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陳志武教授最近進行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中共的計劃體制造成了地區間人均GDP的巨大差距。中共的計劃經濟顯示，誰離權力中心距離最近，誰能夠享受到的財政補貼就越多。計劃經濟的戶籍制度，制造了城鄉二元隔離的社會格局，造成城鎮和農村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方面的不平等；財政補貼制度，也基本上是倒錯的。

民衆福利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需要分配

據21世紀經濟報道，權利經濟學-秋風專欄指出，很多人有一種錯覺，以爲中共的計劃經濟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在全社會實現福利的平等分配。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目前，收入最穩定的國家機關幹部、國有壟斷企業員工所享受的福利是最多的，城鎮集體經濟職工所享有的福利就大幅度減少，未就職于國家單位的普通民衆，則同樣不能享受到政府福利。

財政補貼是按照地位和權力進行分配的

比如教育領域方面，2001年，全國小學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95 元，農村爲28元；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爲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結果，相對富裕的城鎮人口可以依托國家福利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貧窮的農民卻必須自己承擔孩子的大多數教育費用。又由于高校錄取歧視，農民因其收入低、每分錢的相對價值就高的投入只能換來很低的收益。

在城鎮內部，財政補貼也是按照地位和權力進行分配的。中共的計劃經濟時代，誰離權力中心的距離最近，誰能夠享受到的財政補貼就越多。收入最穩定的國家機關幹部、國有壟斷企業員工所享受的國家福利是最多的；城鎮集體經濟職工所享有的福利就大幅度減少，未就職于國家單位的普通民衆，則同樣不能享受到政府福利。

以住房爲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幹部和大型國有企業員工本來就屬于中高收入群體，但恰恰是他們享有政府分配之免費房屋。與此相配套，他們又享受政府或國有企業提供之供暖、物業、維修等等補貼。城鎮中那些低收入群體反而得自己租賃房屋，自己負擔取暖的全部費用。住著平房的普通市民燒著肮髒的煤球也得自己花錢。

這種逆向調節的福利存在于幾乎所有方面，中共的計劃體制其實是一種系統地制造不公平、使富者愈富而窮者愈窮的體制。

中共的改革沒有矯正不公平

經濟權威指出，1990年代以來的福利補貼制度改革大多采取了暗補變明補的做法，以國家機關和國有單位職工理應享有供暖福利爲前提，把原來的實物福利貨幣化。

比如，公車改革，以大大小小公務員理由享有公車福利爲前提，並據此向機關所有公務員按照級別發放高額貨幣化車補，從數千元到數百元不等。這樣下來，公務員的車補就已經相當于中低收入群體的月薪了。

再如，1980年代以來的曆次價格改革，政府只補貼就職于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的中高收入人員，而收入最低、對價格承受力最差的城鎮非公職人員和農民，卻只能自己承受價格上漲的全部沖擊。

減少對民衆的福利責任

縮減總是從距離權力較遠的部門和群體開始。本來收入就較差的國有企業員工因爲下崗失業而喪失了醫療福利，相反，收入較高且穩定的國家公務員及壟斷企業員工的福利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2003年全國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顯示，在地級及以上城市城鎮戶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組的城市居民僅有12.2%享有社會醫療保險，最高收入組中則有70.3%享有社會醫療保險。城鎮居民中有44%的人口是沒有任何保險。

傳統的福利體制是扭曲的，改革卻承認其正當性，甚至在很多領域較大幅度地放大了其扭曲。

城市底層人群的“凝固”

《瞭望》周刊指出，中國生活在城市底層的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進城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向“上”流動難。通過正常渠道改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困難重重，無業失業人員、低收入者和進城農民工等城市群體普遍對前途悲觀，甚至絕望。

富有者和貧困者的代際繼承效應明顯。 有學者認爲，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公正、合理機會，難以向“上”流動，成爲一個相對“凝固”的群體。

農民工是一直處在城市最底層的群體。他們缺乏保障，只要能夠找錢，任何髒、累、苦、險的活都願意幹，由于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制度障礙的存在，他們要上升爲“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難度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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