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憲政民主是消除權力腐敗的需要

不僅如此，還有權力腐敗和社會公正方面的問題。當今我國社會的腐敗程度不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超越先人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據說世界上頗具權威性的「透明度國際協會」，每年都要公佈全球各國腐敗情況年度排名。在1996年該協會公佈的排名表上，腐敗現象嚴重的前5名國家依次是：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肯雅、孟加拉和中國。1999年，該組織第一次就行賄現象委託著名的蓋洛普公司做了調查。蓋洛普公司徵詢了14個國家的近800名企業高級主管，對19個主要出口國家進行了。結果中國名列榜首。

另一個國際組織「政治經濟風險諮詢機構」於2000年3月發表了亞洲地區腐敗情況年度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位居腐敗嚴重國家之列。按照該調查報告的評分，0代表沒有腐敗，最腐敗的國家或地區指數為10。中國的腐敗指數為9．11，超過上年9．0的水平；臺灣為6．89；香港為2．49；亞洲最少腐敗的國家新加坡為0．71。該報告還指出：亞洲最腐敗的國家是印尼，但印尼今年（2000年）的腐敗情形稍有改善。而中國今年的腐敗情況卻更趨惡化。據中國官方正式披露：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35084件，涉及40162人；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官員1714人，廳局級官員103人，部級官員3人。同期，中紀委查處的地（廳）級以上黨政官員304人，各級執法機關查處的縣（處）級黨政官員3970人。

1999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近4萬件，查辦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2100多人。而據中紀委公佈的資料，1999年因貪汙腐敗等各類案件受到查處的縣（處）級幹部為4092人，地（廳）級幹部327人，省（部）級幹部17人。（2000年2月28日《中國合作新報》第4版）據浙江省紀委宣教室披露的數字：1994—1999年間，浙江省紀檢監察部門共查處黨員幹部39681人，其中縣處級幹部817人，地廳級幹部67人。（2000年6月16日《光明日報》）誰都知道，受到查處的貪官汙吏只是實際人數中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說只是冰山之一角。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實際的貪汙腐敗狀況已達到十分嚴重和非常普遍的程度。權力腐敗日趨嚴重，造成社會不公正現象普遍存在，人民的利益頻繁受到侵害，執政黨的統治基礎也為之動搖，政治危機愈積愈深。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狀況呢？我們在檢察機關對貪汙受賄的腐敗官員的起訴書中屢屢看到這樣的內容：「不受制約的權力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

山東省泰安市前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就是一個實際的例證。他的原話是：「官做到我們這一級，就沒人能監督了。」可見，如果不在建設市場經濟體系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建設憲政民主，對權力給予必要的制約；那麼，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扼制腐敗現象的滋長，還會使人民和國家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甚至使改革取得的成果付之東流。

象每米造價高達1.3萬元的「爛泥工程」——浙江省錢塘江防洪堤（該堤護衛著杭州市區和杭嘉湖平原一千多萬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修建工程，在修建過程中，建造單位竟然層層扒皮、偷工減料、甚至往裏面灌注爛泥，造成的特大隱患至今仍未排除；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長堤決口，造成上億元的經濟損失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被朱鎔基怒斥為「王八蛋工程」、「 豆腐渣工程」）；1999年1月4日發生的重慶市綦江縣「虹橋」垮塌案件致使40個無辜生命死亡、並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難道還不足以證明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嗎？這樣的腐敗工程、腐敗案件近年發生的還少嗎？（注：在本書寫作期間又不斷傳來垮橋塌路沉船的消息，如1999年4 月17日早上7時30分，四川省通江縣王家灣彭坎岩公路大橋再次垮塌，20多位民工墜入40多米的峽穀，6死11傷。

1999年9月6日淩晨2點，投資3．5億元的京珠高速路靠椅山隧洞工程發生重大崩塌事故，22 人被困在崩塌的隧洞中，9人死亡。1999年11月24日，山東煙大汽車輪渡公司「大舜」號客貨混裝船在牟平薑格莊附近海域擱淺沉船，290多名乘客、船員喪生。2000年6月22日，四川省合江縣一艘名為「榕建號」的小型客輪在當地長江出川口的劍口傾覆，130人喪生。．．．．．．）還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令執政者幡然醒悟呢？所以，完全有必要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同時，制定和實行「民主興國」戰略，將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進行。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動員起廣大民眾參與改革、振興中華，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現象，才能建立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否則，即使實行了市場經濟，也只能是腐敗的市場經濟；即使實現了「現代化」，也只能是畸型的現代化；這樣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決不是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不要也罷！

實行憲政民主是保證人民做國家主人的需要

民主理論告訴我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主權的來源。我國現行憲法的總綱中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在政治理論中，通行的觀點是：各級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是人民的公僕。但是在我們國家的現實生活中，卻常常出現本末倒置的現象：本該是公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卻成了人民的主人，作威作福，人民反倒成了公僕，遭受欺壓，主權被顛倒，人權被縮減（為生存權）。這種現象的存在說明，僅有法理上的規定是不夠的，要想使人民的主人地位得以落實，還必須建立制度性的保障。這種制度性的保障就是憲政民主政制，因為憲政民主政制正是著眼於控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增進公共福利的一種制度安排，它通過民主、法治、限政等一系列切實有效的制度，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以實現。

沒有這樣一整套制度作保障，人民的主人地位就會變成空洞的口號，來源於人民的主權就會變成淩駕於人民之上的威權。有人說：共產黨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樣說，也是把一種說詞當成了實際。道理很簡單，代表不是自封的，更不可以強加於人。你要當代表，就得由人民來選擇，選擇的辦法就是民主選舉。如果在公正的民主選舉中，人民投票支持你，你才能取得代表的資格。如果人民並沒有投票選舉你，甚至連投票的權利和機會都失去了，侈談「代表」何以服人呢？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宣稱代表人民，而是應該通過政治改革還權於民，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角和最終決定者。而要做到這一點，實行憲政民主是必要的條件。

實行憲政民主是國家和平統一的需要

由於歷史的原因，造成中國事實上的分裂，大陸與臺灣分屬不同的政治實體。這種局面自然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願看到的。有些持極端見解的人士主張發動戰爭，以武力統一國家。筆者認為此議決不可行。第一，海峽兩岸生活的都是中國人，天下哪有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道理？第二，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除非遇到外敵入侵的情況，斷無主動開啟戰端之理。第三，海峽兩岸的人民均渴望和平發展、安居樂業，戰爭不僅會中斷兩岸的和平發展進程，而且會對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破壞，因而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是不可原諒的罪行。第四，發動戰爭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準則的行為，必將受到全世界人民和主持正義的力量的譴責與懲罰，使好戰者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所以，要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只能採取和平的方式，走和平統一的道路。要實現和平統一，最大的阻礙並非來自臺灣的獨立勢力，因為堅定的台獨主張者即使在臺灣也是少數派；而是來自大陸，一方面是由於大陸與臺灣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正在縮小；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大陸未實行憲政民主，在政治方面與臺灣存在著根本的制度差異。絕大多數臺灣人不認同大陸的政治制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只要大陸一天不實行憲政民主，兩岸的和平統一就不會找到實質性的解決辦法。真正的愛國者、贊成祖國和平統一的人士，不應不切實際地期望臺灣方面屈服，而應致力於在大陸推進憲政民主。只有在大陸建立憲政民主政制，才可能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實行憲政民主是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需要

中國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面對即將入世的挑戰和「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必須加快解決體制問題和制度創新的步伐，使我們國家儘快融入國際主流社會。在《中國合作新報》和上海經濟發展研究所舉辦的「2000年中國經濟形勢預測暨‘新經濟’理論研討會」上，一些學者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著名政治學學者劉軍甯認為，經濟現象背後的體制問題應該更受關注。以資訊時代為代表的「新經濟」時代，需要給人更多的自由，需要給人更多的創造性。如果一個體制不能適應傳統的工業經濟，它就更不能適應「新經濟」。在中國，我們感覺在傳統工業上我們落後了，是不是可以在「新經濟」時代上找回來？不是這樣的，新經濟意味著要給人更多的自由，比傳統的經濟形態的體制給人的自由更多。

如果新的經濟形態下的體制不能滿足這一點的話，那麼「新經濟」是不可能成功的。對於新經濟來說，有三個方面的自由：資訊更自由的流動，人更自由的流動，知識更自由的流動。三個加在一起構成資本更自由的流動，資本流動的越快，增值的速度就越快。在中國，以傳統方式發展工業化至今為止並不成功，這裏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成本。中國為什麼制度成本這麼高？問題的癥結在於，不是中國人太笨，想不出好辦法拿出來解決國家的問題，而是好辦法拿出來不能被採納。換句話說，決策部門考慮的核心問題不是政策的合理性，而是決策部門的利益。比如你要辦網路公司，就會發現，資訊產業部要求，所有網路公司必須用公用介面。我們一方面說要發展新經濟，要科教興國，另一方面卻讓資訊盡可能慢的流動。一方面舊體制由於部門利益驅動造成了高成本，另一方面還要設置一些體制的障礙，讓這些資訊、這些知識、這些人更慢的流動。

中國要面對「新經濟」，必須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科學院的學者康曉光認為，「新經濟」時代的很多產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的創造性，而人的創造性與一個制度提供給他的自由空間是相關的。所以說一種制度給人帶來多大的自由，一種文化對人的創造性提供多少機率，這是「新經濟」十分重要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要想把改革開放搞好，並且要抓住這樣一個機會，調整經濟結構，形成新的發展點、增長點，實現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就是對人的創造性的解放，通過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制度創新，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什麼樣的機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今後10—20年，中國社會領域應該發生深刻的變革。也就是說在政治、社會、經濟這三大領域裏，社會領域的改革是當前最重要的事情，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離不開一個發育正常的市民社會（筆者認為提「公民社會」更為恰當；下同。

在本書第八章「培育公民社會」中將詳加論述）的支撐，而真正的民主社會如果脫離了市民社會也不會有效地運轉，所以社會領域的改革是市場經濟進一步發育所必須的一個制度性支撐。同時，加入WTO意味著我們要按照國際主流社會共同制定的自由貿易規則辦事，要改變我國現行的各種與之不相符合的規章制度、包括法律，要加快實現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變。否則的話，就必然會在經濟全球化與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被動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要想避免這種不利局面，只有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建設憲政民主。 (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