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開放雜誌記者報導）冰點袁偉時文章一句「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被中宣部閱評組審出六條大罪，上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再報胡錦濤。胡作批示後由團中央操辦整肅冰點周刊。

二００六年中國新年期間，中共黨魁胡錦濤選擇革命聖地延安去看望和慰問老區人民，他一改慣有的嚴謹木訥表情，施展清華大學舞蹈隊時候練就的身手，與村民大扭陝北秧歌，還親自下廚為老百姓炸油糕，此次親民秀超過到山東東明黃河邊與石油工人一起吃除夕飯的溫家寶。可此時的北京剛剛封殺中央大報唯一可看的優秀欄目，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中宣部還直接通知中山大學校黨委：哲學系教授袁偉時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在冰點周刊上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語言功夫更勝一籌的總理溫家寶，中國新年長假後，邀請社會各界代表到中南海，一周內舉行四次座談會，徵求對三月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的意見。座談時，溫家寶向基層代表撂出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中南海的大門是面向廣大群眾的。」也就在這個星期的星期三，中南海附近的派出所抓走了到新華門前進行絕食的維權律師郭飛熊。

冰點事件的影響已擴散到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而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維權絕食運動也已波及中國十六個省和世界各大洲，凡有中國領事館的地方，人們都要把藍絲帶沿著絕食地點一直延伸到中國領事館，「要用象徵著蔚藍色自由的海洋的顏色覆蓋中國人權的沙漠。」對於這兩件影響全世界的事件，中國所有傳媒沒有一個字的報導。

六四期間何家棟說服王光美給常委胡啟立打電話動員他與新聞界對話，李大同和盧躍剛為對話團成員。

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經營了十一年的一個特稿欄目，二００四年四月發展為周刊。誠如十三位中青年學者繼十三位著名中共離休高幹之後，給胡錦濤和各常委公開信中評價：「在過去的十一年間，《冰點》周刊的編輯和記者群體用他們的智慧和勤勉樹立了新聞界的典範。他們通過富於思想性的言論、對重大和有代表性事件的深度報道，啟發了無數讀者的心智，揭示了許多問題的癥結，推進了社會的變革。這種極富獨立性的追求和科學性、建設性的態度使得《冰點》周刊成為這個時代我國媒體中少有的亮點之一。」

冰點的主編李大同和盧躍剛是六四運動保存下來的新聞界的傑出代表。李大同是新聞界簽名的召集人，盧躍剛是中國青年報廣場報導組組長，後來兩個人同時被推選為與中央對話的四人團的成員。當時是經濟學周報總編輯何家棟先生說服王光美給常委胡啟立打電話，動員胡啟立與新聞界對話，胡啟立欣然接受。為此何家棟先生一直心懷愧疚，認為連累了胡啟立。但六四民主運動保留下來李大同、盧躍剛等一大批民主精英，卻是中國新聞界的萬幸。

因為一直拒絕當「喉舌」、當「工具」，對新聞、對社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李大同、盧躍剛遭遇的麻煩始終不斷，他們一直以大智大勇渡過難關。一九九九年上海市政府舉行了一個納稅人給公務員發工資的活動，沒幾天受到了總書記江澤民的嚴肅批評：「公務員為納稅人服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因為我們財政收入的主體還是國有企業，大部分群眾收入還沒有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標準，還不是納稅人。」李大同卻敢於逆龍鱗而上，發表一篇《坐在家裡喝口水也在納稅》的專稿，請專家詳細說明中國的增值稅。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批評周葉中學術剽竊的文章被禁制，因周曾被中宣部推薦進中南海為政治局講課。

二００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冰點周刊發記者調查，揭露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這位法學教授當時就對採訪他的記者威嚇：「你就不要管這事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們總編也會找你的。」果不其然，冰點遭到中宣部氣勢洶洶的問罪，準備發表的後續文章，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的專稿《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槍斃。周葉中的有恃無恐，背景就是由中宣部推薦進過中南海，給胡錦濤和政治局講過課。

像配合連宋訪問大陸發表的龍應台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配合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發表的《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發表的胡啟立七千字的紀念文章《我心中的耀邦》，都遭到中宣部閱評組蠻橫指責，扣上匪夷所思的政治大帽子。

一月二十四日共青團中央宣傳部，一個與中青報平級的部門，竟下了對冰點周刊「停刊整頓」的決定，理由是發表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袁偉時的學術論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團中央宣傳部給袁文強加了六頂政治大帽子，也就是六大罪狀「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一時激發海峽兩岸學者同為袁文和冰點辯護，認為這是要對冰點算總帳，袁文只是藉口。

算總帳一點不假，但「藉口」一說未必妥當。

中國二十世紀兩場恐怖運動，即不識字的紅衛兵（義和團）和識字的義和團（紅衛兵），袁偉時吃狼奶之說觸動了當朝的紅衛兵情結。

袁偉時教授這篇惹禍的學術論文《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並不是初次發表，二００二年就發表過，而且一直在網上流傳，李大同看到後，與袁教授商量重新發表，冰點還作了一些刪改。值得思考的是袁文當年為什麼沒有激怒江澤民，而今天卻激怒了胡錦濤？

按中共程序，應該是中宣部審讀處僱傭的閱評組先審出了大逆不道的六條罪狀，由中宣部上報主管李長春，李再報胡錦濤，胡做了批示，常委討論通過，中宣部再交團中央去辦。

冰點被勒令停刊後，輿論一下就抓住袁教授開門見山的一段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二十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袁教授已有聲明：「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五四學術討論會上，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鄧力群講的：『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我只是借用一下。」看來，能觸動黨中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袁偉時文章中詳細敘述的中國歷史上違背現代化的許多事實。

二十世紀的中國上產生了兩個十分相似的恐怖主義組織，在中國搞過兩場恐怖活動，一個是一九００年發生的義和團，另一個是一九六六年發生的紅衛兵。義和團可稱為「不識字的紅衛兵」，紅衛兵可稱為「識字的義和團」。義和團反人類、反文明的暴行在袁教授著述中有詳盡闡述，而紅衛兵的反人類、反文明的暴行須加回憶，僅舉三件事：（一）、駐印尼大使姚登山回國後，當了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與紅衛兵一拍即合，紅衛兵便在長安街上截住印尼大使的轎車，把大使揪下來搧耳光。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國語學院等十餘個高校的萬人集合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既而衝進代辦處，砸玻璃、砸家具、砸汽車，並倒汽油在使館內放火，代辦處人員從屋中衝出來，遭到院子裡五千人的群毆。一位英國外交人員回憶：「能打到我的人隨手抄到什麼就拿什麼打，女人們也像潑婦般朝我撲過來，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拽，並想用我的領帶勒我的脖子，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來到大門前的。冷不防伸過來一隻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國話衝我喊道：到這邊來！那人拖著我跑向印度大使館（英國大使館背後），他把我藏在大門背後。頭部受到的打擊使我暈了過去，失去了意識，此時的我就像牲口一樣淌著血．．．．．．」使館人員被命令向毛主席鞠躬，違者拳打腳踢。

（三）、一九六六年的冬季，蘇聯使館一位外交人員在東直門大街上走，被紅衛兵發現後對他謾罵、吐口水，後來是朝他身上吐粘痰，粘痰粘在他的深色呢子大衣上，越掛越多，他走回大使館不過幾百米，走進大使館大門，從帽子到黑大衣被糊成不堪目睹的「白色」。

文革之後，紅衛兵的義和團暴行一度被揭露過，但九十年代至今，文革都是禁區。紅衛兵具有的義和團仇外精神被包裹得嚴嚴實實，代代相沿，去年反日遊行，在警察的組織保護下，憤青們一度得以發泄。

今天袁偉時的論文被扣上六條罪狀，是因為他對義和團的批判，觸動了當朝的紅衛兵情結。究竟如何作的批示，因為已有「向古巴朝鮮學習」的惡劣影響在先，中宣部沒有再披露，甘當「替罪狼」，向袁偉時和冰點下黑手。

中國新年過後胡錦濤作出「立即復刊」的批示，中宣部再責成中青報黨組作出復刊七條決定。冰點新主編陳小川為中共政策吹鼓手。

為冰點上書胡錦濤的十三位中共元老中的一位，異常氣憤的說：「拿什麼都可以做文章，不能拿袁偉時的文章做文章！」批袁對國家的影響太惡劣了，很難挽回。

首先影響了台海關係。龍應台公開表態「不在乎熊貓，在乎冰點」。陸委會希望「中共尊重新聞自由。」馬英九也不能不表態。現在陳水扁執意要「廢統」，中共傳媒大爆美國派「密使」勸阻不成，但是你敢不敢承認陳水扁這次是見風使舵？是借全世界聲援冰點，聲討中共的東風，揚台獨之帆？

中國新年長假剛過，胡錦濤就對冰點做了「立即復刊」四字批示。去年胡錦濤在五一九防堵顏色革命的長篇講話中，第一部分指示要嚴格控制所有媒體，尤其提出對不聽中央指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媒體負責人，一定要撤換，但刊物、報紙不必停辦，不要讓外界瞭解內情。中宣部嚴格遵照胡指示精神責成中國青年報黨組作出「關於冰點周刊整頓和爭取早日復刊的處理決定」共七條，其中免去李大同、盧躍剛職務、三月一日冰點復刊，組織對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的批判，是核心內容。獲批覆後於十六日向冰點宣佈，引起又一輪世界輿論的討伐。國內十三名中青年知名學者以冰點作者身份，步十三位黨內離休高級幹部的後塵，上書胡錦濤和政治局常委以示抗議。

冰點新任主編由中國青年報黨組成員、常務副總編、副社長陳小川兼任。此人是ＣＣＴＶ「與總編面對面」欄目的座上客，該欄目是奉命正面解讀中共政策的辯護師和化妝師，陳小川本人被聽眾評價為「從不顧忌個人廉恥人格，專司塗脂抹粉的一個吹鼓手。」

此次鎮壓冰點，安全部門也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拿出李大同與浦志強律師全部的電話記錄以示威脅。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專門找了北大教授賀衛方談話，以同班同學的身份，希望賀衛方不要介入，賀作為冰點作者予以拒絶，回答：「我能不介入嗎？」

《史記．伍子胥列傳》為中國留下了兩個成語「日暮途窮」和「倒行逆施」。楚國人伍子胥為報殺父弒兄之仇，勾結吳國政下楚都城郢，拆了楚國宗廟，挖了平王的墳墓，抄起銅鞭，怒打三百鞭，連楚平王骨頭也被打斷了，腦袋也砍下了。伍子胥鞭屍行為被他先前的好友申包胥知道，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批評他不放過死人太過分，太殘忍。伍子胥回答：「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中共當前對意識形態的管理和對維權活動的打壓應了這兩個成語，或可稱正在奉行「伍子胥主義」？中宣部正是推行伍子胥主義的馬前卒。

附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二十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誌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為什麼會弄到如此地步？一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是被普遍採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於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一八五六年三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為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十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裡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於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一八五八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一八四四年十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一八四二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一、外人入城問題。二、續修條約問題。三、阿羅號船事件。四、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於戰爭過程。

一八五八年，大沽被佔，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一八五九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九百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麵，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佔，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TO和二百萬TO一律增至各八百萬TO；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

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麼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六月十六日已經到達，直到二十五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麼幾點：一、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二、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三、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淀，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為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強佔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勳，也不能迴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為。六月初一（六月二十七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於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於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拏獲滋事之洋人七名，押解前來，一並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為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跡」。……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眾都視為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跡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四日期間，被殺外國人二百三十一名，其中兒童五十三名。他們大都死於義和團之手。至於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五千七百餘人被殺。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餘」。「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之眾」。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擄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並掠及平民二百餘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餘家，亦掠及平民百餘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眾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於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十一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六十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為了決定和戰大計，從一九○○年六月十六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折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六月二十一日下詔與各國宣戰、六月二十四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兇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為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一九○○年四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裡。」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強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裡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麼？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麼兩句話：「六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一九○○年六月十三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固守反抗屠殺，於理於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含糊其詞，彷彿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為對國恥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於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六月二十一日宣戰後的「偽詔」。迫於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一、民族情緒。二、民生困苦。三、列強侵略。四、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象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況歸罪於「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於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況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兇狠了，這等於什麼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況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為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二十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於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闢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有個流行多年為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一九八九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四億五千萬TO賠款（相當於當時將近六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七千多中國人被殺，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佔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佔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並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為「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麼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強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誌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二○○○——二○○一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強烈抗議。……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決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凈化能力的強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麼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卻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於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於弱國和多數民眾。

十九、二十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麼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

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原載《冰點》周刊，本刊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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