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0日訊】 在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上，逢“6”的年頭多半很不平靜，是歷史的轉捩點。例如，1986年是文革後所謂思想解放最活躍的一年，但隨後就導致了反自由化和胡耀邦的辭職；1976年是中共三巨頭去世，“四人幫”被逮捕，文革結束；1966年是文革爆發，中國陷入大動亂。而在此之前，1956年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尤其在思想文化和知識份子問題上，而且也是經歷了一個大轉折。

從1949年到1956年，中共發起了一系列運動，如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小集團和院校調整等等，這些政治運動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知識份子，從1949年以前過來的知識份子又首當其衝。經歷了這些運動過後，文化領域和校園裏一派肅殺之氣。

然而，到了1956年，政治氣氛卻完全一變。那年，中共宣稱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束，中國正式進入了社會主義。但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共卻沒有進一步強化興無滅資的思想改造和對知識份子的控制，而是進入了一個在毛澤東統治下最爲寬鬆的時期。在那年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份子的報告》，宣佈在中共政權下，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是說中共建政初期的歷次政治運動已經達到目的。這次會議還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強調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似乎政治問題已經不再是知識份子問題的重點。

那年4月，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五月份，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在文藝和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根據這個方針寫了長篇文章，發表在6月份的《人民日報》上，提倡獨立思考，自由討論，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反響。爲了貫徹這個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立刻組織了兩場討論，一場是在文科，有關美學問題；另一場是在理科，有關遺傳學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過去被批判的人可以出來爲自己辯護，讓不同觀點進行交鋒。在這兩場討論的引導下，知識份子和文化界人士紛紛發表看法，涉及到思想文化領域的很多問題。

不但如此，在同一年，中共大幅度提高知識份子的物質待遇。當時一級教授工資定爲360元，和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名義工資相差無幾，副教授的工資有的高達200多元，大學最低級別的助教在上海地區是65元，講師最低是92元，和很多中共縣團級幹部的工資相當。當時一個大學生每月伙食標準是12元五角，而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等幾乎不需要花費多少，因此這樣的工資待遇是在生活水準普遍低下的中國造就了一個衣食無虞的知識份子階層，在收入上和中上層幹部相比毫不遜色。因此，可以說在工資待遇上中共已經把知識份子吸收進了體制。

在這樣的形勢下，即使在今天，很多老知識份子回憶起來，都認爲1956年是他們心情最舒暢的時候。那麽，爲什麽1956年會如此寬鬆呢？

首先，這是因爲1953年史達林死後，蘇聯在政治和文化上有解凍的傾向，對其他共產黨國家産生了影響。爲了和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爭奪龍頭老大的地位，毛澤東要顯示自己統治的成功和氣度，要顯示他和史達林不一樣，並不需要把思想和文化領域弄得很緊張。其次，這是因爲經歷了一系列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確實對自己統治的穩固有相當的自信，認爲知識份子已經歸順，歷史上漢唐盛世的“百家爭鳴”就在眼前。

然而，這個寬鬆的時期不但短暫，而且後來爲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作了鋪墊。1956年底的匈牙利事件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獨立知識份子反對一党專制的鬥爭使得毛和中共警覺起來，而中國獨立知識份子在1957年春天發出的聲音則迫使他們重新估量建政以來對知識份子改造的成果，從而推經了在1956 年初作出的所謂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評價，在1957年春夏之交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向知識份子反攻倒算，把上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中國的政治局面從此日益轉向嚴酷，知識份子的處境日益艱難。

回顧1956年，從中可以得出的唯一的歷史教訓是：由統治者恩賜的自由，無論聽上去是多麽誠懇，無論聲勢造得多大，無論讓人感覺多麽令人鼓舞，都是可以隨時收緊甚至取消的。真正的言論自由和對統治者的輿論監督，只有在整個社會自覺的爭取和奮鬥下才能建立和鞏固。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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