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希望之聲《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

《九評之二》第三節《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李唐：歡迎各位聽眾朋友來到《九評空中讀書會》，我們在上集進行到《九評之二》的第三節《黨邪惡基因的表現》，講到了第一部份《黨史的特徵——永恆的恐懼感》及第二部份是《一以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讀的是第三部分《黨是成熟的流氓》。

（朗讀）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像、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鬆時緊，外鬆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置於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慾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成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瞭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裡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朗讀完畢）

李樂：我覺得有幾個部分可能大家不是這麼的瞭解，比如講到王實味，他是北大肄業，因為沒有錢讀不下去，但是他的文采非常好。「野百合花事件」就是他在1942年 (李唐：延安時期的時候) 寫了一篇《野百合花》，其實這篇文章並沒有講什麼非常嚴重的事情，頂多就是把延安時期的情況，就他自己的意見講了一下。

李唐：對，裡面的一些他看來不盡合理的地方，比如說那些受到感召而來的青年學生的生活是很艱難的、很艱苦的，但是有些幹部卻覺得自己位置比較高，所以進行了一些享受。王實味強調，他並不是一個平均主義者，並不是說大家一定要怎麼樣子，但是他覺得這樣總是不好的；就是說熱情的青年來到這個地方，過得這麼艱難、艱苦，但是這些幹部沒有去注意到這部分，事實上是不不太好的。

李樂：他也覺得好像沒有真心去關心這些青年，只是一天到晚說：你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啊，有問題呀什麼的。

李唐：或者是在不經意之間對這些青年的熱情產生打擊的作用。

李樂：那時候共產黨對青年人講都是蠻清高的理想，所以很多青年人投奔延安之後，他也覺得在那邊是可以講真話的，可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所以王實味在1942年發表了《野百合花》，在1942年底就被關起來了，本來是大家認為他的思想有問題，後來因為毛澤東和康生介入，意思是說不能批判黨，就加重了，變成國民黨特務。因為那時候王實味不肯認錯，所以共產黨把罪不斷的往他身上套，到最後好像變成他非死不可。

李唐：我們看到最後他是被斧頭砍死的，這真是讓人覺得非常殘酷。這裡也提到當初參加過、經歷過延安整風幹部的事情。我想到曾經看過另外一個資料，就是曲嘯，這個人在1957年反右鬥爭時被打成右派，在監獄關了二十年。當時被打成右派的人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份子，他們對黨提出一些意見，在所謂「大鳴大放」的激勵、騙局底下，也鳴了一下、叫了一下、放了一下，結果很多人就惹禍上身。

曲嘯從監獄出來之後就到全國各地去演講，還寫了一篇報告「任何挫折動搖不了我對黨的信任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報告裡他訴說他半生坎坷，屢屢遭受挫折，二十年的牢對他來說是一個冤屈嘛，因為他不是右派卻被打成右派，長期蒙受冤屈，但是他說他二十年如一日，對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念，熱愛中國共產黨。

然後他還說，黨和國家用監獄對待他，就像母親有時候也會委屈孩子一樣；或者是監獄管理幹部拍打兩下犯人，那也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一種管教心願。再講到他被劃歸右派二十多年後，終於獲得平反，他痛哭流涕，他說：「黨啊，我又回到你的懷抱了。」

這真的很好玩，就說一個人受了不白之冤，坐了二十幾年牢，結果他出來之後反而感激把他投入牢獄中的黨。精神正常的人都很難相信有這樣的事情。

李樂：對啊，我剛剛已經快要昏倒了。可是我看到王實味他出來的時候，也是這樣子。他被鬥爭之後，出來見記者時，這位才子神情呆滯，就好像在背書的樣子，說：「我是個脫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處死，我應該被處死一千次；但毛主席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的工作，這才瞭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然後他又告訴記者，他在監獄裡沒有受到任何迫害，生活的很好。不只王實味，還有其他像鄧拓，他們到最後快要死的那一剎那，還是這麼講：只要對黨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犧牲，我都心甘情願。最後還要附一句「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李唐：這個王實味到最後還是難逃一死。

李樂：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最近有一位醫學界的人提出，這種現象是一種叫「斯德哥爾摩症」的現象”。

李唐：以前我們把它稱之為“洗腦”。在幾十年前，西方的心理學界就對蘇聯勞改營當中出現的這樣一種洗腦作用，其實就充滿了高度的興趣，曾經研究過了。我想跟你現在所要談的「斯德哥爾摩症」可能非常類似。

李樂：《九評》也提到「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

李唐：剛剛跟各位聽眾朋友提到了一個名詞「斯德哥爾摩症」，「斯德哥爾摩症」就是一個人處於一種時鬆時緊、又收又放的兩面處境底下所產生的。以「斯德哥爾摩症」命名的例子來說好了，為什麼它會叫「斯德哥爾摩症」呢？

在1973年的8月23日，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突然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這兩個綁匪對銀行裡一陣狂亂的掃射，一面掃射一面說晚會（party）開始了，然後銀行裡就有幾個女行員被抓到黑呼呼的地下室裡面去了；六天以後，這幾個行員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還認為營救她們的警察是要害她們的。

李樂：就是那六個被抓下去的女行員？

李唐：對，認為綁架她們的人是在保護她們。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在這幾天當中，這兩個綁匪除了對她們的生命進行威脅之外，還讓她們相信隨時都可以開槍打死她們。

李樂：她們的神經是緊繃到極點。

李唐：對。在這種情況底下，他們沒有打死她們，也沒有開槍，她們就會感激不盡；她們會覺得這兩個人隨時有這樣的能力和權利可以打死她們，但他們沒有打死她們，所以對他們感激不盡，不僅如此，這些綁匪還給她們食物吃，所以一下子在她們的心中這幾個綁匪就變得好像神一樣。

所以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就是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強烈的求生欲望，使得她們會去認同綁架她們的人；因為他很擔心自己會被殺死，會因此而死亡。那這些人沒有奪去他們的生命，他就會很感激他們。

李樂：這是一個正式的醫學報告嗎？

李唐：對，就是從這個案例後，就有「斯德哥爾摩症」的說法出來。加害者喜歡的，受害者也就會喜歡；加害者討厭的，受害者就會討厭。所以這幾個女行員被救出來的時候，聽不到她們對綁架者的控訴；相反的，還有一個女士說：他們兩個根本就不是壞人，而且她最後還和其中一個訂婚了；還有一個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建立了一個為綁架她的人辯護的基金會。這是「斯德哥爾摩症」。

其實這個例子我們在新聞當中，聽眾朋友應該也不會陌生。在前年有一個日本的遊客到伊拉克去，被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綁架，後來沒有被殺。那時候不是都用斬首的嗎？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綁架到西方人都用斬首的，一個西方記者不是被砍頭嗎？這個日本遊客沒有被殺，後來被放回來了。

李樂：那時候日本動員全國去救她。

李唐：對，她被放回來之後，反而在幫這些恐怖份子說話，而且要求日本政府不能出兵去協助美國侵略伊拉克。這也是一個例子。

李樂：她變傳聲筒了。

李唐：是，因為她認同他們了。

李樂：還有一個例子。一個美國籍的中醫師，叫滕春燕。法輪功在中國受到很大迫害的時候，他想回去瞭解為什麼法輪功會受到迫害，因為他跟法輪功扯上了關係，所以被關押起來。被關押起來之後，外面的人開始去營救他，因為知道他在裡面會受苦；可是後來滕春燕在中國的中央電視台（CCTV）說：覺得滿好的啊！在監獄裡面很快樂，他養花、看小說、跳舞！大家看到那個新聞，也都傻住了。

李唐：對，好像《國際大赦》當時一直在營救他，他出來之後在記者會上講的這些話，連《國際大赦》都傻眼了。

李樂：其實這跟王實味、鄧拓，還有文革時的那些人是一樣的。當然文革現在已經離我們很遠了，我們再也不可能碰到那樣的事情。可是他們留下的案例，卻讓我們覺得人性還有一部份是我們掌握不到的，比如在文革裡被打死的人，嘴裡都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李唐：是。這種一收一放之間，對於玩這種兩面手法，在控制人心上，中國共產黨真是玩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我們剛講到王實味、滕春燕、曲嘯，和斯德哥爾摩的例子，其實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一個作家叫丁玲。

丁玲是在延安時期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在大鳴大放，就是百花齊放的時候，她也放了一下，結果就被打成右派了，後來她也獲得平反了。平反之後，別人都覺得她應該對共產黨會頗有微詞，那時候搞了這個東西毛澤東還說這是「陽謀」，對不對？結果丁玲不但沒有微詞，而且還為共產黨所做的反右鬥爭辯護，對同樣在反右鬥爭遭受到迫害的人，她的言詞比中共內部的左派還要左，批他們批的比中共的左派還要左，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李樂：那我覺得陳若曦比她還幸運多了，後來她還出來了 (李唐：因為她出來了)，所以你看她寫的東西還滿正常的。

李唐：我們剛才講的這麼多例子都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典型例子。根據專家表示，要產生「斯德哥爾摩症」要有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我們來看一看就知道，中國共產黨所採用的方式，其實就是製造出很多患有「斯德哥爾摩症」的人，也就是一方面被它迫害，一方面又對它感恩戴德。

第一個條件，要讓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就是讓你感覺到，是不是會發生倒不一定，就是要讓你感覺到是有威脅存在的。

李樂：比如說我看到別人被殺、被揍。

李唐：對，像溥儀就看到別人被殺，他自己也有可能被殺。第二個條件，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比方你肚子餓的時候，快要餓死了或快要渴死了，他給你一點水喝。

李樂：還有一種就是在神經高度緊繃之下，就突然對你和顏悅色，好像不那麼兇狠了。

李唐：對。第三個條件就是，除了他所給你的，要讓你知道的一些信息和思想之外，其它的各種信息都不讓你得到，讓你完全隔離。

李樂：封鎖消息。

李唐：對。第四個，讓你感覺到無路可逃，就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這四個條件一配合，人就有可能產生「斯德哥爾摩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底下，這四個條件是符合的。

如同剛剛講到第三個條件，它的文宣部門控制了所有的訊息，你得不到其它的訊息，而且你無路可逃，沒有其它地方可以去，在中國大陸，要到哪裡去其實不是那麼自由的。以前有個笑話：如果在共產主義國家給一點自由的話，連電線桿都會跑走。就讓你感覺到無處可逃。

這四個條件在中共的控制底下是具足的，所以會出現這樣一種讓我們很難理解的現象來，因為它玩軟硬兩面手法嘛！其實「斯德哥爾摩症」就是在軟硬兩面手法底下產生的，是一種對人心的完全控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洗腦」。

李樂：我又想到林曉凱 (編註：台灣法輪功學員，2003年赴中國遭上海市國安局非法拘留)，他才被關了二十幾天，回來就已經開始沒辦法信任旁邊的人。

李唐：不過還好他並沒有產生「斯德哥爾摩症」的症狀去愛上加害者。我們看到很多家庭暴力的案例裡，有些受害或受虐的婦女，也都有「斯德哥爾摩症」的傾向出現，反而會愛對她施暴的丈夫，甚至會覺得是自己對不起他，自己沒有做好事情。

李樂：滿恐怖的。

李唐：是啊，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是非常有意識的在使用這樣一種手法。

李樂：它早已認知了。

李唐：是！

李樂：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聽。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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