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傳九評、促三退已經兩年了，中共皇朝破廈坍塌在即，卻依然還有人喊政改。

朱健國先生近日裡就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巨賈霍英東臨終前向中央有關領導人留下「臨終箴言」一事，提及1980年著名演員趙丹臨終前在《人民日報》刊登的趙丹的「臨終箴言」，指出：兩個人的「臨終箴言」都是對中共操控個人和社會的思想言行的一切專制做法予以小心的批評與進言，都是把黨和政府當父母那種兒子般的央求：具體的事情少管些，有利於以法治國和長久治安；讓人民表達、發洩，讓政協真正參政議政對黨政父母有好處、有百利。朱健國還看到這樣一個差異：《人民日報》26年前尚可刊登趙丹的「臨終箴言」10個字，今日卻對霍英東「臨終箴言」無一字報道。朱先生由此感歎：大陸「言論自由今不如昔」的「與時俱退」，社會如何能和諧？共產黨如何能真正「三個代表」？

朱健國先生評霍、趙二人的「臨終箴言」，始終僅僅著眼於批評中共不給其臣民言論自由，甚至用心良苦的指出：大陸和各色貪官污吏——胡長清、孟建學、李真等——都是由於國家和社會缺乏言論自由的監管放縱出來的。最後，朱先生頗有些焦慮地希望中共「新核心」抓緊時機給臣民言論自由，以此為起點進行政治改革，否則將陷於大陸「暴力革命循環不已的絕境」。朱健國怕亂，依戀中共，因而企望中共以自身改良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朱健國先生的評論應該說是有理有據且溫情有加，我卻不敢苟同。因為中共的絕境絕非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政改。

說是不敢苟同朱健國，其實是不敢苟同往日的我的言論。我有一本近23萬字的書（書名在中共垮台後我會說出來的），將朱先生們的這些道理從哲學、神學、科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各個層面作了論述，指出：讓人說話是做公民的開始，是仁義傳統升級和政治改革啟動的開始。由我而朱健國的所謂「中國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由於中共實行人治型的專制政治，不給中國人言論自由以及新聞出版等自由，貪官污吏前赴後繼，社會腐敗由表及裡，最後是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匯聚成毀滅性的暴力革命，推倒中共皇朝，卻也毀滅中國現在辛苦幾十年來創造出來的物質繁華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因此我們理性地給解決這個「中國問題」開出處方：從言論自由開始法制建設，由點到到面地實行政治改革，讓父母官做公務員合格，讓百姓做公民合格，讓革命黨做執政黨合格，將中國漸進性地引領上歐洲式的社會民主和福利主義道路。

在我2003年清晰地得出上述結論並能夠宏觀、微觀上論證時，我簡直有些飄飄然：給我深圳做實驗，我將根本解決中國問題。不久我就看到了我的謬見。不過我很快走出自戀，找到了解決所謂「中國問題」的新鑰匙。2005年3月底，在三退黨、團、隊的活動成潮之際，我讀懂《九評共產黨》，以法輪功的正為鏡子照見共產黨的邪，將中共和中國區別開來，以往的思維誤區頓顯：所謂「中國政改問題」 原來根本就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中共解體、國寨散伙的問題。

霍英東臨終箴言裡說：「我常常自思難解：共產黨不怕西方制裁、封鎖，不怕西方軍事威脅，為什麼怕以法治國、以法治黨，怕社會、人民輿論監督？」霍英東提出了一個值得思索的很好的問題，遺憾的是他沒有想清楚，朱健國也沒有。

其實想解析清楚這幾句話，非讀懂九評參與三退不可。我敢說：如果霍英東讀懂了九評裡「共產黨是邪靈、邪教」的八字真言，認清當今大陸「沒有中華國家，惟有中共國寨」的現實，退出國寨政協看反應，那麼他的問題頓時就明瞭了。

因為共產黨是邪靈、邪教，反基督教文明而生，所以它「不怕西方制裁、封鎖，不怕西方軍事威脅」。約160年前還只是一種思想、主義的共產黨發佈宣言，向全世界宣稱它是邪惡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要徹底砸爛既有的一切，才能擁有世界，呼喊全世界的無產者（流氓）為此聯合起來。這就是共產黨！其名稱和思想如同一種咒語似的生命卻極其邪惡，臉譜很多本質卻只有兩個：施暴和撒謊相結合，無所不用其極。儘管共產黨由思想靈魂到組織軀殼，都首先產生於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其歷史使命卻自始至終都反對基督新教徒創造的自由民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一切近現代文明，無論西方制裁也好、封鎖也好、軍事威脅也好，它就是為反對和毀壞自由民主而生存壯大，所以不怕。如果有時候共產黨對制裁、封鎖和軍事威脅妥協，那絕不是因為怕，而是為了能夠繼續反對和毀壞。

因為中共在中華大陸建立的不是世人孝敬父母的國家，而是懼怕它的國寨。沒有中國人民，惟有民國人質。所以中共「怕以法治國、以法治黨，怕社會、人民輿論監督」。語言文字具有遮蔽性。當共產黨使用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地球人就以為它是中國的事物了，其實它不是；當中共對世界宣稱它建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球人以為它是一個新國家，其實它不是。共產黨領導了57年的「中國」，其實從來就不是國家，一天都沒成為國家過，自始至終都只是一個用西方的馬列邪說為其邪惡靈魂的大井岡山國寨：國為名，寨為實。這就如同中共「黨為名，教為實」一樣。如此國寨，恐怕只有東亞共產黨才創立了，蘇東等共產專制國都是國家而非國寨。毛澤東上井岡山，金日成上長白山，並非偶然，實乃共產邪靈的特別安排。所以當蘇東共產國家紅旗落地，中共國寨還能衛星上天，朝共國寨還能發射核彈。國寨的人際關係從政治上看只有當權者和無權者的關係，即綁匪和人質的關係。國寨永遠不可能有所謂「人民」和「公民」。

如此中共國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支部不過數百、成千、上萬最多四位數的人，因為憑借黨指揮槍——軍警特務——的強迫，和馬列毛之流的社會敵對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革命獨裁思想等歪理的洗腦，將十幾億的十位數的人都當作它的肉票，所以能夠以「我們中國人不怕死（其實是不怕犧牲人質）」的豪邁言行去恐嚇重視公民生命的美國人和西方人，卻非常、非常的懼怕政治改革。以法治國，國便不是國寨了；以法治黨，黨便不是邪教了。如果讓社會、人民輿論監督共產黨，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嗎？還能夠挾14億肉票在全世界逞強、逞威嗎？

誰都知道，這是肯定不能夠的了。由此可知，所有政改呼喚，中共永遠都不會聽。國寨一政改，中共就解體。因此，中共寧死不政改，如果死到臨頭才政改，政改就死。這就如同辛灝年說「中共死也不敢打台灣，死了才會打台灣，打台灣就死」的道理屬於同一個邏輯，簡明清晰。明瞭的人卻難免沮喪：哪可怎麼辦？

我們這樣辦——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傳九評、促三退，就能解決中共國寨拒絕政體改革的問題。人質起義，中共解體；天災滅共，國寨散伙。信者得救！(//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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