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症侯群與中國民眾
【大紀元2月16日訊】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遭到匪徒的洗劫。在聞訊趕來的警察包圍了整棟大樓的情形下，走投無路的匪徒綁架了多名銀行職員為人質，要挾警察答應他們的條件。雙方在長時間僵持的情況下，被脅持的銀行職員發生了舉世皆驚的斯德哥爾摩症侯：他們與綁匪同心協力對付警察，掩護綁匪逃遁，當綁匪被法庭以搶劫罪和綁架罪名起訴時，本應為此出示證據的銀行職員卻拒絕作證，千方百計為綁匪開脫。
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引起全球心理學家、刑偵學家和法學家的高度重視，為什麼會出現這一情形呢？答案在人的思維繫統本身。
人質在綁匪完全切斷與外部聯繫、厄運突如其來的情況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恐懼。這種恐懼對普通正常人的思維繫統的衝擊，將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紊亂。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沒有特別堅韌的毅力和特別的訓練的人，其思維繫統不可能是非常嚴密而獨立的。最初的期待如果被一再的打破，被脅持者認為被援救的可能性已經絕望的時候，他們的完全絕望所導致的思維崩潰就被綁架者所利用，這時綁架者只要對被脅持的人示以較好的對待，給予其食物，利用人脆弱的思維狀態「講明」他們的行為不是針對這些被脅持者，他們與被脅持者其實都是一樣為社會所遺棄的，從而獲得被脅持者在極端情況下也必然畸性的同情與認可，這樣他們會將自己求生的希望轉移到服從並協助綁架者，甚至願意與他們共生死同患難。
出現這樣一種情形的時候，作為綁架人質案將給外部的救援者帶來極大的難度，這此事例在現代以來出現的範圍雖然已不止於歐洲，可是像中國民眾這樣一個十多億人的群體，被中共綁架和長期劫持所形成的基本已成習慣的斯德哥爾摩症侯群，國際社會還是注意不夠，從1949年到1971年邪惡中共重返聯大，國際社會的敗筆表現在讓其綁架合法化，讓其對一國民眾的精神、政治、經濟與肉體的脅持正當化。爾後，流氓綁匪把自己裝扮成所謂「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利用脅持中國人民的財富對許多落後國家施以小惠，所謂的「無償援助」使得這些國家急功近利的領導人不辨是非，對中共讚譽有加。一旦時光遷延，人們似乎已經淡忘中共的一切原本是綁票來的，而把它作為中國真正的主人看待的時候，西方社會的默許給予邪惡中共的豈止是一劑興奮針？它更加堅信了其完全無道德、無人性、一味任惡圖暴的「槍桿子」理論，對中國人民精神上麻痺與愚化，經濟上控制與截斷，肉體上摧殘直至消滅，文化輿論上封鎖與宰制，將被劫持的中國人民固閉在一個鐵桶一般的控制下，待到精神控制完全奏效，它有有限制的撤開鐵桶，代替為有選擇有控制的開發幾道門的鋼化玻璃桶。其實整體中國人民依然與二十年前沒有多少差別。
在這個症侯群已經固化這麼多年的情形下，外部自由社會任何對這裡面民眾似乎自己不爭氣的批評都是不正確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自由國家真的要幫助中國民眾脫離這個邪黨的控制，對其經濟的全面制裁強制其打開人權缺口，設法使被脅持者恢復元氣，有一定的實力型組織是非常重要的。
在目前為止，中國已是所謂的全球製造工場，許多的西方國家資本家都在中國投資辦廠，外資企業與合資企業有一個非常大的比重了，那麼這些廠如果只是想利用這些可憐的被邪惡中共脅持的中國民眾為其賺錢，它們的眼界就太狹小了，如果能夠對所轄的員工進行系統的重振正常思維繫統的工作，更多的表現對中國普遍民眾苦難的關注，甚至直接培養顛覆邪靈的力量，那麼，未來必然屹立起來的這個民族，對其他民族在這個過程中的患難相助真誠友好，一定會有加倍的報償。
順致對高智晟律師的聲援與誠摯的敬佩!
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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