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大學「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原因
【大紀元12月15日訊】湖南商學院企業戰略研究所謝茂拾所長揭示：2006年11月20日溫總理召集6位教育專家座談。一個讓他「非常焦慮的問題」「在心裡盤桓已久」：高教如何培養傑出人才、大師級人才？與會專家有現任或曾任名牌大學的校長，有全國教育研究機構的會長、研究員。他們侃侃而談。或曰：要「聚精會神、理直氣壯地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育質量」。或曰：要「低速增長，穩步發展」，「宏觀入手，微觀發力」。或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是當務之急」。或曰：「從大學開始就太晚了」，「要和中小學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繫」等等。這些答案並沒錯，只嫌四平八穩，泛泛而論，彷彿說「腫了就揉揉，癢了就撓撓」一樣，是些大實話，作為應對之策均不合格。至於說改革招生辦法、考試方式之類的建議，更是些治標不治本的老生常談，不解決根本問題。這些專家管的是高等教育，又都是重量級人物，應該站得高、看得遠，為什麼回應總理垂詢如此不著邊際？看來，他們是當官當慣了，懂得為官之道，熟悉承對之策，一張口就是官話套話，一抬手就是太極架式。要他們出新思路、新謀略，太為難這些屬下了。
解決不了的難題
溫總理提出的高校如何培養傑出的、大師級人才的課題，是包括總理在內的所有政壇官員都無法解決的難題。溫氏對此雖然「非常焦慮」，但他不會意識到，這個困境憑固有的管治經驗、常期的執政理念是找不到出路的。
當局不會想起我國培養人才的優秀箴言：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提出「囊括大典，網絡眾家，思想自由，兼容異己」。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大廈得以矗立的奠基石，甚至是我國思想界煥發勃勃生機的原動力。捨此，上哪兒去找真經？
當局也不會想起我國物理學研究的傑出先驅、物理學教育的一代名師吳有訓先生的經驗。吳被譽為中國現代物理學四大元老之一：胡剛復、葉企孫、饒毓泰、吳有訓。他以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哺育了中國幾代物理學子成為棟樑之材。其中有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錢三強，理論物理學家王竹溪、彭桓武，固體物理學家陸學善、葛庭燧，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海洋物理學家赫崇本，力學專家林家翹、錢偉長等等。正是吳有訓在西南聯大研究院主持留美入學考試，優秀學子得以赴美深造，其中包括楊振寧、李政道、何炳棣、黃家駟、吳仲華等。群星璀璨足以顯示吳有訓的育人經驗何等寶貴。不追尋這些可貴財富，卻延請那些官僚開打「太極」，確實失之遠矣。
吳先生的教育經驗，概言之就是民主辦學，教授治校，重大問題由全體教授決定；教師應為大師，有較高學識，不當教書匠；堅持學術獨立，科學探討，推出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不難看出，吳先生的經驗貫穿著陳寅恪倡導的品格：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是科學發展、人才輩出的唯一通道。捨此，上哪兒去找出路？
介紹吳有訓，不能不提及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物理學界一代宗師葉企孫先生。他和吳有訓共同培育的學生王淦昌成為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歐美報刊譽之為「中國的奧本海默」，意即原子彈之父；與吳先生共同培育的趙九章成為我國大氣物理、地球物理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在紅色中國享受尊榮的錢學森，原畢業於交通大學鐵道工程系，考取清華出國留學的專業卻是航空工程，差異太大，葉先生主持此事，破格讓錢在清華補學了一年航空專業，才造就了後來的航天專家錢學森。在紅色中國推廣「3.618法」的華羅庚，原是自學成才，清華數學系熊慶來教授惠眼識別，推薦到數學系資料室做職員，旁聽大學課程。後來葉先生見到華發表的數學論文，看出他的才華和潛力，作為理學院院長和校務委員的葉企孫力排眾議，提昇華為教師，講授微積分，後又派華去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才有了國際知名的數學家華羅庚。
葉、吳兩位宗師有著深厚友誼。他們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同學，葉為清華物理系主任時，延聘吳到清華任教，定吳的工資高於自己以示尊敬，後來又推薦吳為物理系主任，再後來又辭去理學院院長一職，推薦吳任此職，葉的禮賢下士精神於此可見。從1926到1937年，葉先生聘請眾多有為教師到清華理學院任教，包括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他實現了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囊括大典，網絡眾家」。所以，他的學生和同事於1992年捐款設立「葉企孫獎」以鼓勵品學兼優學子，紀念這位傑出的教育大師，是勢所必至的。這一民間自發舉動對當局空喊大學「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是一絕大嘲諷。
這些物理學精英是如何培育的？讓我們聽聽許良英先生的回憶，從中可以管中窺豹：
「『物理討論』是為四年級開的課程，分甲、乙兩種。甲是由全系教師和四年級學生輪流作學術報告，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學的前沿作系統的報告。兩者都每週一次，每一次報告前幾天都在教室門口張貼小佈告，寫明報告人和題目。我出於好奇心和好高騖遠的心理，在一年級時就常壯著膽站在教室門口旁聽。討論時發言最多的是束先生和王先生。別人報告時，他們常插話或提問；兩人之間又常發生爭論，有時爭得面紅耳赤，聲音很大。大學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樣地爭論科學問題，初見這種場面，我感到十分驚奇和有趣，以後才慢慢領會到這種學風的可貴。只有這種真誠的態度，才能探索科學真理。
「正由於受到這種精神的啟迪和感染，我以後聽束先生和王先生的課時，也敢於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例如束先生在講熱的分子運動論時，說電子似乎有『自由意志』，能夠輕易地自動選擇在人類要費很多功夫才能計算出來的複雜的軌跡上運動。我就同他爭論起來。關於電子有自由意志的說法，1938年我考大學前在一些新物理學的通俗讀物中已讀到，它是作為量子力學『測不准原理』的一種哲學解釋，當時我是相信的。但不久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就把它否定了。於是我就以唯物論的觀點來反對束先生的觀點。他並不生氣，而是耐心地、平等地同我論辯。有時一節課就這樣爭論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行為實在幼稚可笑。但教授與學生之間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這種平等的爭論，是永遠值得懷念的。比照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大學中的師生關係，真是有天淵之別。那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科學時報》2005年12月23日B3版）
這種倒退，目前已經達到將高校警察化的程度。大學在學生中普遍發展「信息員」，監視老師的授課內容，發現有「出軌」者即向有關部門報告，這項工作是有報酬的。首都公安機構的派出所直接設在各大學，便於就近觀察和收集異常動向。敏感時期，規定各系師生向黨支部呈交書面文字，保證不做越軌活動。大學「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為什麼不從這種「信息員」制度、派出所制度、保證書制度找找原因，一味高談什麼「宏觀入手，微觀發力」，豈不是空論誤國麼？
摧殘知識、摧殘人才的制度
要想找出大學「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的根本原因，必須正視目前的制度摧殘知識、摧殘人才的本質。對症下藥，才能見效。
請看胡適是怎樣認識這個制度的。在離別大陸前，對勸他留下的人說過：「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有麵包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他毅然永別大陸。多少年過去，證明他的觀察和推斷是正確的。1954年對胡適開始了長達8個月的大批判，《胡適思想批判》一書共8集，300萬字。連未逃離大陸的胡適之子也被「動員」出來與其父「劃清界限」。不過，轉瞬就變了面孔。1956年，批判轉為招安。在大陸兩岸皆有關係的活動人士曹聚仁受毛澤東單獨接見，然後就投書胡適，勸他組團赴大陸考察，胡適未與理會。此時，胡適老友周鯁生赴英，與陳西瀅密談3小時，勸陳代向胡適致意。陳果然致書胡適，云：「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我說你如回去看看，還能出來嗎？他說『絕對沒有問題』。」周鯁生敢如此肯定，不會是他個人的保證。胡適接信後十分不悅，稱傳信者為「妄人」，信旁批道：「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北京青年報》2005.12.29 B2版）胡博士終於不為所動，他明白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的惡果。
大多數知識者不具備胡適的洞徹和堅定，因而無法逃避摧殘知識、摧殘人才的苦難和厄運。以一代宗師葉企孫為例，1952年隨院系調整調到北京大學，從此淡出中國科技、教育核心。即使躲過思想改造關，躲過肅反、反右關，卻躲不過文革關。1967年被北大紅衛兵糾斗、關押，開始了非人生活。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軍委辦事組逮捕、關押，釋放後被隔離審查到1975年。整整8年的恐怖的、屈辱的、撞擊心靈的、威逼利誘的囚徒歲月，讓他經歷了人間地獄的苦難。雖說解除隔離，去看望他的人立即被專政。所以，吳有訓夫婦只得佇立北京海澱街頭尋候，兩位老友相見，默默對識，只能以握手表達千言萬語。這位一生獨身，沒有子女，一生廉潔，沒有遺產的大師在解除隔離的兩年即含辱而去。他的冤案沒有結論，也無人過問，直到1986年中共河北省委才為一樁「特務」案件平反，從而也把他摘出，正式認定他「對冀中抗戰做出過貢獻」。然而，葉企孫先生已經聽不到，也不再報什麼希望，他已經無知、無識、無愛、無恨。
前面引述的束星北教授也應再提。1957年他應山東省委宣傳部邀請，出席鳴放會。對此中奧妙毫無察覺，對以往運動所受誣陷亳不警惕，只想一吐為快。他說：「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習慣於『人治』，如『歌頌清官』，『痛恨貪官』。這當然是對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風氣。我們的命運操縱在掌權者手裡，掌權者如果好，我們就好，掌權者如果壞，我們就壞，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所以黨在摧毀三大敵人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憲法，人民憲法保證了『人民的命運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裡』。」「為什麼到現在還是『不能鳴，不敢鳴』『不能放，不敢放』呢？……我認為主要的關鍵在於我國一向沒有『法治』的習慣，因之當有些人不尊重憲法甚至公然破壞憲法的時候，群眾也並不以為奇怪，不及時制止，也因為這樣，這些違背憲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義者的包庇和諒解，這樣問題就不能解決了。」他的結論是「尊重憲法」，「維護憲法」。（《新世紀》2005.11.22）就是這麼一席公正、平實的言論，被劃為「極右」與「歷史反革命」。沉重的政治壓力，無情的世人歧視，對妻子兒女的負罪感，前途茫茫的灰暗心境，漸漸地使他的腰越彎越低，整個社會摧折了他的高傲氣質。這是中共對知識者的最成功的業績。英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和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被李政道稱為「自己的第一位啟蒙老師」、中國的一級教授，所有這些知識標誌一律化為零，剩下的只是身架薄弱的被改造的勞動力。
他的轉向，起步是艱難的。1963年夏，他憑借所獲信息，敏銳地推斷出中共高層在籌劃研製原子彈，於是向黨寫信，建議研製核武器，主動推薦人選，1972年再次主動提出動員李政道、吳健雄歸國。1971年，他迎合高層意圖，竟然「染指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1979年，他編造謊言，鼓吹曾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發表在《光明日報》，以博取可以大有作為的聲譽。（《南方週末》2005.12.8）一個人的靈魂被扭曲到這種程度，以致變得卑劣、骯髒，脫離了做人的底線。中共的強大的壓力終於摧折了這類人的脊樑，因而獲得了天下的穩定，這不是當局改造知識分子的勝利果實嗎？但是，束星北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卑恭屈膝贏得好處。對他的管制原判3年，實際到1965年才解除；摘帽則拖至1974年。摘帽後他發誓要培養李政道那樣的學生，真是天真、愚昧得可以。在中共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賤民，只能給碗飯苟活而已，從沒有把他的知識放在天平上衡量。1983年束星北先生病逝，了卻了他黑白分明的一生。
這裡所舉葉企孫、束星北的遭遇是千千萬萬事例中的一滴，由此可以知道，這種以暴力為後盾、以專政為前衛、以知識為愚蠢、以知識者為敵的制度，在執政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創下多少野蠻政績是有案可查的。企圖掩埋這些野蠻政績，企圖甩掉這些野蠻政績，對此毫無自愧自責，卻焦慮：大學為何「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長達半個世紀的野蠻政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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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80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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