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人民爭取憲政民主的歷程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探尋一種政治形式，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都沒有這麼痛苦和殘酷。

——[美]黎安友

中國人爭取憲政民主的歷史已有100多年了。這100多年歷經清王朝末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和共產黨統治時期，一直到今天仍然連綿不斷。其經歷之苦難、鬥爭之殘酷、過程之曲折、犧牲之慘烈，實為世所罕見！

早在清朝所謂的「乾嘉盛世」之時，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就已敏銳地洞察到社會危機的到來。他指出：「自乾嘉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飧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時局動盪，危機四伏，有如「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乙丙之際著議第九》）「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尊隱》）倘若再不圖變革，將無以拯救危亡。龔自珍還寫了不少呼籲改革的詩作，例如「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直到今天仍膾炙人口。面對日趨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龔自珍提出了修改封建禮儀，變革科舉考試制度，加重大臣權威的政治主張。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將皇室的權力分移于大臣，對君權給予一定限制，以提高行政效能。他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上大學士書》）龔自珍的這些主張，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維新變法思想的先聲。

清朝統治者的妄自尊大和閉關鎖國，使得我國喪失了吸收和借鑒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走向近代工業化的大好機會。結果在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中，被數千名遠道而來的洋兵打得一敗塗地。1842年8月29日，大清王朝的代表在英國軍隊的旗艦「康沃利斯」號上，簽署了近代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自此，緊閉的中國大門被英軍的炮艦撞開了。隨後，西方列強的炮艦紛至遝來，一個接一個的不平等條約強加到號稱「天朝上國」的清王朝身上，中國開始了半殖民地的苦難歷程。

這時，統治階級中的一些進步人士最早從戰爭的失敗中清醒過來，痛自反省，努力探索落後、失敗的原因，尋求救國之策，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親身經歷了鴉片戰爭，目睹了西洋戰艦、火炮、槍械和養兵練兵之法的優越性，從而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魏源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並沒有將目光停留在科技層面，而是把視角對準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為了增補《海國圖志》一書，搜集了大量資料，並且更多地關注到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在《海國圖志》一書中，魏源詳細地介紹了英國的立憲政治和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看到了西方國家的富強同它們的民主政治之間的內在聯繫，看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比清朝的專制制度的優越性。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與魏源同時代的徐繼佘在其所著的《瀛環志略》一書中，對歐美國家的民主議會制度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述，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及其主要創始人華盛頓給予了高度讚揚。書中寫道：「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以《夷氛聞記》一書而著名的梁廷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海國四說》中的《合省四說》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書中介紹美國的一切大政都要由「民定其議」的民主政治的精髓部分，以及上自總統、下至百姓都要遵守體現「民心之公」的國法，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的論述已經觸及到憲政民主政制的核心。

早期宣傳維新變法的著名思想家王韜主張：中國要富強，就一定要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實行變法。他以日本為例，讚揚明治維新運動，指出正是由於日本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相當徹底，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認為變法的一條重要原則，是要順應民心，即「因民之利而導之，順民之志而通之」。他特別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政制，認為有了議會就可以做到「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因此中國應通過變法學習這種制度。王韜的論著，對後來的維新變法運動有較大的影響。

此外，積極傳播維新變法思想的還有何啟、胡禮垣、薛福成、馬建忠、陳虯、湯震、宋育仁等。

以上諸位先賢對西方國家憲政民主制度的介紹，大大開闊了國人的眼界，促進了近代中國憲政民主思想的產生和憲政民主運動的發展。

統治階層中的一些改良派人士主張效仿西方先進國家，實行議會制度。如曾任福建按察使和首任駐英大臣兼駐法大臣的郭嵩燾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就認為西方國家以議會制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其立國的根本，也是國家富強的主要原因。曾任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大臣的崔國因是近代中國明確提出開設議院要求的第一人。他認為：「議院之設，分為上下。其上議院由王公大臣議之，所以率作興事，慎憲省成，知其遠者也；下議院由各省民間公舉之人議之，所以通幽達隱，補弊救偏，興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曾歷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會辦、漢陽鐵廠和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的鄭觀應則是中國近代提出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第一人。他在《盛世危言 ．議院》中，明確提出了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主張。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陸軍也連遭 慘敗。最後被迫與日本簽訂自《南京條約》以來最大的喪權辱國的條約——《馬關條約》，不僅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白銀，而且割讓了包括臺灣島和附近島嶼以及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在內的大片領土，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等。這一場戰爭的失敗，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機，使國人極其悲痛和憤慨！同時也告訴人們，洋務派奉行的「富國強兵」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正是在「內憂」和「外患」的擠壓之下，中國在一批進步的知識份子的倡導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維新運動，揭開了近代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序幕。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和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一經傳出，4月8日，來京應試的廣東舉人康有為等立即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發動了史稱「公車上書」請願活動。他們給朝庭遞上了萬言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尤其強調實行變法維新，指出「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譯書》中更是大聲疾呼：「今日之計，莫急於改憲法」。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變法維新主張：經濟上，要「富國為先」，「以商立國」；政治上，要建立「君民同體」的君主立憲制度，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法律上，要「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主張「廢八股、興學校」；軍事上，要「選編國民為兵，而司其教練」，加強海軍和陸軍的建設。維新派的政策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也正是他們完全不同于「洋務派」的地方。而他們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改變「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的君主專制政體，代之以「君民同體」的君主立憲制度，並「以俄國大彼得之心和日本明治維新之政為政法」，仿效俄國彼得大帝變法之決心和日本明治維新採用西法以治國家的做法，走自上而下的維新之路。維新派變法維新主張的關鍵，是仿效日本的做法，在政治上學習西方，實行「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政體。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維新派紛紛登上政治舞臺，導演了一幕悲壯的「百日維新」（史稱「戊戌變法」）的活話劇。(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