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右派」索賠——權利意識的覺醒
【大紀元2月16日訊】2月11日北京大學老校友新年聚會時，讀到物理系1954級校友燕遯符給北大校長許智宏的信，要求北大就1957年把她劃為右派一事，向她道歉，並賠償損失。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燕遯符已經是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她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鳴放」氣氛的影響下，匿名撰寫了一篇呼求民主自由的文章，題為《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印在後來被稱為「反動傳單」的《民主接力棒》上，後又被收入所謂「反動刊物」的《廣場》裏。反右運動開展後，有人揭發她是那篇「反動文章」的作者，因此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理，被送到一個紡織廠當日夜三班倒的擋車工，直到1979年改正。
燕遯符1995年8月22日曾給北大黨委寫信，指出：根據《國家賠償法》，凡是國家機關或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被損害人可以依法要求賠償，「我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學業、事業、身體、精神均受到極大損害，故依法要求北京大學予以賠償。」信發出後，遲遲不見答覆，她於1996年3月18日去信質問，這才在4月2日收到北大黨委統戰部的簡短復函，說「這是一個涉及範圍很大的歷史問題，在沒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規定前，北大無法個案處理，請諒解。」
十年之後，燕遯符今年2月6日上書北大校長。她說：「我耐心等待新的精神和政策，等呀等呀，十年過去了，仍然沒有消息，都絕望了」。但讀了有關文章後，「對人權問題的歷史演進和當前狀況，有了新的瞭解，從而樹立起我的人權一定應該得到尊重的信心。所以，再次要求學校向我道歉，並且賠償經濟損失。」她還表示：「獲得賠償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校友基金會捐款，用作獎學金，為培養優秀青年人才出點力，稍微彌補一下自己早生了50年的遺憾。」
同最近五百多名「右派」聯名上書，要求賠償一樣，燕遯符向北大索賠，反映了社會權利意識的覺醒。
發生在49年前的反右派運動，是執政的共產黨領導人蓄謀挑起的一場違反憲法、違背道德的政治大陰謀——毛澤東曾經得意洋洋地把它自詡為「陽謀」。陰謀也罷，陽謀也罷，都是個人獨裁、專制極權的產物。1954年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毛澤東卻在1957年1月的講話裏對行使自由權利的公民大肆討伐，甚至提出「讓他暴露，後發制人」，透露出了濃重的陰謀氣息。同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這個講話，曾經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重大發展，在海內外享有高度的聲譽。當然，從執政黨的施政方針和政策來說，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確實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是，它先天地帶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完全拋開憲法和法律，有著極大的隨意性。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敵我矛盾？誰說了算？理論上可以有明晰的區別，但具體到實踐卻要由掌權者來判定，這就使它極有可能成為專制極權的工具。特別是當我們把他同隨後發動的反右運動聯繫起來考察時，就不難發現，這個講話正是那個反人民、反社會的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正式發表於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報》，把它同2月27日的講話進行對照，就可以看出，公開發表的講話已經做了很大的修改。尤其突出的是增加了所謂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是否有利於團結全國人民；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否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於鞏固共產党的領導；是否有利於國際團結。並且明確規定：「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党的領導兩條。」需要指出，這六條標準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加進講話裏去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反右派的進攻號角。十來天之後出籠的六條標準，正是為了適應反右派的需要而提出來的，它既是劃分人民和敵人的標準，也是劃不劃右派的標準，後來提出的劃右派標准，就是從這六條演化出來的。按照這個標準，55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公民，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劃入敵對陣營，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可見，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理論，實際上已經成為專制極權殘害人民的工具。
也許有人會說，不對，反右的災難，正是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結果，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損失了。粗聽起來，此話不無道理。但是，請注意，所謂「正確處理」，本身就是離開憲法、離開法律的違法行為。一個公民有罪無罪，是否要受社會的制裁，應該是依法辦事，而不應是憑藉個人意志去「正確處理」。「正確處理」不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上。我們都知道，「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建立在絕對權力基礎上的「正確處理」，必然要導致政治腐敗——反右運動「正確處理」的結果，是剝奪55萬人的公民權利，戕害55萬人的政治生命。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既然以党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為主要內容的六條標准，可以被領導者玩弄于股掌之中，那麼，同樣是建立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基礎上的「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沒有違背法治精神，成為適應極權專制需要的工具？
可見，反右運動完全是一場違反憲法、為鞏固獨裁專制制度服務的政治大迫害。數達55萬之眾的公民（近來有材料說是三百多萬，存疑待考），都在精神上物質上受到嚴重的傷害。雖然在1979年基本上都已經得到改正，但是，迄今為止，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人承認錯誤，賠禮道歉，更談不上賠償損失。這就是說，運動的善後事宜，還沒有結束，提出索賠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正當的。
那麼，為什麼到了右派問題被改正後的二十多年才提出索賠要求呢？因為，權利意識的覺醒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改正之初，成千上萬右派實現了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希望，滿懷終於脫離苦海的喜悅，對共產黨心存感激。在他們的意識裏，「聽黨的話」和「馴服工具論」的影響很深，而權利觀念卻十分淡薄。雖然都認為20多年的損失應當得到補償，但大家體諒國家的困難，沒有提出索賠的要求。另外，從這二十多年的社會情況來看，由於存在著「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結論，由於輿論導向禁止討論運動的教訓，人們無從瞭解運動的真實面貌，更不知道它所導致的嚴酷慘烈的後果。1996年劉賓雁、許良英、方勵之等倡議籌備紀念反右30周年，結果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而遭到整肅，被開除黨籍。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有的地方仍然歧視被改正者，稱之為「改正右派」。1991年「反和平演變」的喧聲甚囂塵上時，有一位教授公然揚言：「胡耀邦的最大錯誤是平反冤假錯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來了。」所謂牛鬼蛇神，當然包括55萬右派分子。到了九十年代後期，情況開始有所轉變，一些記載反右歷程和右派悲慘遭遇的書籍陸續出版，向社會控訴了那場違憲、違法、反人道、反人性的政治運動的罪惡。特別是網路的興起和普及，使更多的人接觸到事實的真相。如網上發表的《夾邊溝紀事》，翔實地記述了三千多名右派在勞教農場慘遭壓迫和摧殘，多數人饑餓而死，最後只剩下幾百人得以生還。這些事實的披露，不僅開拓了廣大民眾的視野和思路，也喚醒了被改正者的權利意識。加上近幾年在網上廣泛開展的關於公民權利、公民意識的探討，使大家充分認識，作為受苦受難長達二十多年的受害者，我們有權向施加迫害的政府索取賠償。不論索賠的最終結果如何，這種要求伸張正義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燕遯符在1995年就提出了索賠要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我希望燕遯符和五百多位「右派」的索賠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幾個有關問題是值得重視的：首先，歷史不容隱瞞，不容掩蓋，要解除對討論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禁令。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總結這些群眾運動的教訓，尋求導致這些歷史大悲劇的認識原因和體制原因，剷除發生整人運動的意識形態根源和體制性根源。其次，撤銷「反右擴大化」的錯誤結論，還反右運動以本來面目。《往事並不如煙》的出版，讓人們瞭解到，當年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所說的話，都出之於關心民族前途和社會發展的愛國情懷，並沒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事實表明，55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中，沒有一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右運動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大冤案，至今仍然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是共產黨的恥辱。第三，加強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教育，從小學開始就設置公民課。歷次群眾運動的一大特點，是抹殺公民權利；在上者濫用權力，在下者不知維護自己的權利。只有實現權力與權利的平衡，才能真正建立起和諧社會。加強執政者和公民的權利意識，是避免政治運動重演的可靠保證。第四，建立反右博物館、大躍進博物館、文革博物館，收集這三大運動的有關資料和實物，作為教育後人的思想教育基地；同時，也警戒執掌党權政柄者吸取教訓，好自為之。如果他們能夠善用權力，慎用權力，那就黎民有幸、功德無量了。
200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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