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跛足改革帶來的統治危機
【大紀元2月21日訊】中共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政策，必然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統治危機越發嚴重。現在民間維權意識日益高漲，抗爭迅速發展，已經超越經濟利益層面，有了政治訴求，這是中國的希望之所在。
群體性抗爭不斷增長
在沒有新聞自由的獨裁中國，如果只看官方媒體，現在的中國是經濟繁榮、民生富足和政治穩定，甚至已經進入「太平盛世」；而在通報危機的官方「內參」裡和在境外媒體上，群體性事件不斷增長，大規模官民衝突此伏彼起，衝突的性質也越來越血腥，現在的中共統治者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據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大陸騷亂逐年上升，二００三年有五萬八千多起群體抗議事件，二００四年上升到七萬四千起，二００五年的官方數字還未出來，但官方人民網發表文章《中國二００五年盤點！》稱：「二００五年，群體性事件有所增加、強度有所擴張，多為地方官員執政不當，替人民著想操心不夠所致。更有徇私舞弊、放任黑社會和黑商人欺壓百姓，還有執法枉法、草菅人命。」
改革開放以來，底層民眾的物質生活好過毛時代，起碼不再有票證經濟的物質緊缺，更不會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然而，為什麼普遍貧困的毛時代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底層反抗，而現在卻屢屢發生大規模的民間反抗運動？
有人說，毛時代雖貧困但分配相對平等，而後毛時代雖小康卻貧富懸殊。事實上，高度極權的毛時代的不平等，實為舉世罕見，制度性的階級歧視和身份歧視，其殘酷性要遠遠高於當下的兩極分化。
一方面，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被置於「二等國民」的地位，類似於古代農奴，完全享受不到城鎮居民普遍享有的社會福利，毛式人禍又導致幾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另一方面，階級歧視製造了大量「階級敵人」，他們被作為必須加以改造和消滅的劣等人群，必然陷於經濟困頓、政治歧視和社會孤立之中。不要說他們的私人財產難以保住，就是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也可能隨時被剝奪。
毛時代獨裁秩序之所以穩定的原因，除了官權的暴力鎮壓和謊言灌輸之外，關鍵的原因是民智未開的愚忠使毛政權具有廣泛的民意認同，而一旦民間開始覺醒，獨裁秩序必然被動搖。其實毛時代的晚期，群體性的反抗已經開始，所以才有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民間才會喊出「秦始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口號。可以說，「四五運動」是改革時代來臨的前奏曲。
六四亡靈的鮮血沒有白流
在整個八十年代，在黨內開明派的保護下，以大學生為主體的群體運動和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思想運動相呼應，把政治改革的訴求由民間推進到體制內部；繼一九八六年的學潮之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偉大「八九運動」。儘管遭到鄧小平政權的血腥鎮壓，但八九運動之於中國的最大意義在於：一方面，徹底動搖了中共體制的政治合法性，一九九二年鄧南巡發動第二次經濟改革，顯然是為了彌補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他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面，以慘烈的代價促成了民間權利意識普遍覺醒時代的到來，而權利意識一旦覺醒，民間自發的維權便不可避免。
在此意義上，六四亡靈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換言之，當下中國的底層反抗之所以頻發，乃在於民間的不再愚昧和權利意識覺醒。而且，底層反抗已經不再局限於貧困的中西部，而是向東部的富裕地區如廣東等地蔓延；草根維權所要求的權益也不再僅僅是恩賜的溫飽，而是上升為制度性的分配公正和政治權利的平等。
跛足改革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官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住獨裁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所以才會固守政治穩定第一和經濟效益優先的跛足改革。但是，官方改革有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一，市場經濟與壟斷管制的矛盾。旨在維持經濟高增長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市場化和私有化變成民間自發追求的目標，他們必然要求公平競爭，必然要求行政權撤出市場。
二，私有化及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權力分配極為不平等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實質上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民間要求能夠體現社會公正的財富再分配。
三，經濟高增長與腐敗高增長之間的矛盾。在跛足改革之下，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權腐敗和分配不公。所以，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民間的最大訴求。這種官民對立使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越來越喪失合法性。
四，社會多元化與政治權力一元化之間的矛盾。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構成因素中，經濟利益日趨分化，價值觀念越來越多元化，而唯有在政治領域仍然是獨裁一元化，所以，與一元政治結構相抗衡的多元社會正在形成。在經濟上，整體的國家利益分化為不同利益集團，不同集團的利益最終要量化為家族及個人利益；在文化上，大一統的官權意識形態日趨萎縮失效，而民間價值觀念分化為多元，使意識形態控制漏洞百出，力不從心。社會多元化正在以官權無法操控的力量不斷地蠶食著、瓦解著僵化的一元化政治。
所以，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絶不會滿足於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是追求政治和經濟、發展效率與社會公正相平衡的改革。從民間的角度看，在根本上，當下中國的貧富分化之根源，絶非資源匱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並非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是源於官權的富足和民權的貧困的制度性不公。沒有政治權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間的自發動力所支持的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化私有化，所反對的是壟斷制度下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進而是要求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權的不斷擴張和官權的不斷收縮。
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為了緩解制度的道義劣勢和跛足改革所帶來的危機，官方不能不對其意識形態作出相應的調整，也不得不實施局部的制度改革。同時，官權對日益覺醒的民間力量的應對，也變得越來越機會主義，硬性鎮壓、柔性收買和意識形態調整並用，企圖用滿足被統治者的溫飽來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可，已經成為後毛時代的常態。
然而，機會主義應對帶來的穩定並不等於長治久安。民眾對強權的忍受，不是穩定而是積累動亂。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穩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最具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時有投訴無門的上訪者進行激進的自焚式反抗，昭示出強權下的表面穩定是多麼脆弱。誰也不敢預測，無數分散的民間反抗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匯聚起來，釀成全國性的大爆發。
民間維權乃中國的真正希望
只要不是仰望中南海而是立足於民間看中國，人們就不難發現：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其日益高漲的維權抗爭，始終是引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點。
六四後的十六年中，雖然自發的民間反抗運動從來沒有達到過「八九運動」的規模和世界性影響，但維權運動從未間斷過：六四難屬的堅忍不拔，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公開化，法輪功維權的國際化，知識界反抗「文字獄」，民間簽名信運動也借助互聯網而有了飛躍性發展。
特別是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發自社會最低層的草根維權愈演愈烈。雖然民間維權事件的起因，大都與經濟利益受損相關，但在利益訴求的背後，更有民眾要求民主權利和社會公正的道義饑渴。
比如，二００四年十月十八日，重慶市萬州區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大規模官民衝突事件，數萬人到萬州區政府門前抗議，而衝突初起時，當事人只是兩對夫妻四個人，與其他百姓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正是長期的官權霸道造成了被壓抑的民怨之突然爆發，一次小衡突才能釀成數萬人的群體抗議運動。
再比如，二００五年八月──十月，廣東番禺區太石村爆發的官民衝突，村民們所要爭取和捍衛的，不僅是「民主權利」而且是「法定的民主權利」；村民們的維權方式，不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非暴力。
缺道義合法性政權難長治久安
只有被自發認同的政治合法性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獨裁政權，要維持住威權統治的穩定，必須同時滿足五大條件：一是搞好經濟，使民有恒產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二是廉潔高效的政府；三是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四是有效吸納社會精英的制度化渠道；五是為民間提供有限的言論空間來釋放社會不滿扣政治異見（如新加坡）。否則的話，即便獨裁政權把施捨小恩小惠作為主要的統治手段，也無以在道義上服眾；即便進行血腥的鎮壓，也無法壓制住民間的反抗。
中共現政權除了以巨大的綜合社會代價維持住經濟高增長之外，其他四項則一塌糊塗：腐敗橫行，兩極分化加重，統治效力急遽下降，壓制不滿和異見。手握獨裁特權的權貴們，早已喪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變成了極端自私而功利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身處體制的核心地帶，最瞭解體制性危機的嚴重程度，所以，他們大都懷有「搭末班車」的惶恐和貪婪，利用公權力來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後把財富轉移到境外的安全之地，已經成為他們為官的最大動力。
一場社會動員的民意積累
在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中國，民眾的正當權益嚴重受損，不可能得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所以，在體制救濟的匱乏和無效的情況下，覺醒的民間必然進行體制外的自發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御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既不是想不想要民間動員或民間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權貴們的作惡多端和民眾權益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動員，民間所積蓄的對官權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六四後積累了十幾年的公正饑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所以，如何通過為底層的政治動員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底層釋放出的維權能量和政治參與熱情導入一種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過政治改革來遏制跛足改革的惡性發展，來保障民權和遏制官權，來逐漸建立起有效的人權救濟制度，才是中共現政權化解社會危機全面爆發之正道。
二００六年一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２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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