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中共的精神鴉片
【大紀元2月17日訊】某種具有緻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癲狂的觀念產品，通常會被比喻為「精神鴉片」。馬克思曾把宗教喻為「人民的精神鴉片」，把資本主義貶為「商品拜物教」，也可以說就是另一種「精神鴉片」；針對二戰後法國左傾知識界對蘇聯的狂熱，雷蒙‧阿隆幾乎是孤軍奮戰地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把共產主義喻為「知識份子的鴉片」。現在看來，這一比喻堪稱經典。
由此類推，希特勒曾經是德國人的精神鴉片，斯大林曾經是蘇聯人民的「精神鴉片」，毛澤東曾經是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曾幾何時，這些極權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劑，德國人對希特勒、蘇聯人斯大林、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連至高無上的上帝也望塵莫及。
然而，精神鴉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暫時性的，自由化進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劑」，當西方經濟學重回古典自由主義、「里根－撒切爾主義」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入了新的活力之時，整個共產世界也開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中國偉大的八九運動和蘇東帝國的全面崩潰，使共產烏托邦喪失了「精神鴉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國的改革和蘇東的改革卻有本質區別，蘇東的「天鵝絨革命」帶來的是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鄧小平及其中共的獨裁本性卻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載難逢的時機。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偉大八九運動被鎮壓。坦克和刺刀當然無法給中國帶來健康的改革，縱使鄧小平南巡使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經熱政冷的跛足改革和畸形發展。個人極權變成寡頭獨裁，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變成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極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國變成了「權貴的天堂和弱者的地獄」。與此同時，當實用主義貓論代替了共產主義革命論之後，黃色發財夢也代替了紅色烏托邦。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共為了保住獨裁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奉行 「穩定第一」和「GDP優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錢看」的價值取向，從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員們的第一政績標準，也由政治掛帥必然變成GDP掛帥標準；從城市精英到鄉村農民，衡量人的價值的第一標準，也由清教徒道德變成暴發戶道德。套用馬克思的話說，中國沉迷於「金錢拜物教」，GDP增長率變成了中共政權的「精神鴉片」。
2004年年底，中共當局宣稱：繼續宏觀調控並下調了GDP指標，並預測2005年經濟增長率為8%左右；國際經濟分析機構也多預測2005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減緩。然而，一年後的2005年年末，中共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對外宣佈：「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已經圓滿結束」，普查發現漏報2.3萬億元人民幣， 2004年GDP因此上調16.8％，達到 15.98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超過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統計局再次宣佈：從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間，中國平均每年 GDP的增長率為9.6%，比原先的數據高0.2個百分點；也宣佈了近四年的GDP增長率修正數據，2002年由8.3%調整為9.1%；2003年由9.5%調整為10.0%，2004年由9.5% 調整為 10.1%，2005年為9.8％。這樣，中國經濟總量就已經超過英國和法國，躍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消除中國高增長給外界帶來的不健康憂慮，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紹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據：投資性增長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務業增長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說：「這一增幅主要應歸於中國先前對服務業的低估」，「中國的投資過熱其實並沒有官方數據所言那麼嚴重，GDP調整後，固定資產投資占 GDP的比率也有望從46%下滑到42%－43%。」，「此前許多過高的『比率』將不再成為大問題，此前讓中國經濟界擔憂的『硬著陸』風險也將在一系列大大優化的數據面前迎刃而解。」。
同時，為了消除外界對此一修正的懷疑，李德水還特意舉出其他國家修正經濟數據的例子：「過去東南亞某一個國家經過普查以後（GDP）調整了18％，歐洲一個國家經過普查以後調整了17％，這都是很正常的。」他還警告說：「我們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因為普查增加了一點GDP就沾沾自喜。」他指出：不要光看GDP總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國僅僅排在107位。但國內外輿論卻是一片喧嘩和騷動，狂炒中國經濟地位在國際上的飆升。
事實上，對中國GDP高增長的歡呼，並非今年的特例，近年來，每年公佈的GDP增長數字——無論是超過8％還是超過9％——都能帶來歡呼。2005年2月28日，中共當局公佈2004年GDP增長率後，國內輿論曾熱烈歡呼過中國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七（1.65 萬億美元）；10月後，官方公佈了修正後的數據，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奇蹟，再次產生強烈的致幻作用。在這種經濟奇蹟中，國人想起了毛澤東當年提出的「趕英超美」的目標，現在似乎已經實現的一半。
所以，國內媒體大都用「中國有望超過英法成為全球第四經濟大國」作為標題，各媒體的2005年年終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國世紀，《人民日報》社論題為「偉大的開局之年 ══元旦獻詞」，財經時報出版的年終特刊題為《2005中國的世界元年》，開篇標題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問題及大智慧》，最後一篇的小標題為《這是歌舞昇平的一年》。
央視《新聞週刊》的主持人白巖松說：甚至不用提中國經濟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們可以談論「中國經濟世界第幾」，就足以令人激動。他還說，「趕英超美」的老話應該改為「超英趕美」了。按現在的發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國經濟很可能超過德國變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趕老二日本和老大美國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熱憤青，已經把「大國崛起」作為立論的根據，談論著中國可以縱橫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價值中立」標榜的經濟學家，說起話來也有種令人眩暈的光環；那些跨國的經濟分析的機構，那些中國權貴經濟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國大資本的中國代言人，也大都為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而歡呼。
然而，中國經濟總量的飆升必然引來「中國威脅論」的升溫。此次中共當局修正GDP數據，上調中國經濟總量，也讓歐美各國紛紛聚焦中國挑戰。甚至英國首相布萊爾也表示：中國最終將會成為左右世界經濟的強大力量。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西方國家應該加快改革。
由於中日關係降到兩國恢復邦交以來的最低點，區域競爭、領土爭端、東海能源和歷史恩怨，再次激起雙方「亞洲老大之爭」的心態，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遽然升溫，已經由民間和學界上升為官方言論。在中共發佈GDP修正數字之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說：1,中國正在成為相當程度的威脅。2,日本應成為亞洲領袖。日本官房長官安倍晉三也在當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贊同麻生有關要求中國軍費開支「透明化」的言論。這是小泉內閣閣僚首次公開宣稱「中國威脅論」。
對於一闊臉就變的中共政權及其愛國者們來說，中國經濟總量在超過英、法兩大國之後，大國幻覺支配著的下一個超越目標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而且，事情就是這麼湊巧，趕超日本的心願居然立刻兌現。2006年1月2日，中共社會科學院發佈國際形勢黃皮書《2006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主編是李慎明和王逸舟），報告排出「綜合國力」的全球座次，中國第六，日本第七。換言之，雖然中國經濟總量落後於日本，但是綜合國力首次超過日本，足以讓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從古至今，中國人談論日本的口氣從來都是蔑視的，古代是「禮儀之邦」VS「蠻夷倭寇」，即便在中國屢敗於日本的國恥中，仍然是「大中國」VS「小日本」。同樣，日本從近代崛起開始，也總是用輕蔑的口氣談論中國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稱。即便是二戰失敗後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視中國的資本。無論經濟還是政治，大中國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即便不談中國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等軟實力上的落伍，僅僅就硬實力的對比而言，中國離日本的距離仍然遙遠。
從經濟持續高增長的角度講，日本經濟的起飛開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連續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長10％的速度飆升，到1968年時，日本以1597億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國和法國，一躍成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國；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過前蘇聯而躍升為世界第二。同時，日本經濟飆升不僅是GDP總量，更是人均GDP； 1950年時，日本的人均GDP還只有美國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經首次超過了美國。
進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長的弊端逐漸顯露，特別是在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壞賬的拖累下，日本經濟進入停滯和調整的時期。現在的小泉政府正在進行民營化改革，就是為了醫治不健康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經濟總量而言，日本為46,234萬億美元，中國為19,317萬億美元，「小日本」仍然是 「大中國」的2.4倍左右。論人均產值，日本第五，中國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國」的30倍。
從生活質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發展型消費社會，而中國仍然是生存型消費社會。同時，在經濟發展的質量方面，諸如生產效率、投資效率、環境保護、科技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間的差距就更為巨大。即便中日兩國都存在著嚴重的金融壞賬問題，但壞賬比率日本遠遠低於中國。
更重要的是，與中國相比，日本經濟崛起最為可取的地方，在於財富分配的相對公正，使全體國民普遍分享到經濟高增長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過了《生活保障法》，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則——平等原則、最低生活原則和補助性原則。同時，日本企業普遍實行「員工福利計劃」，為此企業可以享受國家稅收優惠。 「員工福利計劃」保障覆蓋範圍非常廣泛，惠及到員工的住宅、醫療、養老、生活補助、資金貸款、財產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紅白喜事互助和文化體育娛樂等方面，包括 「員工死亡後家屬保障」。這種遺屬保障由五項福利和一項員工自我積累所構成，足以讓遺屬們的生活維持社會的平均水準。
所以，從財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卻是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基尼係數只有 0.285。換言之，日本僅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追趕上西方強國，而且，日本的趕超是實實在在的，既是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的雙重趕超，也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來中國，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各類關於中國財富分配公平性的調查數據都在證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受惠者與絕大多數中國人無關，而只與極少數權貴有關，中國的貧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無緩解的跡象。現在，中國已被公認為世界各國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特別是城鄉收入的差距為世界之冠，已經高達 6：1。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公佈的調查結果，20世紀80年代，10%的人掌握著60%的有價證券和40%的銀行儲蓄；90年代末，20%的人擁有80% 的銀行儲蓄；現在，1%的人擁有50%以上的社會財富。
據《中國證券報》2005年12月14日報導：中國0.5%家庭擁有60%個人財富。而且，在這些豪富群體內，大約70%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餘 95.5%的中國家庭，其中包括所謂「小康」或「中產」家庭，也只佔有個人財富的40%。換言之，中國年均GDP增長率為9％，而 0.5%家庭的財富的年均增長率為13%。權貴財富的膨脹速度遠遠高於GDP的增長速度。
據聯合國統計，中國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目前仍然有2.35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之下，而不是世界銀行所說的8800萬，更不是按中共政權標準所說的3000萬。
國際通行標準認為，人均可支配收入應占GDP的25－33%，而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可支配收入卻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長，對於權貴階層意味著私人錢包滾雪球般膨脹，而對於弱勢群體則意味著養家度日的日益艱難。特別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醫療這三個最基本需求領域，不要說最廣大的農民群體得不到最低滿足，即便是城鎮百姓負擔之沉重，也已經到了「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地步。
隨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是基尼係數的迅猛增長，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 1994年為0.467,現在，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 0.561,已大大超過0.35－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而實際差距可能更大。因為，大陸人普遍相信，中國最有錢的人集中在北京，因為北京是高層權貴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國富豪排行榜上，見到的大都是財產可以見光的私營老闆，而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卻榜上無名。老一代權貴鄧小平、陳雲等家族有多少資產？新一代權貴江澤民、李鵬等家族擁有多少錢？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義上，就財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之大」更襯托出「大中國之小」。
獨裁的濫權和冷酷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對比：當中國仍然擁有2億多生活在溫飽線以下的貧困人口時，權貴們卻大嚼黃金宴和女體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購各類名牌和周遊世界，他們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腐敗侵吞併揮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們吃喝玩樂消費及奢侈辦公開支等消費和被貪官們侵吞的國民財富，保守估計，每年也要在1.3萬億以上，平均到13億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稅率之高已經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國家稅收的80％由工薪階層承擔，權貴階層只承擔國家稅收20％。然而，工薪階層卻得不到應有的醫療、教育、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
作為對比，在貧富差距比較懸殊的美國，佔有50％財富的1％的富人，卻承擔著美國51％的稅收。同時，美國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爾‧蓋茨把個人財富的90％以上捐給慈善事業。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美國富人不僅承擔著政府福利的大頭，同時承擔著世界慈善事業的絕大多數資金。
中國的底層民眾還要承擔畸形發展帶來的巨額債務。綜合各類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背後是天文數字的債務黑洞，由各級政權財政赤字、國債、社會保障欠帳和金融壞賬所積累起來的債務總額，已經高達16萬2千8百多億人民幣。也就是說，獨裁政權及其權貴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經提前揮霍掉了子孫後代的未來。從毛澤東時代的紅色中國到後毛時代的赤字中國，權貴們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後代吃未來，十多億國人多年來創造和積累的財富，別說現在的將近11萬億存款，就是再有一個10萬億，也不夠權貴集團的侵吞和揮霍。
更令人憤怒的是，中共主導下的GDP高增長沾滿了弱勢群體的血淚。各地方官權在個人政績和既得利益的驅使下，盲目地進行商業開發和城鎮擴展，為了建電廠、開發區、工業園、娛樂場、商品房而進行強制性的征地和拆遷，由此引發出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且越來越暴烈的官民衝突，其中不乏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和流血事件的發生，四川漢源因建電站而引發出高達十萬人官民流血衝突，廣東汕尾因建電廠而釀成舉世矚目的東洲血案。在一樁樁血案的對比下，那一組組令世界驚嘆的 GDP數字，顯得那麼冷酷，冷酷得「毫無人性」。
GDP高增長作為精神鴉片具有強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權中國與民間中國的悖論，官權鼓噪出大國崛起的驕狂和浮躁，國人越發陶醉於趕英超美的神話，卻全然無視這種崛起帶來的極端不公正：中國式分配不公絕非來自單純的資源匱乏、人口眾多和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來自制度貧困所導致的權利貧困和尊嚴貧困，國人在權利分配上的嚴重不公，在尊嚴擁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獨裁體制的殘酷和野蠻之所在，這種權利分配的不平等遠甚於經濟上的貧富差異。
中國的GDP高增長的陽光所照耀的僅僅是極少數權貴，而絕大多數平民則處在承擔著高增長代價的陰影中；中國的主導話語權也掌握在獨裁政權及權貴們手中，可以利用壟斷媒體為現行的跛足改革提供舖天蓋地的辯護。現在，在對中國經濟總量躍升世界第四的熱烈歡呼中，政權高官和暴富階層的聲音最為洪亮，而那些利益受損群體且為跛足改革承擔了最大代價的弱勢群體則毫無感覺。
一向自稱「偉光正」的官權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國幻覺相結合，自然只願看繁榮崛起的一面，而不願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讓壟斷媒體高唱主旋律讚歌，而嚴厲打壓民間的批評之聲；只願計算中國何時能夠超過美國，且越算自信心越強、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越小，而不願正視制約中國發展的制度和資源的雙重瓶頸，也不願承認在軟硬實力上與主流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只願聽到來自西方的驚嘆和讚美，願意從「中國威脅論」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驚恐不安，而不願聽來自西方的警戒和批評，更不願正視「獨裁式崛起」對本國和世界的雙重危害。
在嚴格的言論管制之下，當異見者的聲音、境外媒體的負面報導和批評之聲難以被大陸民眾聽到時，即便官方媒體唱讚歌的喧嘩再高調再熱鬧，偌大中國仍然是「無聲的中國」（魯迅語）。「無聲的中國」又吞噬了過量的「GDP精神鴉片」，必然變成 「幻覺的中國」；而一個「無聲而虛幻的中國」的經濟崛起再高速，也只能是泡沫化的無限膨脹，最終難逃破碎的厄運。
2006年1月1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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