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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楚一杵:中共計劃生育政策是人類悲劇

【大紀元12月5日訊】【按:中共計劃生育政策和中共國教馬克思主義一樣,理論上破產,實踐上災難。信奉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左傾價值觀,災難一個接一個。從出生到墳墓都被計劃,養豬場也不過如此吧。再看看制定計劃的都是些什麼貨色。】

一、推行計劃生育的理論依據

八十年代初,宋健等人研究並「發明」了「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中國人口2050年將達到40億。」「為使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30到40年的時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是為了克服從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後果不得不採取的緊急措施,是為了糾正我們過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現的錯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而作出的最優選擇。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就大力控制人口增長,剎住人口激增的勢頭,幾十年後我們將面臨更多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給四個現代化帶來更多更大的困難。」宋健控制論的結果就是:「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

1981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2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如果在100年左右時間內,我們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6.8億以下。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只能養育6.5億人。」中共在宋健理論的引導下,從八十年代開始全面實行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

二、步入「老年化」的中國

宋健的「控制論」,不僅是歷史的笑炳,而且是中華民族又一場史無前例的悲劇,因為現實是,即使中國1980年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2050年中國人口都難以達到17億。

就在宋健等人預測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脫離實際,人口生育結構並沒有象宋健等御用專家們預測的那樣,但是,儘管這樣,這種誤國誤民的計生政策仍然推行到現在。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只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

二十六年過去了,宋健已經作古了,中國目前人口老年化結構已一步一步彰顯出來: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然而40年後,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4億老年人(現在的年輕人)將老無所養。

目前,城市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占相當多的一些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五十多歲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幾年,靠別人養二十幾年),養老金缺口仍然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他們的養老金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到時候,人均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壽命只有75-77歲的之間,也就意味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養老金。六七十歲的老人失業後誰來養活?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他們承受得起養老的重擔嗎?在承重的養老負擔下,他們還有放開生育後養育三個孩子的能力嗎?答案是否定的!

三、強制性計劃生育與野蠻墮胎

三十年來,中國媒體一直在向人們灌輸「7%的土地養活世界22%的人口,」「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就會發生人口爆炸」的理論,這種觀念,從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到居委會的宣傳欄,都充斥了計劃生育的宣傳。

1980年,面對9億人口的龐大壓力,中共當權者在宋健理論的指導下轉而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這是毛澤東時代鼓勵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質雷同,其實質都是剝奪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權利。所不同的是,為了執行「一胎化政策」,各級政府動員了各種力量,駭人聽聞地全方位剝奪與侵犯婦女的生育權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其中最野蠻的辦法之一是強制墮胎,計劃生育指標成為操控婦女是否准生的唯一標準,凡是沒有走後門拿到灼熱可得的准生指標而懷孕的婦女,就會被當地計生委在公安人員配合下,牽豬趕羊似的強拖到指定的醫院實施人工墮胎;不僅如此,強制墮胎後再實施絕育結紮手續。

據統計,1971年中國的墮胎391萬例,1981年為869萬例,1991年達到1,400萬例,20年內增加了近3.6倍,占85%為強制性墮胎;人口統計學家認為,中國的墮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墮胎與活產的比率是1比12.5;在「一胎化政策」的驅使下,這一做法既罔顧基本人權,更無視起碼的女權。而在西歐及美國,這一比率僅為1比100。並且,墮胎都不存在強制性。

一位叫「石猴」的網友受人所托,在網上公佈了他一位已故朋友寫的打游詩《計生隊員之歌》,這首《計生隊員之歌》記錄了1994年9月14日他妻子遭遇計生幹部強制墮胎的經過,很形象地記錄了計生委的非人道行徑:

計生隊,盡有罪/堂堂皇皇政府來/一支「合法」打搶隊!/砸門入室內/翻箱又倒櫃/傢具門窗全報廢/撬樓板,捅瓦棟/罈罈罐罐成瓦碴。/轉移「戰場」到廳堂/茶杯茶瓶一掃光/蜂擁至廚房/瓢缽碗碟全遭殃/碎片飛,響聲亂/公雞咯咯叫/母雞到處飛/孩子叫媽媽/大肚女人流眼淚/虎形大漢抓四肢/抬進麵包車內/按倒產床上/一針釓進腹腔裡……

四、瞞天過海的「1.8」生育率結論

國家計生委官員張維慶多次指出(包括2004年4月在《求是》的文章):「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8。2034年人口將達到14.86億;如果將一些複雜多變因素考慮進來,總和生育率為2.0,2043年人口將達到15.57億。」他們的數據是從哪裡來的呢?實際上,人口普查、國家統計局以及計生委自己的客觀資料均顯示,九十年代中期後,中國婦女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但計生委每次都將之「調升」到1.8,國家計生委主任甚至說實際上有2.0的生育率。計生委調整的主要依據是「出生漏報」,也就是說,官員們並不相信人口統計的數據,而相信他們臆測的數據。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的結論是:「由於人口漏報的比例是1.81%,於是重新把這部分填回去進行誤差校正,總和生育率就成了1.8左右」。

這是一個可怕的黨文化現象:官員們明知統計數據有假,但還要花費巨資去做人口普查,有了普查結果又不相信統計數據,只相信自己的臆測,結果得出了更多錯誤的結論。以目前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需要出生1700多萬;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97、1998、1999、2000年的四年時間裡,出生人口分別為1379、1150、1401、1445萬;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0-4歲總人口才6413萬,每年才出生1283萬人,說明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即使有1.81%的漏報率,每年出生人口也不過1400萬,生育率也仍然只有1.3左右。比較幾次人口普查,對不同年度的出生人數有重報,有漏報,總體相差無幾,誤差在允許範圍。但計生委官員們不考慮重報,「補在」最近幾年新生人口上,這樣,就永遠都可得出「1.8」的生育率。中國所進行的「四普「與「五普」,每年出生人口的誤差最多10%,即使將最近幾年出生人口都加10%, 仍然只有1.3-1.4的生育率。所以說,生育率「1.8」之說,是官權們瞞天過海的推測而來的數據。

五、男、女比例失調的現實

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對此,中共的御用學者提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上限是108或108左右,從而否認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了異常,1980年代中期超過108後,人口學家們認為是女嬰「漏報現象」。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統計部門顯示的數據是「出生性別比增大」,國家計生委不得不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保守的估算是:1980年以來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萬,這也就意味著今後2700多萬「光棍」。人口學專家馬瀛通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制人口中的誤導與失誤》承認:「對當時已持續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未能正確認識,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和及時糾正,最終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歷史性失誤。」

在這裡,有一個關鍵的政策標準是造成2700萬光棍的直接原因。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對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頭胎是女孩,五年之後持證懷。」「頭胎是男孩,終生不再懷。」由於政策的誤導,再加上農民重男輕女的思想,中國生育結構——特別是農村,就出現了出生性別比119-121——男孩多於女孩2700萬的現實。

六、一胎化政策增加政府腐敗空間

計劃生育使得中國至少少生育2億多孩子,但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中國從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4-1.6左右(城市只有大約1.0左右),而印度為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是中國平均的3倍,是中國城市人口的3倍多。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2-3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到哪裡去了?

對此,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會,養3個孩子的花銷只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1.6倍,可3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1個孩子的3倍。可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紅利」被這種經濟學規律而浪費掉了。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施肥過量是有害的。一是危害莊稼本身: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另一個是容易發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抗病蟲能力減弱,易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量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就會流入周圍的水中,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和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就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損害。可見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

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多度溺愛,在家裡是小皇帝,在外面卻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的損失。要是主流家庭有三個孩子的話,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

中國行政成本為世界之最,從2000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錢不夠「花」。其原因在那裡?如果說是一黨專制制度因素的話,古巴、越南等國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說是文化因素的話,日本、韓國、台灣等行政成本不高;如果說是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的話,當年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時候行政成本也不高,比中國發展稍前、稍後的泰國、印尼、印度等國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麼導致中國行政成本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由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費結構畸形,給中國行政、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增加腐敗的空間。就是說我們少生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行政、腐敗、房地產、教育、醫療「盯上」了。以官權相結合的利益團體就像一雙「看不見的黑手」,想方設法地在獨生子女身上「做文章」,可以投入到二個或者三個孩子身上的錢財,被官權從獨生子女身上神不知鬼不覺地吸納走了。

七、停止計劃生育也不能阻止今後中國人口減少

明知道計劃生育政策是錯的,明知道生育率1.8不是事實,但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2001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仍然提出聳人聽聞的觀點:「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儘管多年來廣大群眾已經基本接受了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群眾的生育意願與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據調查,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如果工作稍有放鬆,人口出生率就會反彈。」我不知道張維慶憑什麼說「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務還很艱巨」, 停止計劃生育,就算不計算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8;既使不育人口只有15%的話(其實光不孕人口就占10-15%),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53。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 :「目前全國執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執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除35.4%一孩政策人口外,53.6%一孩半政策人口中的一半多一點(第一胎是男孩者)亦只被允許生一孩,也就是說,全國有63.1%的夫婦只被允許生一孩,35.6%的夫婦被允許生二孩,1.3%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曾毅的統計說明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根本沒有計生委宣稱的1.5);考慮至少15% 的不育人口(不孕症、丁克、單身等),意味著要是都響應政策的話,中國生育率只能達到1.175;加上計生委統計的6%的超生家庭,生育率只能達到1.23。說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1.22是準確的!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出34.6%。

就算沒有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也只能達到1.67;要是考慮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只能達到1.4左右。難道真的要將生育率穩定在1.3?即使1980年代初沿用1970年代的允許生育兩三個的寬鬆政策,並且在1980年代中期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不過多增加1.4億左右。

因此應該說,要將生育率從目前1.3的「超低生育率」提高到1.8才是「任務還很艱巨」,而要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任務尤其艱巨。張維慶之流明知二十六年來的計劃生育錯了,還要沿著錯誤的路線走下去,並且還經強制維持「低生育水平」,都是誤國誤民的官僚主義。

八、撤銷計生委是當然之急

前面我已經說過,由於八十年代的操作程序——宋健「人口控制論」和「百年人口預測」的荒誕無稽,導致執行程序——全國一級一級計生委實施全世界最為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政策所造成的「後遺症」就是中國人的悲劇。

明知道錯了,仍然不改正,並且堅持錯誤的思想與觀點,這是黨媽媽的一貫作風,中共十六大之後,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又提出了另一個論點——「十一五」時期第四次生育高峰。他說:「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1億人,這1億人70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第二,80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1980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婦女在1980年代達到生育年齡,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麼大的一個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況下,1980年代那個高峰就已經明顯降低,現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願下能夠引發「第四次生育高峰」嗎?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2005年又只增加758萬人口,遠遠達不到計生委預期的1167萬。

現在平均初育年齡是25歲,1980年以後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主體,1980年到1990年之間出生的女孩影響今後幾年的出生率。「近1億獨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並且1990年以後獨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對於近5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麼每年只有400萬獨生子女,由於這25年出生性別比為112:100,那麼每年女孩只有189萬;而1980年到1990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面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189萬女孩中只有34萬左右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現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20萬左右人口),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要是考慮到「近1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甚至城市)獨生子女在1990年後才增多,那麼19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萬,女孩就不到189萬。即使在1984年後農村實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可見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的這個預測只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張維慶提出的「第四次生育高峰」論是官權胡說。

目前,中國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仍然拘泥於過去的思路和機制,不但不能提出預見性的思路以供中共當權者作戰略決策,甚至還跟不上社會民間人士的戰略思路,比如說國家人口戰略組成立兩年多了,但是至今沒有明確回答何為維繫可持續發展的「低生育率」,導致基層幹部認識紊亂,以為生育率越低越好。就拿上海市來說,上海生育率已經是全世界最低,在其他國家的話,市長應該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了,但是上海現在連二胎都不敢放開。2002年9月27日,甘肅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對《甘肅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進行了修訂並於當天開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規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對符合條件的獨生子女夫婦提出了申請,截至目前,僅有6對夫婦生育了二胎(其中5對夫婦為農村戶口)。甘肅是西部貧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歡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6對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那麼全國情況可想而知。

計生委幾年前就意識到面臨被撤消的危險,悄悄地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變成了「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指望今後中共當權者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計劃生育後將後面的「計劃生育」四個字去掉變成「人口委員會」就行,作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續發展」。但要是計生委能夠「可持續發展」,國家就不可能「可持續發展」了。

綜上所述,這樣一個禍國殃民的計生委還有具何種意義?因此,廢除全世界最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還生育權力於民,解散各級計生委是中共當權者的當務之急。

--原載:《觀察》,200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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