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我與達賴喇嘛的四次見面》（之五）
【大紀元11月4日訊】見面時間到了，我們從會堂側門進去。那個側門臨時作為達賴喇嘛的專用出口，外面戒嚴，裡面也有保鏢守衛。我們被引進講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積不大，設備簡陋，光線也不夠明亮，跟達賴喇嘛在華盛頓下榻處的氣派沒法相比。一進去，看見達賴喇嘛盤腿坐在沙發上，見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沒穿襪子的光腳去套沙發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腳趾上的那種便宜拖鞋，橡膠材料，在中國一般只有民工才穿。達賴喇嘛這回是像是見到熟人一樣與我握手，拉我在沙發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場，還有達賴喇嘛的秘書，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駐紐約辦事處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頓的族群研討會上見過他，是個笑口常開、和藹可親的人，畢業於莫斯科大學。
因為時間緊，我沒容達賴喇嘛多說就搶在前面開始講話。因為只要達賴喇嘛一開口就不好打斷了，而且他往往一講就是長篇大論，最後給你剩不下多少時間。
我把要講的話事先已跟WA討論過，說好有些話我只提一個頭，就由WA接著用藏語往下說，那樣可以節約不少時間。我先講目前西藏的一些現狀和問題。一方面經濟的確取得長足發展，另一方面西藏傳統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我舉了拉薩西郊一個近年出現的「妓女城」為例。那是一片又髒又亂的空地，有上百頂帳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處。去那裡嫖妓的多數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帳篷周圍壘起圍牆，到處迴響麻將牌碰撞和打情罵俏的聲音……儘管理論上西藏問題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決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決，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卻已不再是達賴喇嘛懷念的西藏，也不是熱愛西藏文化的人嚮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個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的西藏。因此，認為西藏問題遲早有一天會解決，並不是安慰，而應該在西藏還是真正的西藏時，還保留著傳統文化時，就能解決西藏問題，才是有意義的解決。這就要求解決西藏問題不能無限期等待，而需要搶時間。
我繼而談到達賴喇嘛以非暴力抗爭解決西藏問題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爭需要具備三個前提才能產生作用：第一個前提是所抗爭的對象還有良知，非暴力抗爭的一方用自己經受的苦難，使對方難以承受良心的譴責而讓步，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第二個前提是需要所抗爭的對象具有法治。甘地當年與英國殖民當局鬥爭，經常利用英國法律打官司。在英國的法治中，如果能夠抓住對方不合法之處，通過法律程序擊敗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個前提是要有民間社會存在，也就是社會有民間組織和團體活動的空間，起到動員社會和組織社會的作用，從而使非暴力抗爭的一方不是一盤散沙，能夠團結和相互協調，非暴力抗爭才可形成規模，產生效果。而這三個前提在當今中國卻不存在，專制政權既沒有良知也沒有真正意義的法治，同時限制和扼殺民間社會，因此當今世界的三個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達賴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達賴喇嘛卻難以取得實質進展。用台灣人的話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說，目前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都是被動的，目標能否實現，全取決於北京政府最終是不是讓步。不管你在國際上取得多少聲援，有多少議會為西藏問題作出決議，發出多少譴責，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議、絕食自焚等，都不會直接產生效果。儘管可以構成對北京的壓力，但除非北京對那壓力做出讓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對壓力不理睬，就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效果也就等於零。以中國目前的狀況，還看不出有什麼壓力能迫使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所以為此進行的非暴力鬥爭始終看不到前途。
我對達賴喇嘛講，我個人完全贊成他的非暴力原則，但是針對中國和西藏目前的現實，必須找到一種新的非暴力抗爭手段。那種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過對方讓步來實現，而是取決於自己。行動一步就會前進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勝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這樣一種與過去不同的非暴力抗爭手段，才能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決於當權者是否給予恩賜。
WA後來跟我說，他給達賴喇嘛做過多次翻譯，這一次達賴喇嘛的神態最嚴肅，他從沒見過達賴喇嘛露出那樣嚴肅的神情，甚至讓他感到有點害怕。
我接著說，遞進民主制就是這樣一種新的方法。具體地講，一個村莊的村民組成自我管理的委員會，決定村莊事務，委員會選舉村長作為執行者。只要村民認準一點，以後只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選舉的村長，不再聽從當局決策和任命，那個村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當一個鄉的所有（或大多數）村莊都這麼做了，就進入下一個層次——由村長們組成鄉的自治委員會，決定大政方針，然後選舉鄉長作為執行委員會決策的行政負責人，從此也只執行自己的決策。認可自己所選的鄉長，不再服從當局任命的鄉長和書記，於是鄉也就等於實現了高度自治。這樣一步一步走下去，從鄉到縣，從縣到地區，整個西藏的高度自治通過一個個社會單位的分別變化逐步實現。以往社會變化的途徑是自上而下的，等於一開始就得在最高層實現全局變化。那種全局變化要麼是當權者讓步，要麼是以暴力更換不讓步的當權者，困難且動盪。而遞進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從社會基層組織開始做起，因此社會成員自己可以把握，無需依賴當權者讓步。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問題陷入的僵局。
當然，這個過程在起步階段肯定要經受一定考驗。比如當局把村長們選舉的鄉長關進監獄了，怎麼辦？——那就再選一個。同屬一個鄉的村長們在一起選舉一個新鄉長很方便。然後村長們還是只認可自己選的鄉長。儘管當局任命的鄉長可以佔有鄉政府的辦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屬村長都不聽從他，就等於徒有虛名。如果當局接著抓走第二個當選鄉長，那還是保持非暴力，再選第三個鄉長。總之專制者用暴力反覆抓，人民則是反覆地和平選舉，他難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嗎？如果他覺得抓鄉長不管用，要抓選舉鄉長的村長，那就由每個村的自治委員會再選新村長，然後由新村長再去選鄉長。除非專制權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來，否則這種選舉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非暴力抗爭運動有一個「填滿監獄」的口號，那時就是實踐這個口號，前仆後繼，鍥而不捨。
我對達賴喇嘛說，這種方式的另一個優點是，被抓進監獄的當選者危險不是很大，因為當選屬於被動，而非「幕後黑手」。對所謂「黑手」，當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對付，但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選舉，是多數人行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斬斷黑手」就可以瓦解的。當然，實際情況不會像說的這樣簡單，人的勇氣也不總是足夠充分，但是只要能堅持下去，當局的鎮壓很快就會無法持續，因為它的確沒有那麼多監獄，它也無法在當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視下，對千千萬萬隻因為進行了選舉的人施加強硬到底的鎮壓。
遞進民主制還有一個可取之處，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專制系統內蛻變，不需要在一開始就和專制權力的高層進行正面決戰，因此專制權力對其容忍度相對會大一些。而用那種自上而下爭取高度自治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得和專制權力進入到有你無我的格局，所以很難被專制權力接受。遞進民主制只是在發展到最後階段——西藏各地區的當選首腦在一起選舉整個藏區最高領導人時——才會在西藏全面取代專制權力。而到了那時，專制權力已經沒有能力進行鎮壓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狀態下完成。
當然，這樣做的過程可能比較長，靠西藏人自己承擔所有奮鬥，肯定不如從中國政府那裡獲得高度自治的許可——中南海發句話——那樣省事。但問題是什麼時候中南海會發那句話呢？如果它永遠不吐口，就永遠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嗎？那種把命運交給別人的等待沒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時是盡頭。遞進民主雖然做起來不易，卻是把命運掌握到自己手裡，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離目標近一步，唯一取決的只是自己的勇氣和耐心，只要不斷走下去，最終總會達到目標。這條路難的只是開頭，只要能把前面的坎邁過去，後面將會越來越容易，最終勢如破竹。
我最後說，也許目前還不具備馬上在西藏境內推行遞進民主制的條件，但是海外藏人社會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試驗，對此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研究，摸索經驗，同時等待在西藏啟動的合適時機。藏人有一個流亡社會，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轉化為得天獨厚的優勢。
聽完我的話，達賴喇嘛開口。他談的內容我聽著似乎不著邊際，繞得太遠。他從他主張的「中間道路」說起，講到未來西藏由誰管理，講到他選定的班禪喇嘛至今尚被軟禁和他對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覺得我剛講的話他沒聽明白或是沒聽進去。不過不久他又繞回到我的話題。也許他剛才的那些迂迴只是為了有時間考慮如何表態？他說西藏問題的解決首先只能寄希望於中國自身的改革，同時必須依靠西藏境內人民和西藏現任的各級幹部。他目前還沒有做任何針對西藏境內的活動，已經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針對西藏境內做些什麼，肯定會被視為更大的敵人，言下之意就是對於西藏問題的解決，他只能在海外呼籲和靜等，不能主動從事針對西藏境內的任何活動。
實質問題他只問了一個，他說現在西藏人連表達一些不同意見都會被關進監獄，如何能做到讓他們按照自己意願進行選舉呢？他們如果不服從共產黨派遣的領導人，又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不是會很嚴重嗎？
對此我表示，因為遞進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參與，暴力鎮壓將面對法不治眾的局面，從而失去威力。而且實行遞進民主的單元只是對內自治，對外仍然服從原有的系統。當局對其容忍，原有系統還可以繼續運轉，如果堅持鎮壓，則會導致系統失靈甚至動亂。因此若能以足夠耐心和填滿監獄的勇氣堅持下去，當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時期的當局——最終很可能會妥協。何況，中國已經頒布並實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級選舉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據的，名正言順。只要能在村一級實現自由選舉，就等於在遼闊雪域紮下實行遞進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備了向上逐層擴展的基礎。風險肯定不會沒有，專制權力不會甘心在它體內生長異類，但相比其他變革之道，遞進民主制應該是風險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對於按中國的「村民自治法」進行基層自由選舉，達賴喇嘛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但是說來說去，他最終的意思還是要靠西藏境內百姓和幹部自己來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輔助作用，西藏未來的希望寄托於西藏境內的人民。
事後我對WA說，怎麼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給西藏境內的人民呢？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充分信息，被嚴密看管，只靠他們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統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盤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過WA有另一種判斷——雖然開始達賴喇嘛的談話似乎漫無邊際，繞來繞去，最後卻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題，內在脈絡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確，儘管有些外交辭令，他的回答卻沒有偏離你的主題，如果他沒有被觸動，他的表情不會那樣嚴肅。
見面結束時，達賴喇嘛主動提出安排時間再跟我談一次，這說明他願意繼續聽我講。我談遞進民主制，除了是考慮西藏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是希望把解決西藏問題當作遞進民主制的開端。新制度難的是開端。西藏是我認為比較適合做開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進行實驗的流亡社會，在中國境內沒有這種可能；二是有一個達賴喇嘛，他的號召可以讓西藏人民產生勇氣並進行廣泛行動，中國卻沒有這樣的動員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產生「填滿監獄」的獻身精神，中國人則不容易進入那種境界。這其中的決定因素當然是達賴喇嘛，無論是西藏流亡社會還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遞進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開始，突破最難的開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會給中國的社會轉型提供一個榜樣。由此而言，達賴喇嘛、西藏、遞進民主制三者結合，能夠開闢一個新時代。
當然，這只是我頭腦中的暢想。要想影響達賴喇嘛，幾十分鐘的談話是遠遠不夠的。他已經在原來的思維框架中走了幾十年。他正在從事的事業對西方社會之倚重，也決定不能脫離西方主流模式和價值觀太遠。目前西藏流亡社會所進行的政治制度建設，仍然是在亦步亦趨地模仿西方代議制。在我看來，那種政治在西藏流亡社會也許能實行，但是照搬到廣闊西藏的牧場和農村，一定是問題多多，更談不上能夠在西藏境內實現自我轉型。
我們告辭出來時，休息室外面已經有一群南亞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們整齊排列。那些人個個手拿鮮花哈達，看上去五彩斑斕。下午講經開始之前，達賴喇嘛還要繼續見人。
2001年寫於拉薩 2006年整理於北京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