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杵：中共計劃生育政策是人類悲劇
【大紀元12月5日訊】【按：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和中共國教馬克思主義一樣，理論上破產，實踐上災難。信奉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左傾價值觀，災難一個接一個。從出生到墳墓都被計劃，養豬場也不過如此吧。再看看制定計劃的都是些什麼貨色。】
一、推行計劃生育的理論依據
八十年代初，宋健等人研究並「發明」了「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中國人口2050年將達到40億。」「為使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30到40年的時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是為了克服從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後果不得不採取的緊急措施，是為了糾正我們過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現的錯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而作出的最優選擇。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長，剎住人口激增的勢頭，幾十年後我們將面臨更多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給四個現代化帶來更多更大的困難。」宋健控制論的結果就是：「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
1981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2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如果在100年左右時間內，我們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6.8億以下。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只能養育6.5億人。」中共在宋健理論的引導下，從八十年代開始全面實行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
二、步入「老年化」的中國
宋健的「控制論」，不僅是歷史的笑炳，而且是中華民族又一場史無前例的悲劇，因為現實是，即使中國1980年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2050年中國人口都難以達到17億。
就在宋健等人預測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脫離實際，人口生育結構並沒有象宋健等御用專家們預測的那樣，但是，儘管這樣，這種誤國誤民的計生政策仍然推行到現在。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只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
二十六年過去了，宋健已經作古了，中國目前人口老年化結構已一步一步彰顯出來：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然而40年後，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4億老年人（現在的年輕人）將老無所養。
目前，城市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占相當多的一些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五十多歲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幾年，靠別人養二十幾年），養老金缺口仍然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他們的養老金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到時候，人均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壽命只有75-77歲的之間，也就意味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養老金。六七十歲的老人失業後誰來養活？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他們承受得起養老的重擔嗎？在承重的養老負擔下，他們還有放開生育後養育三個孩子的能力嗎？答案是否定的！
三、強制性計劃生育與野蠻墮胎
三十年來，中國媒體一直在向人們灌輸「7%的土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就會發生人口爆炸」的理論，這種觀念，從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到居委會的宣傳欄，都充斥了計劃生育的宣傳。
1980年，面對9億人口的龐大壓力，中共當權者在宋健理論的指導下轉而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這是毛澤東時代鼓勵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質雷同，其實質都是剝奪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權利。所不同的是，為了執行「一胎化政策」，各級政府動員了各種力量，駭人聽聞地全方位剝奪與侵犯婦女的生育權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其中最野蠻的辦法之一是強制墮胎，計劃生育指標成為操控婦女是否准生的唯一標準，凡是沒有走後門拿到灼熱可得的准生指標而懷孕的婦女，就會被當地計生委在公安人員配合下，牽豬趕羊似的強拖到指定的醫院實施人工墮胎；不僅如此，強制墮胎後再實施絕育結紮手續。
據統計，1971年中國的墮胎391萬例，1981年為869萬例，1991年達到1，400萬例，20年內增加了近3．6倍，占85%為強制性墮胎；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的墮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墮胎與活產的比率是1比12．5；在「一胎化政策」的驅使下，這一做法既罔顧基本人權，更無視起碼的女權。而在西歐及美國，這一比率僅為1比100。並且，墮胎都不存在強制性。
一位叫「石猴」的網友受人所托，在網上公佈了他一位已故朋友寫的打游詩《計生隊員之歌》，這首《計生隊員之歌》記錄了1994年9月14日他妻子遭遇計生幹部強制墮胎的經過，很形象地記錄了計生委的非人道行徑：
計生隊，盡有罪／堂堂皇皇政府來／一支「合法」打搶隊！／砸門入室內／翻箱又倒櫃／傢具門窗全報廢／撬樓板，捅瓦棟／罈罈罐罐成瓦碴。／轉移「戰場」到廳堂／茶杯茶瓶一掃光／蜂擁至廚房／瓢缽碗碟全遭殃／碎片飛，響聲亂／公雞咯咯叫／母雞到處飛／孩子叫媽媽／大肚女人流眼淚／虎形大漢抓四肢／抬進麵包車內／按倒產床上／一針釓進腹腔裡……
四、瞞天過海的「1.8」生育率結論
國家計生委官員張維慶多次指出（包括2004年4月在《求是》的文章）：「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8。2034年人口將達到14.86億；如果將一些複雜多變因素考慮進來，總和生育率為2.0，2043年人口將達到15.57億。」他們的數據是從哪裡來的呢？實際上，人口普查、國家統計局以及計生委自己的客觀資料均顯示，九十年代中期後，中國婦女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但計生委每次都將之「調升」到1.8，國家計生委主任甚至說實際上有2.0的生育率。計生委調整的主要依據是「出生漏報」，也就是說，官員們並不相信人口統計的數據，而相信他們臆測的數據。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的結論是：「由於人口漏報的比例是1.81%，於是重新把這部分填回去進行誤差校正，總和生育率就成了1.8左右」。
這是一個可怕的黨文化現象：官員們明知統計數據有假，但還要花費巨資去做人口普查，有了普查結果又不相信統計數據，只相信自己的臆測，結果得出了更多錯誤的結論。以目前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需要出生1700多萬；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97、1998、1999、2000年的四年時間裡，出生人口分別為1379、1150、1401、1445萬；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0-4歲總人口才6413萬，每年才出生1283萬人，說明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即使有1.81%的漏報率，每年出生人口也不過1400萬，生育率也仍然只有1.3左右。比較幾次人口普查，對不同年度的出生人數有重報，有漏報，總體相差無幾，誤差在允許範圍。但計生委官員們不考慮重報，「補在」最近幾年新生人口上，這樣，就永遠都可得出「1.8」的生育率。中國所進行的「四普「與「五普」，每年出生人口的誤差最多10%，即使將最近幾年出生人口都加10%， 仍然只有1.3-1.4的生育率。所以說，生育率「1.8」之說，是官權們瞞天過海的推測而來的數據。
五、男、女比例失調的現實
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對此，中共的御用學者提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上限是108或108左右，從而否認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了異常，1980年代中期超過108後，人口學家們認為是女嬰「漏報現象」。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統計部門顯示的數據是「出生性別比增大」，國家計生委不得不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保守的估算是：1980年以來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萬，這也就意味著今後2700多萬「光棍」。人口學專家馬瀛通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制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承認：「對當時已持續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未能正確認識，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和及時糾正，最終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歷史性失誤。」
在這裡,有一個關鍵的政策標準是造成2700萬光棍的直接原因。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對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頭胎是女孩，五年之後持證懷。」「頭胎是男孩，終生不再懷。」由於政策的誤導，再加上農民重男輕女的思想，中國生育結構——特別是農村，就出現了出生性別比119-121——男孩多於女孩2700萬的現實。
六、一胎化政策增加政府腐敗空間
計劃生育使得中國至少少生育2億多孩子，但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中國從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4-1.6左右（城市只有大約1.0左右），而印度為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是中國平均的3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2-3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到哪裡去了？
對此，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會，養3個孩子的花銷只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1.6倍，可3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1個孩子的3倍。可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紅利」被這種經濟學規律而浪費掉了。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施肥過量是有害的。一是危害莊稼本身：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另一個是容易發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抗病蟲能力減弱，易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量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就會流入周圍的水中，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和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就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損害。可見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
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多度溺愛，在家裡是小皇帝，在外面卻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的損失。要是主流家庭有三個孩子的話，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
中國行政成本為世界之最，從2000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錢不夠「花」。其原因在那裡？如果說是一黨專制制度因素的話，古巴、越南等國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說是文化因素的話，日本、韓國、台灣等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說是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的話，當年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時候行政成本也不高，比中國發展稍前、稍後的泰國、印尼、印度等國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麼導致中國行政成本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由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費結構畸形，給中國行政、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增加腐敗的空間。就是說我們少生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行政、腐敗、房地產、教育、醫療「盯上」了。以官權相結合的利益團體就像一雙「看不見的黑手」，想方設法地在獨生子女身上「做文章」，可以投入到二個或者三個孩子身上的錢財，被官權從獨生子女身上神不知鬼不覺地吸納走了。
七、停止計劃生育也不能阻止今後中國人口減少
明知道計劃生育政策是錯的，明知道生育率1.8不是事實，但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1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仍然提出聳人聽聞的觀點：「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儘管多年來廣大群眾已經基本接受了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群眾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據調查，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如果工作稍有放鬆，人口出生率就會反彈。」我不知道張維慶憑什麼說「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 停止計劃生育，就算不計算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8；既使不育人口只有15%的話（其實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53。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 ：「目前全國執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執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除35.4％一孩政策人口外，53．6％一孩半政策人口中的一半多一點（第一胎是男孩者）亦只被允許生一孩，也就是說，全國有63．1％的夫婦只被允許生一孩，35.6％的夫婦被允許生二孩，1.3％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曾毅的統計說明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根本沒有計生委宣稱的1.5）；考慮至少15% 的不育人口（不孕症、丁克、單身等），意味著要是都響應政策的話，中國生育率只能達到1.175；加上計生委統計的6%的超生家庭，生育率只能達到1.23。說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1.22是準確的！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出34.6％。
就算沒有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67；要是考慮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只能達到1.4左右。難道真的要將生育率穩定在1.3？即使1980年代初沿用1970年代的允許生育兩三個的寬鬆政策，並且在1980年代中期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不過多增加1.4億左右。
因此應該說，要將生育率從目前1.3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1.8才是「任務還很艱巨」，而要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任務尤其艱巨。張維慶之流明知二十六年來的計劃生育錯了，還要沿著錯誤的路線走下去，並且還經強制維持「低生育水平」，都是誤國誤民的官僚主義。
八、撤銷計生委是當然之急
前面我已經說過，由於八十年代的操作程序——宋健「人口控制論」和「百年人口預測」的荒誕無稽，導致執行程序——全國一級一級計生委實施全世界最為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政策所造成的「後遺症」就是中國人的悲劇。
明知道錯了，仍然不改正，並且堅持錯誤的思想與觀點，這是黨媽媽的一貫作風，中共十六大之後，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又提出了另一個論點——「十一五」時期第四次生育高峰。他說：「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這1億人70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第二，80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1980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在1980年代達到生育年齡，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麼大的一個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況下，1980年代那個高峰就已經明顯降低，現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願下能夠引發「第四次生育高峰」嗎？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2005年又只增加758萬人口，遠遠達不到計生委預期的1167萬。
現在平均初育年齡是25歲，1980年以後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主體，1980年到1990年之間出生的女孩影響今後幾年的出生率。「近1億獨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並且1990年以後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對於近5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麼每年只有400萬獨生子女，由於這25年出生性別比為112：100，那麼每年女孩只有189萬；而1980年到1990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面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189萬女孩中只有34萬左右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現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20萬左右人口），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要是考慮到「近1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甚至城市）獨生子女在1990年後才增多，那麼19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萬，女孩就不到189萬。即使在1984年後農村實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可見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這個預測只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張維慶提出的「第四次生育高峰」論是官權胡說。
目前，中國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仍然拘泥於過去的思路和機制，不但不能提出預見性的思路以供中共當權者作戰略決策，甚至還跟不上社會民間人士的戰略思路，比如說國家人口戰略組成立兩年多了，但是至今沒有明確回答何為維繫可持續發展的「低生育率」，導致基層幹部認識紊亂，以為生育率越低越好。就拿上海市來說，上海生育率已經是全世界最低，在其他國家的話，市長應該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了，但是上海現在連二胎都不敢放開。2002年9月27日，甘肅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對《甘肅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進行了修訂並於當天開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規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對符合條件的獨生子女夫婦提出了申請，截至目前，僅有6對夫婦生育了二胎（其中5對夫婦為農村戶口）。甘肅是西部貧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歡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6對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那麼全國情況可想而知。
計生委幾年前就意識到面臨被撤消的危險，悄悄地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變成了「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指望今後中共當權者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計劃生育後將後面的「計劃生育」四個字去掉變成「人口委員會」就行，作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續發展」。但要是計生委能夠「可持續發展」，國家就不可能「可持續發展」了。
綜上所述，這樣一個禍國殃民的計生委還有具何種意義？因此，廢除全世界最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還生育權力於民，解散各級計生委是中共當權者的當務之急。
－－原載：《觀察》，20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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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1590&ad=12/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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