出去了。你說那GDP每年瘋長、國家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屢創新高、銀行裡的居民儲蓄不斷增加，然而老百姓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兜裡的錢多了，或者是都不敢花自己兜裡的錢。有錢人富得流油，可他們就是不去促進“內需”，跑到國外去拉動外需，沒錢的人，“內需” 對他們來說沒什麼關系，一天三餐都還愁不過來，有病不敢看、有書讀不起，房子更是想都不敢去想。有經濟學家說，中國消費不足，是由於國人觀念保守，不如歐美人瀟洒。其實，這哪裡是什麼觀念問題，縱然你開明，也想學人家闊佬富婆，一擲千金萬銀，可要是囊中羞澀，學得了嗎？連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張維迎也堅持認為，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幹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其實張維迎的話不無道理，因為領導幹部才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一旦改革，幹部們當然會受損最大，再怎麼說改革的成果也輪不上工人和農民！！

　　要刺激消費，必須大幅提高全民收入，但是如何提高？中國加薪的困難不在於錢，真正的困難，是如何把錢加到老百姓頭上去。執政黨以及從上到下四套班子的幾千萬公務員加薪容易，老百姓怎麼辦？過去，我們總認為提高收入就是加工資，其實，單純加工資，並不能讓所有老百姓受益，中國至少有八億人不是靠工薪生活的，政府應該加大對全民養老、醫療、失業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進一步拓寬保障面，讓社保不僅覆蓋城市居民，而且也要覆蓋農村，這樣，也就等於實實在在提高了城鄉居民收入。如果13億中國人，大家都沒有後顧之憂，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日有所食，任何改革都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即使有人反對，也是對改革的修正和完善。顯然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修正車輪的方向一直往前，還是往左、往右？該是反思改革的時候了，任何不涉及政治體制的改革必然是畸形的改革。這樣的改革只會讓掠奪者更瘋狂地掠奪，讓飢貧者更無限地飢貧，讓不公正的社會更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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