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 本來，討論曹長青文風的文章，我只準備寫一篇（見香港《開放》月刊2006年3月號）。這兩天稍有閒暇，又突發奇想，不妨把曹加以引證的三篇文章也找來再讀一番。（三篇文章是：劉賓雁的《尋找共產黨》以及兩位記者對劉賓雁的採訪《走出千年泥濘》和《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讀後，對曹長青的文風又有新認識，現與讀者諸君分享。

曹長青十分寬容地寫道：「劉賓雁在中國當時那種封閉情形下提出『第二種忠誠』還有情可原，但他在美國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接受紐約『新唐人電視』採訪時，還明確宣稱：『《第二種忠誠》裡應該說的是對共產黨的忠誠。……我認為應該提倡這種精神。』」

——曹長青的以上轉述能否信任呢？我找來這次電視採訪（《走出千年泥濘——訪劉賓雁》）一查對，發現原文與曹文的轉述大異其趣。曹長青從原文中刪去了對『第二種忠誠』的解釋，代之以省略號，只留下了一頭一尾。他刪去了什麼內容呢？——「我認為有三種忠誠：一種是老黃牛，黨說什麼就是什麼，愚忠嗎（嘛）。第二種忠誠是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堅持正確意見，敢於和黨內錯誤的東西作鬥爭。我寫的兩個人都不是共產黨人，但都對黨的錯誤，包括毛澤東的錯誤面對面的進行了鬥爭。」本來，作家採用易於誤解的題目和提法（如「第二種忠誠」）屬於「走險」，這是需要進行一番解釋的。在經過如此剪裁的文章裡，劉賓雁成了一個對中共盡愚忠的老頑固：「在美國住了十七、八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還「提倡這種精神」。在被曹長青刪節的文字裡，劉賓雁恰恰以明確的語言解釋了「第二種忠誠」不是愚忠，而是「鬥爭」。你可以說劉賓雁還不夠徹底，共產黨不僅僅是錯誤，而是罪行等等，完全可以，但你不能斷章取義，故意省略掉人家的核心內容，歪曲觀點，然後武斷地宣告「第二種忠誠」就是「對共產黨的忠誠」。作為一位著名的成熟的寫作者，這有明知故犯之嫌了。

事情還沒有完。緊接下來，曹寫道：「這家電視台的專訪結語是，劉賓雁『仍然沒有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誠能夠得到黨的理解。』」——好極了，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同盟軍！但是，這裡說的，似乎不像是我們大家所瞭解的劉賓雁呀！我只有再去查找原文。天哪，這哪裡是什麼「結語」！連全文的一半還沒到。而且，重要的是，雖然採訪的是晚年劉賓雁，但此處所談論的，是劉賓雁剛剛被打成右派之後的狀態，是青年劉賓雁。曹長青在這裡有兩處要緊的改動：第一，把劉賓雁青年時代的已屬於「過去時」的政治幼稚偷換為晚年的「現在時」的愚蠢；第二，把採訪者在文章前半部分的一句話偷換成「專訪結語」。如此一來，劉賓雁1957年剛當右派時的思想，就神奇地越過半個世紀，原封不動地成了晚年的思想！劉賓雁自1957年之後大半生的貶謫、抗爭、流亡及其思想流變，全被一筆勾銷。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使用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再怎麼也是說不過去的。

讓我們來看看，同樣一位曹長青，在幾年之前是如何寫的。在回顧他曾任副主編的《深圳青年報》成就時，他寫道：「該報還獨家了發表當時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對作家劉賓雁寫的有爭議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的肯定性評價，其醒目套紅標題為：『一個國家沒有第二種忠誠就不能興旺，一個政黨聽不得不同意見就不會長久』。該報道援引萬里的話說，中國這場改革不僅需要雷鋒式的第一種忠誠，更需要陳世忠式的第二種忠誠。『即敢於冒死向黨中央上書，呼籲政治決策民主化，反對政治盲從。』」——注意：在曹長青的這篇文章裡，「第二種忠誠」就不是忠誠於共產黨，而成了「反對政治盲從」。不僅如此，曹長青還在「直接挑戰共產主義制度」的小標題下，寫了大段介紹「著名敢言作家劉賓雁」的文字。（曹長青：《抗爭的聲音：<深圳青年報>——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之三》）在需要批評劉賓雁時，這些幾年前說過的話，他忘了。

讓我們再回到電視採訪上來。

曹長青所謂的「結語」不是結語，那麼真正的結語是什麼呢？《走出千年泥濘》的真正結語，是在曹文所引證的「結語」3千餘字之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用這首詩來形容現在劉賓雁也許是再也合適不過了。他的一生可謂是風風雨雨，坎坷不平。但他卻從未因此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他沒有因為得到榮耀而變得阿諛奉承，也沒有因為遭受迫害而屈服權勢。他始終保持著一個正直善良的好人所應有的氣節。朋友們，我們的故事就到此結束了。讓我們由衷地祝願劉賓雁先生順利完成他的宏偉寫作計劃，更期望我們的祖國早日走出那千年的泥濘。」

曹文歪曲多維長篇專訪《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

在《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中，曹長青繼續寫道：

「紐約《多維時報》在劉賓雁去世前幾個月對他的長篇專訪，題目就是『尋找共產黨』，這是劉賓雁用過的文章標題，他對採訪者說，他寫過的文章，最喜歡的是這篇，該篇的核心論點，是要尋找一個好的共產黨。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異議份子，而只是一個被共產黨遺棄的『忠誠的共產黨員』」。

有過了前述閱讀體驗，我很難再像過去那樣對曹長青文章持無保留的信任。我找來《多維時報》這篇專訪，作者是高伐林。聽到劉賓雁說他最喜歡的文章是《尋找共產黨》，高伐林反問道：尋找共產黨？為什麼？！——顯然，這又是一個易於引起誤解的屬於「走險」的題目。於是，高伐林特地把「尋找共產黨」定為小標題，進行了大段引述。

記者引述劉賓雁的《尋找共產黨》：「八十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曾以各種方式尋找過中國共產黨。下場各有不同。」1980年，劉賓雁在張志新的檔案裡看到，她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不管審訊者問她什麼問題，她老是說：『我要找黨』，『我要找黨』……」「因為文革使她認清了毛澤東，知道這個黨走到邪路上去了。」張志新找黨的下場是「被割斷喉管」。——顯然，張志新要找的黨，不是割斷她喉管的這個黨。——劉賓雁寫道：「『她找黨』的結果是找到了死亡。」

記者繼續轉述劉賓雁：「又過去了十幾年，那個黨已經腐爛得面目全非，還在首都創造了殺人的歷史紀錄，現在大學生中入黨居然又成了熱門！」——在這種情況下，為何還有這麼多人「找黨」呢？劉賓雁繼續寫道：「真正執著於其黨籍的黨員，有兩種。大量的，不是進了牢房、尚未殺頭的貪官，就是已經被『雙規』或者可能被『雙規』的官員。但在另一個極端上，也能找到珍惜其政治身份的共產黨員，他們想盡其所能地減輕些百姓的痛苦。」——劉賓雁和這些少數共產黨員要找的，顯然也不是這個「腐爛」黨、「殺人」黨。

接下來，在和多維記者的談話中，劉賓雁談到「解放軍圍困長春期間曾有意地使15萬人活活餓死」，「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血淋淋的真相」，「還多次提到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七十年代波爾布特屠殺百萬以上柬埔寨人的罪行，是由中共指使，提供訓練、裝備、經費和軍事顧問完成的。後來為保護那批殺人犯，中共又於1979年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以牽制越軍對波爾布特的攻勢……」（高伐林：《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專訪旅美著名作家劉賓雁》）——劉賓雁要找的黨，難道是這個殺人如麻的「血淋淋」的黨嗎？

記者另起一行，鮮明地寫道：「他要尋找的共產黨，當然不是這樣的共產黨！」

記者總結道：「文學上有所謂『永恆的主題』一說，對於劉賓雁來說，這一生的永恆主題是『中國老百姓』：他們苦難深重的過去，他們不斷惡化的現狀，以及他們難以預測的未來。劉賓雁以一個最簡單的標準──老百姓的處境，老百姓的希望，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來判斷是不是該尋找的共產黨。」

綜上所述，讀完多維長篇專訪和劉賓雁《尋找共產黨》兩篇文章，不懷偏見的人們，應該能得出以下結論了：

劉賓雁所謂「尋找共產黨」，大致有以下三層意思：

一是如張志新那樣的少數黨員，在尋找理想中的共產黨（張志新找到了死亡）；

二是如貪官污吏那樣的大量黨員，投靠腐爛的共產黨；

三是人民將清算雙手染血的共產黨：「中共繼續衰敗下去，一旦政權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會是『尋找共產黨』，不過這一回將不是投靠，而是算賬了。單是『六四』和鎮壓法輪功這兩筆帳，它就難以招架。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吃俸祿者，恐怕至少在道義上不能不分擔一份責任。至於滿朝文武，更難辭其咎。……有理想、有抱負的共產黨員，恐怕現在就該考慮如何同江澤民集團劃清界限，另立門戶了。」（劉賓雁：《尋找共產黨》）

你可以說劉賓雁仍然過於理想主義，你可以說共產黨絕不可能改邪歸正……你唯獨不能說劉賓雁的「核心論點，是要尋找一個好的共產黨。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異議份子，而只是一個被共產黨遺棄的『忠誠的共產黨員』」。

我真是很困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使曹長青如此行事？既然對劉賓雁「懷念」、「感動」，還稱之為「黑暗中一束道德的光亮」，又何苦如此這般？行文至此，又覺得文風問題恐怕不僅僅是寫作規範和職業道德問題。更深一層，還在思想。真理在握，居高臨下，自然想打倒論敵。謙卑一些，對自己留有一線疑慮，則又是另一種態度。

大多數作家並不擅長於邏輯嚴密的政治哲學式表達。劉賓雁亦然。他的浪漫氣質和理想主義，的確也使他的許多政治表述有欠明朗清晰。這是不應苛求的。在他為拙作《紅色紀念碑》所寫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從十四歲到二十五歲，我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懷有強烈興趣……我並未發現馬克思主義和曾經同樣鼓舞我走向革命的俄羅斯文學所體現的人道主義有任何衝突……」——從這段話裡，我們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一，「俄羅斯文學所體現的人道主義」是劉賓雁思想的基礎；二，劉賓雁認為，他所理解並認同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嗎？曹長青大約不會認同，我也不能簡單認同。於是，當大家都說「馬克思主義」時，我們三人的所指，顯然就不能同一了。這裡有名實之辨，是不應粗暴對待而要小心分析的。同理，我們在談到共產黨時，也各有相異的理解。我和曹長青認為那是殺人黨，甚至就是「共匪」。劉賓雁雖然也同意是殺人黨，但他感情深處，總是難以抹去他自青少年時代就以身相許的經歷與信仰，還有那些仍然在苦苦支撐的好同志。這是劉賓雁「不徹底」之處，但這也是劉賓雁比我們更富於人性之處。限於篇幅，此一問題，不打算在這裡展開。

曹文張冠李戴更改引文出處

真可謂開卷有益。在閱讀過程中，我多次看見如下一段文字：「劉賓雁在自傳中說，『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為這個黨的事業主動地、多少有點創造性地獻出我的力量時，我卻開始成為它的最危險敵人。』」這段文字，位於曹文「劉賓雁認不清共產黨的狼性」那一小節中，目的要證明劉賓雁對共產黨的幻想與忠誠。我覺得劉賓雁這段話很眼熟，記得還標了紅，不是自傳，而是哪篇文章。稍一查閱，果然，其出處是《走出幻想》（《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但曹文明確說引自劉賓雁自傳，這就等於說劉賓雁自己抄自己。這倒也不希罕，但怎麼一字不改呢？我上網查劉賓雁自傳，認真閱讀了反右前後幾章，沒有找到這段話。會不會在其他位置呢？又特地找來一個便於電腦查找的劉賓雁自傳文本，分別搜尋了四個關鍵詞：「同心同德」、「創造性」、「獻出」和「最危險」，結果毫無所獲。也就是說，這段引文並非出自劉賓雁自傳，而確實引自《走出幻想》。——這可真是一件費思量的事情。在這裡，我只能說我的猜測，讀者諸君看是否有理：曹長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證明劉賓雁對黨的忠誠與幻想，如果註明引文出處是《走出幻想》，說服力恐怕就不太強了。可是，引文還是符合需要的，不如就把它嫁接到自傳上去，反正也是回憶性文字，誰能看得出來？——是不是這樣呢？可能我誤解了，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不過，以我這智商，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釋了。如果真是這樣，也就不好了。

我不反對批評劉賓雁。我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真誠擁護者。劉賓雁確實有局限性，並非完人，但要批也不是這麼個批法。我只希望，批評時，要遵守基本寫作規範，要注意人的複雜性，不能選擇性太強，把不符合自己論點的材料全部扔進大西洋。曹長青使用多種手法，塑造了一位他希望我們相信的劉賓雁。他筆下的劉賓雁，從來就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異議份子，而只是一個被共產黨遺棄的忠誠的共產黨員。——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來看看生活中那個真實的劉賓雁：

「……幾乎從我接觸中國共產黨那一時刻開始，它對於個人、個人自由的近似殘酷的壓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劉賓雁：《紅色紀念碑》序言）

「中國共產黨正在向黑社會勢力轉交政權。官方承認，黑社會已經擁有三千多萬人馬，是中國除共產黨外最強大的有組織勢力。共產黨和黑社會在廣大地區已經組成聯合政府。」（《劉賓雁在獨立筆會自由寫作獎授獎儀式上的演講》見博訊網筆會網頁）

「一些不知近代文明為何物的農民領袖……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對現代文明油鹽不進，否定個人和自由，敵視人道主義，視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傳統』之名推行全國。殘酷、卑鄙和虛偽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寶。」（劉賓雁：《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劉賓雁：《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我們這一代人曾以為自己獻身於中共所領導的鬥爭可以使我們的子女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此刻，我們下一代中的優秀分子不是已經慘死於屠刀之下，便是在被瘋狂追捕之中。……/四十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眾叛親離，遭到全世界的敵視，從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須靠謊言以及對一切可疑者斬盡殺絕的辦法圖求苟安。……/喪鐘已經敲響，中國埋葬它的最後一批封建軍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劉賓雁自傳後記》）

——這是我隨手摘錄的幾段文字。這類文字，只要篇幅允許，還可以這樣一直摘錄下去。如果寫下了這些文字的劉賓雁「從來就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異議分子」，那誰還是呢？是我？是曹長青？難道這就是「眷戀共產黨」（見曹文）？難道這就是「被共產黨遺棄的忠誠的共產黨員」？最後這段文字，寫於六四鎮壓之後不久。那不可抑制的義憤至今仍在字裡行間燃燒！正是類似的寫作和演講所反覆發出的對中共極權制度的絕決聲討，使劉賓雁夫婦開始了長達18年的漫長的流亡生涯。一直到臨去世前兩個月，被癌症消耗得飲食難進、氣息奄奄的老人，還通過廣播向欺凌工農民眾的統治者發出最後的抗議。為著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劉賓雁確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劉賓雁：人道主義傳統的光輝典範

曹長青責問道：「沒有人要追究那些老共產黨人的責任，讓他們上絞刑架，但他們為什麼就死活不承認自己年輕時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理論呢？如果他們都沒錯，從胡耀邦、趙紫陽，到劉賓雁們，個個都是受害者，都沒有責任，難道中共的所有罪惡，都是毛澤東一個人幹的？」

這段責問是有一定道理的。每個參與者，都要分擔責任，都要懺悔。哈維爾已經把話說透了：「我們每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細思量，胡趙劉們參加革命尚在青少年時代，我和曹當官方報刊副主編已在40歲上下，完全懂事了。在這個意義上，曹和我有沒有罪呢？將心比心，我們又承擔了什麼罪責呢？在上述曹長青介紹《深圳青年報》成就的文章中，唯有評功擺好，罪責是絲毫無有的。

中國共產黨，從它武裝暴動武裝割據起，經兩度內戰、暴力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人造饑饉、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結圈地搶錢，其罪惡真可謂罄竹難書！但作為這個政治集團中的個人，則又需要具體分析。胡耀邦、趙紫陽作為共產黨領袖，確實參與過許多不義與血腥，（手上沒血，能爬到高位嗎？）但是，當他們為著抗拒邪惡而自覺擔當苦難之際，以往的罪錯已經洗淨，而開始變得聖潔。我找不到法理依據，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動過共產極權社會走向瓦解的前共黨領袖們，如匈牙利納吉、捷克杜布切克、蘇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過瞬間之事。劉賓雁對中共革命的認識確有不足，這是他的局限。如果他有更深的反省自然更好。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也確實因為他參與不深，體驗有限。他只是短暫參與過土改，同情則在地主方面。許多青年人抱著高尚理想和獻身熱情參加到這樣一場革命中去，這不是道德悲劇而是歷史和命運之悲劇。劉賓雁覺醒較早，中共建政之初，便率先揭露陰暗面，影響遍及全國，一生不改初衷，遭毛、鄧、江、胡四代君王嫉恨。兩次開除出黨，22年右派（其中5年農村勞改，兩次「戴帽」），18年流亡外邦，卻愈挫愈勇，至死堅貞。如此劉賓雁，還需要怎樣追究責任呢？哪怕流亡至死抗爭至死，也罪不可赦嗎？

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會有政治罪名，不會有集體罪名，更不會有集體的政治罪名。當年，共產黨以集體政治罪名「國民黨」、「反革命」處決了數百萬政治反對派，有朝一日，我們也會翻過來以集體政治罪名「共產黨」、「極權主義者」處決政治反對派嗎？或者，我們也來打他多少萬「左派分子」嗎？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會說：「弟兄們，對不起，這不是我終生為之奮鬥的那個社會。」我也會像劉賓雁那樣，和這個新型的專制英勇對抗，並以殘存的生命，尋找真正的右翼。

我不是暗示曹長青將會如何，我們這裡在談思想。那麼，從思想上敵視、歧視劉賓雁與之「不謀而合」的西方左派也是合宜的嗎？曹長青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西方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言之差矣。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極權社會裡的人，熱烈嚮往西方民主制度，對西方左派多有怨怒，倒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再往深處裡思想，這裡沒有異端，或者異端也擁有同等的權利。所謂自由社會，就是沒有官方意識形態的思想真正自由的社會。一切思想，包括曹長青與我極其厭惡的共產主義思想，在這裡都不受歧視，而擁有機會均等，表達自由的一席之地。這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其自由、平等可以抵達其邏輯的頂點：那些宣揚不自由不平等的思想，在這裡也是自由平等的。（再具體到劉賓雁，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不認為「自己年輕時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理論」，又沒有撒謊習慣，你叫他「承認」什麼？）

如果我自稱為右翼，那不僅意味著我堅定不移地反對共產黨，而且也意味著我要堅守另一項至關重要的原則——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來反對他們。

我批評曹長青，並不是說我就比他高明。他的許多文章我都是很贊同的。這篇《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也有積極意義，至少它的出現，促使我們加深了對劉賓雁思想人格的進一步理解。我們屬於「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我們是讀著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教科書長大的。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與劉賓雁相比，我們的階級性太強，而人性太弱。我們心中的悲憫太少而仇恨太多。所以，對曹長青的批評，在相當大程度上，也可以視為我的自我反省。環顧前後左右，在我所熟悉的所有同時代人中，劉賓雁還是最純正傑出，最富於愛心的。

劉賓雁對人民、土地、祖國的永恆之愛，他的堅貞不屈，英勇獻身，他的悲憫謙恭，希望信仰，是人道主義偉大傳統在中國的光輝典範。這個充滿人性的人物，是中國現當代史中深重苦難饋贈於我們的回報。他的生活與思索，超越了階級、政治、黨派、意識形態。他屬於全體中國人。

2006年2月8日於華盛頓D.C.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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