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自從我發表了給高智晟律師的那封公開信後，我松了一口氣。但是，這些天來我來回想，仍然不能完全釋懷。我擔心我的那封信會不會給國內的維權活動（這裏我不想用「運動」這個詞）潑了冷水。因此，我今天再寫這封信，向各位呼籲，請你們繼續把國內的維權活動健康地推進下去。我作為一個「六四」死難者的母親，儘管也想盡一份力量，但自量已力不從心。

這裏，我首先要向曾經或正在為民眾的維權活動作出努力、付出代價的律師先生們和法學界人士表示敬意。在這些人士中，有我相識的，也有我雖不相識卻知道他們名字的，他們是：法學家江平先生、資深大律師張思之先生、人權律師莫少平先生以及鄭恩寵先生、朱久虎先生、浦志強先生、滕彪先生、高智晟先生、張星水先生、郭國汀先生。還有幾位並不是開業律師，但我同樣尊敬他們，他們是艾曉明女士、李柏光先生、許志永先生、陳光誠先生、楊茂東先生和范亞峰先生。也許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女士、先生漏掉了，請見諒。

他們之所以值得我尊敬，是因為他們並非一般的開業律師，也並非一般的專業知識分子，他們是幫助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平民百姓打「民告官」官司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他們是通過一個一個個案為底層民眾爭取實在權益的人士。這樣的人士在我們中國很稀有，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到他們的行列。

但是，在這裏我要重申：維權歸維權，政治歸政治，不要把兩件事攪到一塊。我不反對公民從事政治活動，尤其是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活動。我也不反對公民在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騰出手來幫助民間的維權活動。我同樣認為，這樣的人士在我們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向他們同樣表示尊敬。但是，維權活動說到底是法律行為，而不是政治行為。有時民眾因權利遭受嚴重侵害又得不到法律解決而舉行遊行示威、絕食抗議，那也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但是，抗爭的目的仍然是為了使問題在法律框架內求得合理的解決。那種把中國的法律包括憲法統統斥之為「惡法」，反對在現行法範圍內從事維權活動的人，他們所宣揚的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取消主義。這是我無法接受的。

在目前的中國，已開始形成具有各自訴求的維權群體。如法輪功受害者群體，失地農民受害者群體、強制拆遷受害者群體，重大人為災難受害者群體，因言獲罪者群體，包括我們「六四」受害者群體，等等。這些受害群體的訴求各不相同，有的是財產權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人身權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言論權利受到了侵害，有的是信仰權利受到了侵害。我們不能要求他們去做維護他們自身權利以外的事情，也不能要求他們去做目前不願意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

一個權利遭到無端侵害的人，有時產生一些非理性的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不可取的。作為「六四」大屠殺的受害者，我們也曾有過非理性的衝動，甚至一些成員還有過拼個魚死網破的念頭，但我們後來冷靜下來了。我們意識到，「六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別的路子不現實。在「六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向檢察院起訴了「六四」元兇李鵬，這就是按法律辦事。我們不會放棄此項指控，除非他死了。以此為契機，我們定下了合理解決「六四」問題的十二字方針，即：和平理性、民主法制、協商對話。

自2000年我們用「天安門母親」來命名「六四」受難者這個群體之後，又逐漸達成了一些共識，這些共識都寫在了2001年發表的、由112位「六四」受難者簽署的《天安門母親的話》中。其中說：

「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也許我們做不了什麼，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今天，我們將把這種愛視為一種責任，希望以此來呼喚人們的良知，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來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裏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我們相信，這種來自生命源頭的愛是偉大的；她作為一種責任，將使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智慧，也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從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與殺戮。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今天，我仍然堅持這樣的理念，不會因各種各樣的非議而有所動搖。有媒體記者問我：在我寫給高智晟先生的那封信的背後有什麼「深意」？我現在可以回答，所謂「深意」就是我在上面引述的那些話。我想，律師先生們雖不會用上面那些話去辦案，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這樣的信念，我更相信有這樣的信念對中國的未來只會有好處而不會有壞處。

我們面臨的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我們要用道義和文明來「解構」（這裏我想不出更好的詞）專制者的野蠻和無道。前不久臺灣的龍應台女士為《冰點》被封給胡錦濤寫了一封信，題目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今天我要對國家領導人說的，也是這句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想，假如他們不這樣做的話，等待他們的必將是被今天的文明人類所唾棄。

丁子霖2006年2月28日於北京家中

(2/28/200612:31)

來源：新世紀(//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