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談到郁達夫，人們常常會想到他的頹廢、病態、傷感、浪漫，好像還有點自暴自棄、自怨自艾，……這些都不是裝出來的，不是「佯狂」，不是「為賦新詞強作愁」，在他完全是真摯的、誠懇的，他要把自己的世界無遮掩地呈現出來，這幾乎成了他文學的支點。 他是一個文人，但他與舊式的吟風弄月、醇酒婦人的文人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舊文人往往是游離於整個社會之外，獨善其身、玩弄詩詞文章、苟全性命於亂世和治世之間，對於社會沒有發言權，也不大為公開站出來批評社會的不公、不義，更不敢批評朝廷的是非。身為「五四」一代作家，郁達夫的一生與他生存的時代一再構成衝突，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評的對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覆言說的那種苦悶、感傷和病態，也未嘗不可以看作是社會批判的一種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談到《沉淪》時也說過，「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沉淪》由此產生，那是一種「哀鳴」，也是一種反抗。

他自己曾多次表白，他只是文人，不是戰士，叫他去撒傳單，他是不會去做的。1930年，他對林語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自己是一個文人，不是一個戰士。1933年，在宋慶齡家裡，他對美國紅色記者史沫特萊說：「我不是一個戰士，我只是一個作家。」然而，在他一生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傲骨嶙峋的一面。

1921年，他還在日本留學，聽被譽為「憲政之神」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演講時，聽到尾崎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仍稱做「清國」，並對當時軍閥當道的中國說了些不有好的話，他當場站起來打斷演講，堂堂正正予以反駁。尾崎只好承認錯誤，當場道歉。他並不認同武夫當國，他回國後，有一次，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學的課堂上痛罵北洋軍閥，公開對學生說：軍閥統治，社會混亂，讀死書是一點意義沒有的。在學生張友鸞的記憶裡，那一次，他把一堂文學課變成了政治課。他在那篇著名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裡甚至激憤地說，與其讀書、從事寫作，還不如去做強盜、做小偷。

正是因為對軍閥統治的強烈不滿，他才滿懷熱情地跑到當時的革命大本營廣州，結果也是失望，他的《廣州事情》一文，就是他和國民黨衝突的公開。他憤慨地說：「什麼是黨派？什麼是爭鬥？更什麼是感情？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一點金錢、權利而已，旁的話都是騙人的器具，狐鬼的畫皮！」1927年4月28日，離「四一二」不過半個多月，他撰文直接譴責蔣介石是「新軍閥」，隨後在日本的左翼文藝刊物上發表，差一點被逮捕，當軍警在5月29日搜查創造社出版部時，他恰巧去了杭州，才得倖免。創造社的同人責怪他惹禍，他因此公開聲明退出這個自己參與創立的這個文學社團。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的內心始終是壓抑的，他曾多次因文字得罪當道，離開上海避禍。但他還是堅持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1927年 9月創刊的《民眾》旬刊是他發起和主編的，他執筆的發刊詞如此說：「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沒有黨派，我們更不想爭地盤，剝民財，所以可痛罵新舊的自私自利的軍人，我們是壓迫，被絞搾的民眾的一分子，所以我們敢自信我們的呼，是公正坦白的，……」一年後，他又和朋友辦了個《白華》半月刊，他指出：「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還要講樂觀，還要講理論，還要講文學，實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當言論創作的自由，被壓縮得同針頭那麼纖細的現在。」1930年，他為自己的《薇蕨集》題辭，以文學筆法抨擊國民黨當局鉗制言論的高壓政策，出版時被迫抽去。1931年，他因奔走營救創造社的朋友，受到當局警告，去故鄉避難，他還是忍不住要諷刺「中央帝黨」玩秦始皇玩過的把戲。「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釣台的春晝》一文中那首有名的詩就是這時寫的。

1930年，他和魯迅列名「中國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之一（當年就因個性不合而退出了）。1933年，他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過許多要求當局釋放被捕作家丁玲等的聯名通電，當楊杏佛被暗殺的消息傳來，他在杭州憤然寫下了沉痛的舊詩，「生死無由問伯仁」。熟悉他的鍾敬文說，他討厭虛偽，憎惡暴力。他對於弱小者懷著近於「感傷」的同情。他的知人論世往往都是感性的，歸根到底，他就是這樣一個文人，一個有骨氣、講氣節的文人，他客死南洋，千秋飲恨，正是他要堅持氣節。這一點與古代的文人氣節既有相通處，也有不同處，他身上隱約已有現代人格的閃光。他很少談論教育，1940年，在新加坡《星洲日報》創辦《教育週刊》時，他寫了發刊詞，痛斥專制下的教育不過是「去勢教育」，新教育的真諦也不僅是科學精神，還有人格的修養和精神的健全，他認為這是「創造物質運用物質的根底」。 這也許就是他一生所追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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