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我的名字叫魏京生，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較熟知的一個著名的反革命。大家都知道我判了很多年徒刑，判了29年，蹲了18年刑期還沒有完，按著中國過去的前司法部長蕭揚的說法，正式的說法：如果魏京生還要回到國內的話，他必須回到監獄裡去。可以說是從鄧小平開始到江澤民都是必除之而後快的那個人。

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呢？咱們可以從小開始講。我出生在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家庭，剛解放的時候—49年， 還沒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們家住在頤和園裡頭。那時頤和園是中央軍委的所在地，我們家跟老毛家是隔壁，小時候江青和我母親關係不錯。以前文革時候燒掉的幾張照片，有江青抱著我照的照片，也就是說我們家也屬於那種高級幹部的圈子吧！我上的小學是當時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那時共產黨拿很多錢來教育 自己的子弟，我們那學校是空軍子弟小學，空軍所有的高級幹部的孩子都在那小學，叫育鵬小學。當時在安定門外，後來遷到空軍大院以後改名叫育鴻，上到小學五年級以後，我父親從軍隊轉業到建工部，就是國家建委，所以我六年級的時候就到建工部子弟小學上。

小學畢業的時候，我的考試成績還比較好，上了最好的幾個中學之一－人民大學附中。在人民大學附中這段時間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時間，一個是我們班有很多老師是非常優秀的老師，我不能一一點名。但基本上，在我們學校任課的老師全都是人大被打下來的右派，當初反右運動很多的右派需要遣送外地，或甚至送進監獄甚麼的，當時叫下放。當時人大比較好的校長吳玉章，幾朝元老了，清朝的時候是舉人，辛亥革命不用說了，他和孫中山，汪精衛的關係都不得了——非常親密的戰友，後來又參加了共產黨，是共產黨的元老。他有資格賣個老面子，我們也下放，我們從大學下放到中學也叫下放。所以我們附中佔了很大的便宜，當時附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老師是大學校的下來的右派。

我記得有兩個班主任之一的一個老師，是人大語文系的老教授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所以現在很多習慣都是當時被逼出來的。我這壞學生能被他逼出來，一方面是他嚴厲，另一方面是他講課講得確實非常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你不自覺的就不去看小說了，你要聽他講課他講得很有趣味，其它幾個老師也有同樣特點。真有學問的人，他不是靠壓制你，他給你講，而且你提出問題難不倒他，而且越聽越有味道，所以這樣你願意聽他的。他當時定的幾個規矩確實是非常好的規矩，其中有一條規矩到現在我都受益不淺，就是你寫任何東西之前，寫作文以前你不想清楚以前不要下筆，一個字都不能改，你改一個字，拿橡皮擦來改都要扣你的分，所以養成一個習慣你不能改，想好。他說：你不想好不要下筆，想好了再下筆，下筆後一氣呵成。現在很多人包括監獄裡的審判員看我辯護書時說：「老魏！你這寫得挺不錯」我說：「怎麼啦？他說你一氣呵成。我說這我習慣寫東西一氣呵成。所以這些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對我的幫助非常大。

到文革開始10年時間沒上學了，到後來7.8年第一次恢復考研究生。因為我對少數民族歷史很感興趣，我就考了中國社科院民族問題研究所。當時要求很嚴格，要1965年以前大學文科本科畢業的，這樣才能准許你考試這樣全國有2500名考生，當時只取4名。那時競爭是很激烈的，而且說實話我藏語也不行，根本就是0分，藏語交白卷，因為我跟本不懂藏語。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分數是第三名，這確實非常不容易。雖然考了第三名，但是那個走後門，中國考大學走後門從第一屆開始，就是鄧小平自己打破走後門，當時是楊靜仁找鄧小平說要照顧少數民族的同學所以當時把2個分數較後，平衡上來把第三名和第四名刷下去了，現在還很多朋友說：哎呀老魏你當年考研究生就不會去搞民主牆，但是一些老知識份子說：不對，小魏當時進來研究生以後那可能就會更厲害。

可是我當時79年 做這件事情未必是這種情況。 因為對我來說我的家庭出身， 包括我自己在學術界的朋友圈子的關係，包括將來要是做生意的話，也都是有家庭背景做生意，我可能過得不比別人差。當時並不是這種被逼，無奈，而是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可能是很多人都關心這個，也就是說你怎麼會走上這種道路？你那種家庭出身—老共產黨家，家裏又不錯，環境也不錯，你又人很聰明，又有學問，你怎麼會走這條路呢？很多人很奇怪。中國人奇怪。外國人也奇怪，我出來這些年大家總是反復問我這些問題。

其實這是挺不好講的一個問題，有些外國人會問：是哪一本書影響了你。好像我們中國人必須看了西方的書才懂得道理，我跟他們講這是發自人類的基本需求—要自由，包括要人尊重自己的權利。這不需要文化，誰希望被人欺負？誰希望被人束縛？這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可是在那種專制文化的灌輸的環境下從小就被壓制，訓練自我去壓制。毛澤東所謂的思想教育總結起來就一個內容：你自己壓制你的人性，滅人慾——古代儒學的那一套，存天理，滅人慾。所謂天理，就是它們共產注意，滅你的人慾，個人的要求自由，要求個人的發展，要求受人尊重，這基本要求。他不斷讓你自己壓制自己，大家回憶那學雷鋒運動，就是這樣運動，真正的目地—不讓你學別的，就是為了你學會你自己壓制你的慾望。所以你真正認識這民主自由這些東西，在中國我們也是走很長的道路。我的道路可能跟一般普通老百姓不完全一樣，但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個過程，同樣走這種道路的人也不少，而且現在很多在中共內部有很高級的職位，這個道路呢, 每條路上都會有岔路。

我最開始接觸政治比別人早一些，16歲的時候（1966年）我是五月份生日，剛過生日不久文革就開始了。文革的時候，那時候很多年輕人都自動的投進到裡頭，特別是北京的，紅衛兵運動是從北京開始興起的，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直接插手。一開始文革運動應該是說從老百姓一種自發的反抗，一種不滿，對制度性壓制的不滿而起來反抗。開始反抗的是學校的領導，繼而發展起來各個學校聯合起來抵抗學校的壓制，慢慢形成一種秘密的組織，一開始像秘密社團一樣都是秘密組織。後來這個組織起來造反，給了毛澤東一個機會，毛澤東這時也正想發動一場群眾運動去打倒他的政敵。那時劉少奇他們的勢力已經發展得太大了，毛澤東感到對黨的控制力、國家的控制力受到威脅，這時他有這個主動的動機，又正好趕上這學生運動，所以他就伸進手來利用這些學生運動，把這個道路扭曲。

那時他發一個最高指示，老百姓包括紅衛兵都覺得很有道理。照主席的指示去做。這樣時實際上從五六月份以後，這個運動就逐漸被毛澤東引導到他所需要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當初社會上的情緒，把紅衛兵運動從學校擴大到社會上去。 擴大到社會上以後，工人被壓抑多年，受委屈多年，那當然那情緒一點就著，當初人們覺得這個搞革命很容易啊，怎麼老百姓的情緒一點就著！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多年的殘酷迫害，今天迫害這部份人，明天迫害那部份人，其實只有十幾年的時間，到文革只有17年就已經積累很強大的社會上的憤怒。當然那時候老百姓沒甚麼自覺也不知道為甚麼會受到迫害，當然誰都不知道，中國人都糊里糊塗。共產黨才採取這種文化上的封鎖，文化的摧毀。大家並不明白，但受到壓迫，受到委屈你自己會知道，你自己會知道這是委屈了，這受到了迫害，這是不公平的。那麼只要有人一點火還有最高指示還有官方允 許的情況下，一下子就爆發出來，文化革命真正爆發的原因是這個。當然以後要講到歷史的複雜，甚麼人受迫害。甚麼有委屈，都是後邊隨著整個運動主線而發生的事情，都是壞事，都是災難，都是更多的人受到災難。原因是甚麼？人民群眾自發的搞起了這場運動來了，但是並不明白我們到底要甚麼。這是幾十年中國人都在思考的問題，你要搞一場運動，你到底想要甚麼？不只是說我們受了委屈，我們打倒那個貪官污吏就行了，打倒以後怎麼辦？這是最重要的思考，當時人們沒有這自覺。所以很方便的就被毛澤東給引導到了，他想要的那一條路上去了，一會兒打這個，一會兒打那個，打完老幹部，打知識份子，打完知識份子，打地富反壞，打完地富反壞，就打到工人農民自己頭上來了，然後打派仗。這也是一種傳統方法， 讓你們魚蚌相爭, 老毛就漁翁得利了。他一個人就能指揮八億人民，他憑甚麼？就是憑這種手法，還是憑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利益所在，不知道自己權力所在。總以為中國傳統觀念，總以為要得到一點利益，要得到一點權力，要靠老天的代表天子，靠毛主席來給我們。文革很多歌兒，『我們幸福是毛主席給的』。到現在北朝鮮，我們的幸福是金主席給的，這種愚昧的思想造成當時大家很容易被毛澤東利用。

我們所屬的那一批紅衛兵，這些人中幹部的子弟比例比較高，那麼幹部子弟和普通老百姓又不太一樣，他們看的、聽的東西比較多，有些只給幹部看不給老百姓看。比如參考消息、國外的一些書刊啊。這群人當時他們的思想比老百姓的思想更加開放一點，他不那麼認命。所以當毛澤東用了幾個月，江青用了幾個月，發現這些人不好用，用起來不方便。要達到他們的政治目地，需要有更方便的人，怎麼辦呢？要那些普通出身的，從農村來的最好。蒯大富就是很典型的農村來的， 人當然很聰明能言善辯、腦子很靈活，但畢竟見識不那麼多。這我在監獄裡和老蒯都聊過這些，當時受騙上當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不懂甚麼東西，不知道還有甚麼樣的各種可能性，只知道說我們聽老主席的就沒錯。他最出名的原因是甚麼呢？就是當時學生開始造反，中學造得很厲害，造得校裡管不了了，大學壓制還比較厲害。當時文革開始，劉少奇他們就派工作組，當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親自做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組長，召集全校學生開大會，壓制大家這種搞文革的動力：要穩定啊，要’安定團結啊等這類口氣吧，這幾十年不變的口氣。這時蒯大富作為一個造反的學生，忽然跳出來反駁，他兩個人在台上就辯論起來，這也是王光美要求的，說你們大家要不同意可以上來跟我辯論。當然王光美自信很足啦，她本身也是蠻有文化的一個人，她沒想到會讓一個年輕的學生給駁倒了！當然蒯大富上來一句一句的駁，最後王光美駁不過他、辯不倒，結果很丟人！蒯大富一下子名掃京城，但很快就被壓制下去了。最後江青他們準備要啟用他，當然以毛澤東手段、資源和威望，他扶持一個人當然很容易。除了扶持大學像北大的聶元梓以外，覺得他們還是老幹部，衝勁不足，因循守舊。蒯大富在文革時那才鋒頭，出盡全國第一號造反派，說話僅次於毛澤東、江青，他有進毛澤東住宅的特權，不用經過王東清批准，只要打電話通知老毛，老毛說：「可以! 我有時間。」他就可以進去，可見當時毛澤東對這些造派有多大重視，因為這是當時他打倒那些老幹部的主要工具。

過去那批紅衛兵，自稱為老紅衛兵了成了一個全北京的聯合組織，受壓制後才想到全北京應該要有正式的聯合，這也就是大家一般人很痛恨的那個聯動，這聯動從一開始被拋棄了以後，就開始反對江青，搞了很多反毛，反江青的活動，包括衝擊公安部、去搶回自己被捕的人等等－那個行動的激烈性超過起今為止所有的運動。進行的這些反毛運動，當然江青就要強力鎮壓，在武力鎮壓的同時，跟現在一樣，它要造很多的謠言，去把你搞臭。現在也是這樣啊! 只要你跟中共政府不是同一個調子的，不管你搞移民也好，你搞環保也好，甚至你搞新文化運動也好，共產黨都會造很多的謠言。包括對法輪功對？也是造很多的謠言，用共產黨的方式一要把你搞臭，不但打倒你還要把你搞臭。那麼在這之後對聯動的事也是有很多謠言，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有多人不是把自己在文革時的災難放在共產黨身上，而是說聯動那時候對我們怎麼怎麼樣。我可以負責任的說－當時，就是在六六年的時候，確實有打「破四舊、立四新」的事情，打人、抓人－當然那是在政府操縱下，那時候都一群小孩，他懂甚麼？責任當然那些人自己也要負，包括我當時也參與抄家等等這些運動。那時候真的是糊塗的，而所謂的抄家，那是中央文革委員會要你跟當地派出所聯繫，派出所帶著你們抄誰家抄誰家的，要不然你說那些小學生他知道誰啊! 他不知道誰。所以實際上那是政府的一種非法的迫害行為，因為按照法律你不能夠隨便抄人家家。他們很有計劃的指揮你去抄誰家抄誰家，其實都是上面有指示的，這個說是完全群眾自發，或是說這些小孩兒就怎麼怎麼樣，我認為說法不合理，所以可以說這責任你不能推到那孩子頭上，當時那些紅衛兵他以為他幹的是一件好事， 都十六、七歲，十七、八歲的小孩他能懂甚麼呀？還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家都去崇拜毛主席，最後做出那個惡事來了。

毛澤東的手法就是利用一部份的人打一部份的人。等到利用這些小孩把那些地、富、反、壞、右的打完以後，反過來又要去利用地、富、反、壞、右的子弟來打這些人。因為這些小孩已經是不能用的了，而且是危害性的，所以最後也被抓起來了，很多人都抓起來了，在六六年、六七年初。當然後來毛澤東很快將這些人都放了，把這些小孩都放了，當時毛澤東是有他的政治意圖的，他要集中火力去打他的政治對手，他不要把鬥爭目標轉移到這些孩子身上，所以打完了就算了，後面就靠謠言攻勢，把你們給徹底搞臭就完了。 那時候這批人裡頭，我覺得大部份應該還是幹部級子弟，包括現在很多當很高的官的，就開始思考這是為甚麼？我們是誠心誠意跟著毛主席干革命的，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呢？我們沒有惡意啊! 我們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革命的理論去做的，所以大家考慮這個理論是不是出現問題了。

所以當時在六六年初，在這批被壓制的老紅衛兵裡頭，一個小小的運動開始興起，當一開始的運動目標是要重新審查毛澤東思想，要重讀馬列主義。很快的這個運動就發展了，要重讀馬克思、恩格斯，連列寧、斯大林都要審查審查，為甚麼？因為大家看了毛澤東那些東西，再看了列寧那些東西以後，發現好像沒有錯啊! 你說毛澤東背離了列寧主義路線，沒有啊! 他做的跟列寧、斯大林講的差不多，他只是上面加了一些內容，加了一些中國式的內容而已，就是他基本的思路是一樣的，所以馬上有人開始看馬克思，恩克斯全集。那個步頭就太大了。我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包括在鄉下的時候，下鄉以後，我才真正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體都看完了，在沒有看完的時候，大家也有感覺了：不對啊! 這列寧也沒有違背馬克思的思想。當時不光讀書啊，大家要在一起討論、辯論。因為這都是一幫幹部子裡頭，當時有很多被禁的書，也拿出來看。我看了一本對我思想轉變影響比較大的書，就是南斯拉夫老共產黨員德爾拉斯寫的一本書叫《新階級》，這本書當時對我們震動很大。我記得這本書，我還記得非常清楚是姬彭飛的女兒姬勝德的妹妹拿來給我看的，說: 這本書你一定一個星期看完, 別人還等著看呢，這本書很重要，不看我們很多思想問題想不通。因為那是一個界線，總覺得我們是跟著共產黨，毛主席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嘛，在無產階級這圈子思考問題還是解不開這個套，那本書一下把你打開了，實際上共產黨執政以後不是消滅了階級，而是形成了一個新的階級，一個新的依靠權勢來統治的，不是依靠資本來統治的這樣一種階級。一下子思路打開了，真的對思想震動非常大。那麼你在一個全新思路下思考問題的時候，你發現很多問題不一樣了，大家思考的不一樣了。

總而言之當時爭論的時候，我們經常是一個星期兩三次聚在一起，一討論好幾個小時。 到六七，六八年的時候，我們覺得可能還要搞一次革命，繼續革命。當時也符合毛澤東的說法，要繼續革命。當然這繼續革命和毛澤東的說法不一樣，繼續革命要達到爭取民主的目標這也是當時共產黨承認的，共產黨把它的那一套叫無產階級大民主。那我們也要搞民主，甚麼樣的民主才是真正讓老百姓享受權利，而不是因為你說了話就要受打擊。江青喜歡你就把你捧上天，江青不喜歡你馬上把你打下地獄，甚至直接送進進監獄。那麼怎麼樣一種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呢？大家覺得中國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其實不民主，那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看上去好像至少比共產黨更民主一點。

那麼我們怎麼樣搞這個革命？怎麼建立新的民主？當然，當時年輕人總是義氣風發，我們要搞個民主肯定要比西方資產階級更好的，但是基本大家認同的模式就是一個比西方資產階級更好的民主，而不是現在共產黨式的假民主，當時已經做出一個結論這民主是假的，至少有個結論共產黨這一套民主是假的。因為你說了話以後，它高興它允許你，它不高興它不允許你。這怎麼能叫言論自由呢! 「自由」這個詞你不管怎麼矯情，但總歸所有的人都有個認識，『自由』就是我可以隨便講嘛! 我講了不會受懲罰，講話你總的讓我講吧，甚至按照法律說你殺人都不能說就把你定罪了，你得真去殺人才給你定罪，說話和行動還是兩回事，至少我們說還是可以放開說吧，對不對？包括老百姓那些基本權利，隨便就給我送進監獄啦! 你隨便就去抄我的家呢! 這能叫民主嗎？這能叫尊重人權嗎？所以當時爭論以後，最後大家就停止爭論這些基礎性的問題，大家已經清楚了。那麼下達問題是：怎麼去達到這個目地？這個議論就很多了。總歸來講各種不同意見裡頭是兩個基本的意見，一個想法就認為，我們要跟我們的父輩一樣要打入軍隊，打入黨政軍各個機關，慢慢的升，根據我們家庭背景，我們可能升的比別人快，等大家掌了權以後，咱們這一撥人現在有這個共識啦! 咱們這一撥人一旦掌了權以後就利用這個權力去改造這個社會。形形色色大家也不完全一樣想法，但基本這思路佔了多數。我呢屬於比較少數派的，所以後來我沒有特別堅持，我的想法是：等你們掌了權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了，你們可能跟《新階級》裡講的一樣，你們就變了，咱們爹媽都是甚麼樣的人，相當多都是窮人出身，或者是為窮人打天下的。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嘛？那個決心絕對不亞於咱們今天的決心，可他們今天變成甚麼樣了？《新階級》裡講的很清楚，我認為將來你們可能真掌了權也會變成這樣的人。所以那條路是靠不住的，那大家說那你說怎樣才靠的住？我說：首先要宣傳，宣傳群眾。當然當時這種觀念處於一種很弱勢的地位，好像有點強詞奪理一樣，先要讓老百姓明白民主是好東西，老百姓需要這種東西，都希望有這個東西的時候，那時候你才能爭取這個東西，包括像一些其它國家一樣，你可以去要求民主，遊行示威。 像文化大革命時當時，還准許「四大」嘛! 你可以利用「四大」做武器啊! 當時在辯論中我都用這些作理由。當然最重要一條，就是老百姓要這東西，你才能讓大家去爭取這些東西。現在老百姓都不要這些東西，老百姓就要毛主席指示，毛主席下一指示好像大家所有痛苦都沒有了，甚麼問題都解決啦! 至少老百姓都是這種感覺，這種愚昧的想法的時候，你不可能在中國實現民主。當時大家也不反對我的意見，說你那不現實，你那怎麼怎麼樣，當然各種反駁辯論都有，那是都是年輕人，那時候我才十七、八歲，可以說是一種比較模模糊糊的想法。我可以說現在很多當貪官污吏這些人，官當的很大的一些人, 當年都是我們坐在一起討論的。那個義憤填膺的勁頭不比我小，大家是一樣的，可最終大家走到不同的岔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