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3日訊】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改革就已成爲大陸權勢集團和一些知識精英利用政治特權來操縱市場力量以自肥的一種把戲。大陸的廣大農民和工人，從自身的經歷中早就明白了這一點。因此，“改革”二字，不僅遭到多數民衆的冷漠，甚至令他們反感和恐懼。正如有人所說，多數人期望的改革早就死了。

但是，在專制的淫威下，這一現代版的“皇帝新衣”一直在繼續，一些人從中得到了以前做夢也不敢想的財富和地位。現在，隨著越來越多被“改革”逼得走投無路的人選擇去抗爭，“改革”，這件妙不可言的新衣終於在大陸的媒體上遭到空前的質疑。最近以來，大陸的一些重要媒體，如《經濟觀察報》和《財經》雜誌，紛紛組織學者官員對“改革”進行“反思”，並稱2006年是“改革”的“反思年”。

大陸媒體爲什麽突然熱衷於推動“反思改革”呢？民衆對所謂“改革”的不滿日益增加，顯然是最重要的因素。現在，對民衆情緒毫無反應的媒體在大陸也是難以生存的。但衆所周知，在一黨專制的大陸，上層的政治永遠是比民意更重要的因素。大陸百姓對改革的失望與不滿，由來久矣，媒體並非不知道。媒體現在敢於組織“反思改革”，是因爲批評江朱時代的“改革”，已成爲胡溫的政治需要。這主要倒不是因爲江朱的勢力仍在挑戰胡溫，而是江朱時代留下的嚴重後果，已如此明顯，如繼續回避，胡溫就無法促成起碼的共識來推行新的政策。

其實，大陸的左派們近幾年一直在攻擊江朱時代的“改革”。在中共高層守舊勢力的支援之下，他們在網上，在校園都有一定影響，但長時間得不到主流媒體的青睞，因爲支援政治上並非主流的左派，並不符合媒體自身的利益。這種情況在2005年有了較大的變化，郎咸平，這位來自海外的“左派”新面孔，得到了網民和媒體的追捧，給批評“改革”帶來了新勢頭。於是，受到鼓舞的老左派們也紛紛出擊。雖然劉國光，左大培這些老面孔並沒有多少人望，但他們充分利用了胡錦濤回歸“正統”的心態，利用了守舊勢力在高層的政治影響，斬獲連連。馬列研究院的成立，尤其是“物權法”被阻擊，就是明證。

至於在江朱時代出盡風頭的“主流經濟學家”，則突然發現，批評和反思改革的聲浪讓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因爲90年代一些傷害民衆至深的所謂改革，如1998年的所謂糧改，以及強迫國有企業職工大規模下崗，“主流經濟學家”或明知有大錯而不敢說，或參與其中名利雙收。於是，面對“反思改革”的壓力，這些不義改革的既得利益代表從沈默轉向以攻爲守，擺出了“誰反對我，誰就是反對改革”的架勢。吳敬璉公然斷言，貧困群體反對改革，言下之意，誰要代表受傷害的窮人來批評他，誰就是反對改革。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久違的皇浦平，突然從天而降，高呼“改革不可動搖”。

站在正義的立場，對改革進行理性反思的嚴肅學者有沒有呢？有，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就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孫立平尖銳地指出，江朱時代的改革並非僅僅是失誤，而是遭到了強勢集團的系統扭曲，因此，改革總是對多數人不利，對少數人有利，對強勢群體有利而對弱勢群體不利。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扭曲呢？孫教授的解釋是，大陸的改革在體制沒有根本變革的情況下就産生了新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利用這種充滿弊端的體制，形成了“精英聯盟，寡頭統治，贏者通吃”的格局。

孫先生只不過講出了大家早就看到的現實，但他敢用學者的影響力讓輿論聚焦于江朱改革之不義，不能不令人敬佩。這樣的學者越多，“皇帝新衣”的把戲就越難演。問題是，在當今的大陸，這種認真的反思足以讓正義的改革起死回生嗎？

正如孫立平教授認識到的，要糾正改革的扭曲，需要一套新的改革機制。但這套新的改革機制又從何而來呢？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在專制下實現公平正義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要打破這一悖論，需要大智大勇，敢於擔當的領袖人物。胡溫雖有親民的意願，但他們生怕自己成爲趙紫陽和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對改革的反思如果去除不了當權者這種道義上的怯懦，那就只能像晚清那樣，越改越促發革命。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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