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我與互聯網
【大紀元2月20日訊】現在，中國網民已經過億，中共政權對互聯網的態度可謂首鼠兩端，醜態百出。一方面，跛足改革需要經濟高增長，網絡經濟的巨大效益自然是賺大錢的工具；另一方面，堅持獨裁就害怕信息開放和言論自由，對網絡的政治效應極為恐懼。特別是近年來，互聯網極大地推動著國人的權利意識覺醒和民間維權，讓現政權更為惶恐，遂把控制網絡言論和封鎖網絡信息作為意識形態操控的重中之重，既要不惜投入巨資，建設金盾工程和招募大量網警，又要用經濟利益來要挾進入中國的西方網絡公司，讓他們配合網絡管制。
然而，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在改善中國的言論狀況上，互聯網作用難以低估。甚至在越來越嚴厲的封網和越來越頻繁的網絡文字獄的現實之下，互聯網對大陸民間力量的幫助仍然巨大。
1999年10月7日，我結束了三年的牢獄回到家中，家中已經有了一台電腦，是朋友送給我妻子的，妻子正在學打字和上網。我一回來，電腦很快就變成了我的寫作工具，妻子從此很少碰電腦。
剛回家時，上門探望的朋友，幾乎個個都勸我盡快學電腦，但試了幾次，覺得面對機器寫不出文章，所以，我還曾一度對電腦有抗拒心態，堅持用鋼筆在紙上寫作。慢慢地，在朋友的耐心勸說和示範下，我逐漸熟悉了電腦，也離不開電腦。
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也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和六四後長期介入民間運動的過來人，無論是於公於私，我對互聯網的感激，可謂一言難盡。
就個人而言，我在電腦上寫的第一篇文章，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周，中間幾次想放棄，但在朋友的鼓勵下終於寫完。我第一次通過電子郵件寄送稿件，居然幾小時後就得到編輯的回音，讓我首次感到互聯網的神奇，並下決心要盡快學會用電腦。
在言論封鎖下，我的文章只能在境外發表。在用電腦前，我手寫的稿子，改動起來費時費力不說，寄送成本也很高。為了避免稿件寄送被截獲，我往往要從西城奔到東城，找到一位有傳真機的外國朋友，麻煩人家幫助傳真稿件。如此高的成本，自然要影響寫作的效率和熱情，一個月能在境外媒體發一、二篇文章，就不錯了。
而現在，通過鏈接著全世界的互聯網，只需一台電腦，個人的信息空間一下子擴展到以前難以想像的廣闊程度。電腦為我提供寫作的方便，網絡為我提供了獲取信息和對外聯絡的方便，更為我向境外投稿提供了極大方便。所以，互聯網像一台超級發動機，使我的寫作如井噴般爆發。寫作掙來的稿費，也足以維持獨立的溫飽生活。
就公益而言，互聯網為獨裁中國提供了難以完全封鎖的信息通道，為民間的發言和交流、特別是民間自組織提供了平台。
在獨裁國家，個人的或群體簽名的公開信，一直是民間反抗獨裁和爭取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當年，哈維爾致捷克獨裁者胡薩克的公開信，哈維爾等人簽署的「七七憲章」，皆是民間反抗獨裁的經典文本。特別是群體聯署的公開信，既是一種民間政見的表達，也是一種准組織性的民間力量的聚集。
中國民間的公開信產生廣泛影響始於八九運動前，著名的方勵之首先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魏京生，接著又有兩次33人和45人的公開信。這三封公開信被視為八九運動的前奏。八九運動期間，民間公開信更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社會各界幾乎都發表過支持學生的公開呼籲。
六四後，作為參與和組織民間簽名信的過來人之一，當我今天坐在電腦前打字、上網、發郵件之時，常常會勾起一些記憶，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陸民間曾經出現過一個公開信運動的小高潮，先後出現了數封由體制內外的著名知識分子發起的簽名信，《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宣言》、《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建議》、《反腐敗建議書》、《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這些簽名信的內容無一不涉及到人權保障，簽名者包括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特別是在1995年，圍繞著六四六週年出現了一系列公開信，最有影響的當然是《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這封信由老資格的黨內自由派人士許良英先生發起，由著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領銜，彙集了多位中科院院士和文化名流，包括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范岱年、王子嵩、丁子霖、蔣培坤、王若水等人；天安門母親們也是在1995年發表第一封致中共人大的公開信，之後連續十年每年一封的公開信；我和包遵信先生發起的要求陳子明保外就醫的公開信，也動員出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包括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湯一介、樂黛雲，北京師範大學的何茲全、童慶炳、王富仁等。
可以說，1995年是六四後民間維權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時期。
然而，在當時的通訊技術的限制下，組織一封簽名信的時間之長和成本之高，是那些只經歷過網絡維權運動的人們難以想像的。為了完成一封六四的公開信，提前一個月就要開始準備。先要尋找發起人並把人湊齊，就需要一段時間；之後討論信的內容、措辭、發表時機，起碼要花費幾天時間才能達成共識；接著要找地方把手寫的公開信變成鉛字，還要打印和付印數份，一般要去建國門外的外國朋友那裡來完成；確定的文本出來後，就是最為費時費力的事情，發起人分頭去負責徵集簽名。由於官方對敏感人士的電話監聽，大家不太敢使用電話這一當時最方便的聯繫工具，而只能騎著自行車或坐公交車奔赴北京城的東西南北；比如，我曾參與起草和發起紀念「六四」六週年的公開信，為了徵集到著名詩人芒克和著名畫評家栗憲庭先生的簽名，我必須去兩位朋友的家中當面談，這就要從北京的大西邊跑到大東邊，再從大東邊跑到大北邊，真的是耗時、費力且成果有限。
在沒有網絡的時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彙集到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簽名，也不可能迅速地傳遍全球。那時，民間公開信運動的參與者和影響的範圍都非常有限，忙了許多天，最終匯總來的簽名也就只有幾十個人。
而當中國進入網絡時代以來，民間聲音的發出便有了難以全面封鎖的技術依托。
1，互聯網催生出「網絡維權」的興起。與九十年代那種通過電話和騎自行車來徵集群體簽名的維權活動相比，新世紀的簽名信運動因網絡的出現而有了飛躍性的提升，民間動員能力的迅速擴張——數量和質量的同步飛躍——源於互聯網的便宜、高速、方便和無界等特徵，使自組織維權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開信的起草、討論、修改和打印，都可以在電腦上完成。只要輕輕按幾下鼠標，幾封往來的郵件就能基本解決問題；最困難的徵集簽名，也可以通過群發郵件和簽名網站解決。一封群發郵件可以同時徵集到數十個、上百個簽名；一個全開放的固定的簽名網址，可以同時徵集到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簽名。如果再有志願者負責收集簽名的數量和留言，每天通過網絡發佈簽名進展的相關信息，就會形成持續而廣泛的網絡維權。同時，民間的維權網站也應運而生，「公民維權網」就是其代表。
2，網絡發言的便捷、開放和自由，造就了近年來民間輿論的活躍，網絡民意也逐漸變成輿論監督的主力軍，每逢發生重大的公共災難，巨大網絡民意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傳統媒體和官方態度。首先，網絡民意逼迫其他媒體在信息提供上逐漸開放和多元，能否跟上網絡的信息和民意的腳步，已經成為衡量某一媒體開放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其次，官方可以掌控傳統媒體，卻無法完全掌控網絡，那些在傳統媒體上被封殺的醜聞大都通過互聯網傳播，並形成強大的網絡民意，迫使官方不得不多少顧及到民心所向，不得不有限地開放某些領域的信息發佈，與醜聞相關的官員也要出面向受難者家屬和全社會表示道歉。最早的高官道歉發生在2001年3月的兩會期間，「芳林村小學爆炸慘案」 造成41人死亡，引發巨大的網絡輿論潮，時任總理的朱鎔基出面向受難者家人和全社會道歉。從此以後，官員道歉現象就不斷出現。同時，在強大的網絡民意的作用下。最高當局也要對相關官員作出替罪羊式的處罰（如SARS、重大礦難、松花江水污染等）。
3，互聯網具有強大的信息交流和人氣聚集的功能，為民間自組織提供便捷的平台。首先，互聯網為民間的思想學術的聚集提供方便的平台，一個民間網站或BBS就是一個凝聚同仁的自組織平台，網友之間的交流及其爭論，為形成經過充分討論的思想共識提供了基礎。其次，在圍繞著某一個案或重大社會事件的民意聚積和組織上，網絡為民間動員提供了強勁助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龍江的「寶馬案」），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劉荻、杜導斌、盧雪松等），一經網絡的傳播，就會立馬形成巨大的網絡輿論，繼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網絡維權，最終變成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和聲援的公共事件。
4，與此相關，網絡的自由和高效還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時期內造出類似「芙蓉姐姐」這樣的娛樂明星，也可以造就一個接一個「民間維權之星」，造就民間的「意見領袖」、「道義榜樣」或「真話英雄」。首先，通過網絡傳播，已經成名的中年知識分子可以迅速擴大其思想和公共評論的影響力，如劉軍寧、徐友漁、秦暉、崔衛平、張祖樺等人；其次，網絡使新一代知識分子脫穎而出，如極具號召力的余傑、王怡等人；再次，網絡造就民間英雄，如被奉為真話英雄的軍醫蔣彥永，農民企業家孫大午，維權領袖馮秉先，優秀媒體人程益中、盧躍剛、李大同等人，大學教師焦國標和盧雪松等人，皆成名於民間的網絡維權；最後，近年來，一個維權群體通過網絡而成為著名的公共人物，這就是維權律師群體：張思之、莫少平、浦志強、朱久虎、高智晟、郭飛雄、騰彪、許志永、李柏光、李和平、李建強等人。
難怪有中國的基督徒說：雖然中國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數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決不會遺棄苦難的中國人，互聯網就是上帝賜給中國人的大禮，它為中國人擺脫奴役和爭取自由的事業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2006年2月14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中國》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