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權主義理論演變探悉
1．描述性的理論選擇為甚麼會變化
2．極權主義理論的發生發展，以及左派與保守派知識份子對它的抵制——理論落後於經驗事實的一個典型案例
對於最近二百年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和變遷在中國社會的反應，我認為，如果說中國在十九世紀遇到的問題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那一代人討論的也是兩個框架間的問題，那麼，二十世紀有關中國文化問題討論的發展變化，遇到的第一個節點應該說是五四。自從五四運動之後，當然作為描述的方便，甚至也許可以說從最後一個文化所凝之人王國維一九二七年投湖自盡之後，可以說傳統文化已經基本上全面退出了時代的舞台，其後無論就討論問題的方法，還是討論的問題，都是在當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框架中。中國社會遇到的主要文化問題，已經變成在近代西化中走哪一條路的問題，而不再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問題。
但是，不幸的是在這第一個節點之後，由於中國知識界的情況和歷史性的原因，中國更多地是選擇了對抗西方自由文化傳統的德國文化傾向，又從這個傾向更多地偏向左派文化之路，並由此走向了極權主義文化。這樣一條道路和選擇並非中國所特有的，而是國際化的、現代化的。點檢當代思想與文化發展和變化，各類問題的爭論歷史，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紀初期以後，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知識界面臨的問題其實已經是完全和西方知識份子一樣的問題了。
細究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問題，其第二個節點是四九年。如果說在四九年以前是在多元社會中討論各種文化、知識問題，那麼四九年之後，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就完全變成極權社會的問題了。對於極權社會的文化問題，如前一節筆者所述，由於價值，乃至方法問題，在一般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觀中，只有否定和拋棄的問題。對於這個看法，只有那些對共產黨文化，對極權主義文化極有感情的人才會和我們爭論。絕大多數人，尤其是經歷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會同意這一看法。但是，問題出在對於八十年代以後，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中國當代社會、當代文化究竟是一種甚麼性質的社會和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究竟如何描述、定位、評價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眾說不一。有說是後共產黨社會，有說是後極權主義社會，有說是如新加坡一樣的威權社會，有說共產黨已經不是昔日的共產黨了，然而，筆者認為，時下的中國仍然是極權主義社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給極權主義概念帶來了新的經驗事實，將會大大豐富推進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學哲學等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和研究。
本節開始將從極權社會，及極權主義概念的產生發展，來考察這一問題。
1．描述性的理論選擇為甚麼會變化：
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今天描述政治、社會現象所使用的術語、概念都不是中文固有的概念，都是源於西文。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驗論、唯理論、理性、非理性，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這是因為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交流的時候都必須使用同一套規範， 例如，比賽足球，就要使用同樣的球，同樣的規則，否則無法準確交流。為甚麼採用此，而不用彼，描述語言的採用，除了它的有效性、簡單性外，當然帶有強權以及其它因素。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描述語言的採用也會帶來誤差，甚至無法深入問題，例如對氣功和風水，翻譯成任何西方語言都無法反映它的真髓，因此在西方也只有用它原來的音譯，如此這個中文詞彙就進入了西方語言。
其二描述性的理論是人們想像出來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那樣認為的，是客觀現實的反映。這就是近代科學所強調的認識論。人認識的機制和能力是人所特有的，它不是萬能的，是有限的，所有的理論都是人為了認識解釋客觀世界而想出來的。所以，當舊的，已經存在的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經常遇到悖謬，或者在解釋現實中過於複雜，要增添過多的特殊邊界條件的時候，它就要讓位於簡單的、更為有效的新出現的理論。
極權主義理論的出現與發展變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應用，正是因循了這兩點。
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首先出現了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蘇聯，接著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然後是希特勒德國等一系列的極權主義國家。一九二零年歐洲二十八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到三八年只剩十二個民主國家，到四零年歐洲則只有五個民主國 家，歐洲民主面臨全面崩潰的威脅。整個世界面臨極權主義專制的威脅。這種威脅並沒有因為二次大戰勝利而結束，相反因為冷戰，兩個陣營的分立而加劇。為此，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出現的新的歷史、社會政治現象迫使人們做出新的解釋和認識。但是，對於法西斯主義、納粹和共產黨國家的描述和分析理論，已經有的傳統的描 述專制的理論，如Despotism（專制主義）、Tyranny（暴政、僭主政治）、Autocracy（獨裁政府）、Dictature（專政），都無法準確、直接地描述出這新出現的現代專制的特點，因此，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領域陸續逐漸出現了一些新的描述現代專制的術語概念，例如極權主義、封閉社會、政治宗教、現代專制等。（註解11）
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上這一術語的變化，也可以使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共產黨社會，中國的極權主義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是西化的結果，而絕非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結果，如果人們一定要把現今的專制和中國傳統聯繫，那麼提問題的方式只能如此，為甚麼那一代人中的這批中國知識份子選擇了極權主義專制，是甚麼原因造成了這個極權主義在中國勝利，它利用了中國傳統中的哪些因素，摧毀了哪些，我們要反對他們甚麼。
極權主義只是片面地利用了中國傳統的某些適合於它的東西。
2．極權主義理論的發生發展，以及左派與保守派知識份子對它的抵制——理論落後於經驗事實的一個典型案例
A．極權主義概念的產生和自由主義的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甚至可以說，極權主義概念思想是由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提出的，它產生於自由主義文化思想基礎。因為自由文化思想的基礎是寬容、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一統的；自由文化思想的認識論基礎是描述性的、內省的，而非專斷的、自以為佔有真理的；自由文化的思想源於啟蒙，而非此前專斷的來自於基督教傳統的黨同伐異。所以他對當代新出現的這個專制怪物感覺和認識最為敏銳， 而提出極權主義概念來描述它。應該說，正因為此，極權主義概念從產生開始，就受到兩方面：保守派和左派知識份子的強烈抵制。
近代社會的極權主義國家幾乎都產生於戰爭、或內戰。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不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政權，而是蘇聯的共產黨政權。
第一個極權主義始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全世界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但是，它立即就受到考茨基的激烈批評。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對這個專政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批判。後來人們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的批判，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內容在考茨基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已經提到過了。（筆者是在六九年冬天在廢品收購站買到一本當時高級黨校出版的參考讀物後讀到，從此走向了不歸之路。）（註解12）
到二零年，考茨基的這個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人士中獲得了廣泛的反響，此間伯恩斯坦也發表了類似的對於蘇聯專政的激烈批評。他把蘇維埃共和國稱為專制暴政。（註解13）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素、赫胥黎三六年也作出類似的批評。（註解14）
在此，對把共產黨專制歸結於中國傳統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中國知識精英們，筆者要說的是，考茨基解釋他為甚麼最開始用亞細亞式的暴政，後來改用亞細亞韃靼式的暴政的時候，特別解釋說，是因為他看到亞洲還產生了孔子的儒家和佛教。
但是一九一八年的爭論和事實，共產黨的專政和以前的專制、暴君，和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專政有哪些區別，並沒有引起知識份子和左派們的重視，也就是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新的專制形式——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一詞是伴隨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而出現的。它最早是像馬克思自豪地宣稱自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一詞一樣，是由墨索里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自己提出的。二三年，反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的自由主義者阿曼德拉（Giovaani Amendola）借用了這個提法。（註解15）阿曼德拉用這個詞來描述抨擊二二年上台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政權，要在意大利建立一個整體性、極權的國家。他在文章中認為，「向羅馬進軍」“這個法西斯運動最重要的特性在未來的歷史學家那裏留下的只是『整體的、極權』的精神。這個整體、極權精神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以此取代人們對良心的遵從。」
在這裡筆者願意強調的是，在自由主義者阿曼德拉那裏，他毫不懷疑這個想要完全控制民眾的極權制度有某些新的東西，同時反駁了一些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所認為的，法西斯主義完全是一種舊的、落後的東西。他在當時就認為，這個法西斯主義政權不但可以使國家穩定，而且可能消除內部的反對力量，給社會生活帶來一種新形式。他們自稱為代表整個民族，不允許任何獨立和反對的行為、組織存在。一切國家組織，例如政府、法庭、軍隊都是唯一的這個黨的工具，他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為此，他們施行一種不允許任何不一致存在的整體劃一的極權主義。（註解16）
這裡有意思的是，所有其後乃至今天共產黨集團所宣稱的那些特點，在法西斯主義一出現時，就已經被自由主義學者認識到。另外就是當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黨不知羞恥地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承認和宣稱一樣，也坦率地承認了自由主義學者們對他們的看法。而對於極權主義這些主張的腐臭，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人士，例如李慎之、顧准，就是五十年後居然還是沒有徹底認清極權主義的本質，從而不能徹底拋棄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
阿曼德拉在提出這個「極權主義」這個術語的兩年後，在一九二五年初，就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黨作了對比，認為，這兩個制度都是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一種整體性的極權反動。（見上注）他的這種觀點立即被其他學者接受，在一九二六年德國出版的書籍中，一些政治學者從對比中提出， 法西斯主義和布爾甚維克主義是建立在同一個原則基礎上的，這兩個極權主義否定的都是一七八九年以來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則，現代文明的一切基礎。（註解 17）
這種把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作比較的討論，其後直到三十年代，不僅在意大利，而且在當時歐洲其它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中也都能夠經常看到。當然極權主義一詞，以及這種比較討論在當時更多地是在政治上使用，而不是在知識領域，理論上、政治學上細緻探究。例如，在德國，當時的共產黨人罵社會民主黨人是「社會法西斯」，社會民主黨人則認為「共粹（Kozis）和納粹（Nazis）是一對親兄弟」。
然而在這個整體化，極權化的過程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和德國的不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沒有提出極權主義國家。把極權主義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及其知識份子。極權主義國家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政治問題討論中，由德國的著名知識份子卡爾‧施密特提出來的。他在一篇向知識份子讚美納粹的文章中說，他已經深切體會到，「一切人類的精神和事物都和這個包羅一切的劃一整體緊密相連。」（註解18）施密特認為，領袖永遠就是法官，這兩個絕對不能分開和分立。此後很多德國知識份子不僅參與呼籲，而且積極論述建立「全面的」、「極權主義」的國家制度的必要。
儘管在政治學、社會學學術研究中，把納粹與共產黨國家的情形作對比研究是非常重要根本的，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歐洲卻 幾乎沒有進行過這種對比研究。在三十年代，作為對此努力做出嚴肅學術探究的標誌是，三五年在美國明尼納波利斯和三九年在費城舉行的兩次會議。前者中心議題是「現代世界的獨裁者」，後者是「極權主義國家」。
在三五年的會議文獻中，值得中國知識界注意的是，漢斯‧科恩（Hans Kohn）把納粹和共產黨政權作了系統對比，他認為，獨裁專制的這兩個現代形式，雖然目標和世界觀不同，但是，他們對於絕對獨裁權力的要求和要給與群眾和青少年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卻是非常類似的。科恩特別提出，由於這兩種專制都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恐怖來支持的，因此他稱它們為「群眾運動性專制」。（註解 19）
三九年的會議由於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剛剛簽署了協議（23．08．1939）之後的十一月舉行的，因此提出兩個極權主義是否完全可以對比問題，就成為毫無疑問、不需要再討論的問題。它所集中討論的問題成為，極權主義是以前的專制獨裁形式的進一步發展呢，還是在西方文化歷史中完全是一種新的事物。然而，可惜的是，這一討論很快由於希特勒和蘇聯反目，蘇聯加入反法西斯陣營而被打入冷宮。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歐洲的知識界，甚至就是在此前，儘管三十年代的政治情況，歷史的經驗事實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是，極權主義概念在三十年代的歐洲知識界，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中不僅沒有引起重視，反而逐漸消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不喜歡、不願意看到這一切的左派知識份子，佔據了知識界的主導地位。這一點尤其是在法國的知識界。
這種拒絕和沉默甚至包括那些因為戰爭而流亡到美國的知識份子。為此，實際的情況是，到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極權主義概念更多地在現實的政治領域中使用，而在學術界和知識界，基本上沒有作為研究問題被提出來。歷史事實第一次告訴我們，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從開始就嚴重地落後經驗，而造成這一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極權主義一詞，就意味著共產黨和希特勒法西斯是等同的，和共產黨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左派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是絕對不願意看到這一點的。
B．二次大戰結束，冷戰卻接踵而來，這一嚴峻的經驗事實迫使極權主義概念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二戰後，極權主義概念名正言順地進入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
在有關極權主義的研究書籍中，五十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有兩本書，一本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五一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註解20）另外一本書是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五六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專制和獨裁》。（註解21）
翻譯成中文，成為七百多頁一巨冊的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文獻中名氣非常大，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所有有關極權主義的學術研究工作中，這本書不僅被研究者提到或者引用少得讓人不能夠相信，而且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也很少有人接受它。單從這個現象來看，阿倫特的思想方法就很值得探究推敲。
阿倫特是不僅追隨納粹，而且在思想上和納粹相應、交融的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的學生和情人。不是由於思想，而是由於猶太血統，她才在戰爭期間被迫流亡，後來定居在美國。這一點在當時有不少猶太知識份子如此，他們認同保守的、排外的日爾曼文化，但是日爾曼文化不要他們，如保羅策蘭、本雅明、阿多諾。所以如果細究阿倫特，就能夠發現，她的思想方法承襲的不是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傾向，而是黑格爾以來反啟蒙的、保守的德國傳統。 因此，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儘管對極權主義國家中存在的一些現象描述不乏精彩尖銳的語句，但是究其整本書，人們卻無法像讀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那樣，可以看到一條明確的認識論、哲學線索，一個清晰的歷史圖像。
阿倫特在這本書中，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無論是對它思想根源的探索、還是歷史現象的描述，都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種整體、論斷性的。因此，筆者認為，儘管阿倫特幾乎接觸到了每一個重要現象和問題，但是她對哪一個問題都沒有作出進一步中肯，或者說有啟發性的分析。例如她雖然也看到極權主義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專制獨裁不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是她卻認為它是另外一種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中，在西方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中，流浪者、賤民和暴發戶與沒有國家的猶太人的矛盾產物；極權主義的各種暴行又是流氓無產階級、暴民和精英的結合，以及宗教真理式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然而，如果真是完全如阿倫特所斷言的那樣，這是它最根本和直接的原因，那麼兩個極權主義理論、思想和國家，兩次大戰為甚麼和德國相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資本主義更為發達的，講英語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事實上更值得質疑思索的是，阿倫特在六七年為這本書的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對極權主義的嚴重性和持續性，對有關於此的研究的重要性作了進一步的輕描淡寫和解脫。她聲稱，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已經在消除極權主義統治，因為那裏極權主義統治解除的速度「絲毫不慢於希特勒死後的德國。」所以，可以說的是，儘管作為猶太人的阿倫特深受極權主義之害，但是，她卻實在不是自由主義文化傳統中的思想家、知識份子。
儘管如此，阿倫特的書對筆者還是有一些啟示的。它使我注意到，納粹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產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它和西方國家只有二百年的「民族國家」歷史，工業革命後高度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連，而在文化思想上它和西方基督教特有的、十字軍式的黨同伐異的宗教文化相連。可以說，在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不穩定的變化中，種族主義和世界大戰、右翼極權主義是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所特有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左翼極權主義則是它的孿生兄弟。
和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極權主義專制和獨裁》一書。這兩位政治學者的書，是研究極權主義領域中被研究者援引最多的書籍，它幾乎成為五十年代有關極權主義問題書籍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著述。
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作了政治學上較為規範詳盡的考察，早在五四年，以及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們就提出，從表面看來，共產黨極權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極權的目標和內容非常不同，但是，在把它們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專制制度和政權做過對比以後就能夠發現，「法西斯和共產黨專制的根本特徵是相同的，這就是說，和任何其它國家制度的體系，乃至包括古老的獨裁形式相比，它們互相之間都更為相似。」（同上）為此，他們說，將以這個看法為假設，在書中用具體的事實和材料給與證實。
在這本研究著作中，兩位作者提出極權主義政權的六個特徵，這致使其後幾十年幾乎每一位討論極權主義問題的學者都要圍繞這六個特徵進行辯駁。這六個特點簡單說就是，
一，一個針對階級敵人，或者是種族的意識形態；
二，與此相應的恐怖制度，秘密警察；
三，國家完全控制和操縱的經濟；
四，壟斷的一黨制政府；
五，完全隸屬於政府的新聞壟斷控制；
六，唯一的、絕對由政府控制的軍隊。
對於這一產生於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中的研究工作，值得提到的兩點是，一由於他們排除了這個專制內部轉化的可能性和能力，因此，這一極權主義理論在其後幾十年中不斷受到各種非難和攻擊，在知識界中也起起伏伏。其二，這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的文化思想起源所做的描述非常粗疏。 它非常籠統地、沒有加以區別辨析地提到極權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來源於諸如馬克思和黑格爾，尼采和霍布斯，康德和盧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奧古斯汀、路德和加爾文。這可能是因為這兩位作者更加關注於現實政治問題，而不像波普和阿隆（註解22）那樣更關心思想哲學問題的原因。
與此相並行的另外三位從三十年代開始對極權主義問題深有研究的學者，來自德語國家和地區的弗格林（Eric Voegelin）、福爾（Erwin Faul）和塔爾蒙（Jacob Talmon），令人遺憾地沒有引起盎格魯—薩克森語言系統中更多的注意。這可能與極權主義畢竟不是英語範圍內的國家和知識份子的產物有關。筆者在研究極權主義的時候，對此也深有體會，在德語和法語中的文獻，和對問題的討論遠遠多於英語文獻。(註解23)
C．極權主義概念在知識界、學術界和二十世紀的歷史長河中的起起伏伏，不僅和政治形勢密切相連，而且和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文化傾向、器質性格密切相連。從二十年代這個詞出現開始，除了墨索里尼和一部份極為蠻橫教條的共產黨人，公開承認自己就是要極權專制，差不多在所有人那裏，在所有的地方，極權主義這個詞都帶有很強的負面意義。這就造成了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在誕生後的幾十年中走了一條非常奇怪的，可謂峰迴路轉之路。
其實，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極權主義一詞及其內容對中國人來是非常熟悉的東西。Totalitarism，翻譯成中文就是整個一體化的意思，把它翻譯成文化革命中的一元化領導也沒有錯誤，而推廣之如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乃至中共幾十年如一日地說的民主集中制，其本質描述的都是極權主義。儘管這些內容和含義在中國知識界仍然不知其臭不可聞，但是如上所說，在整個世界的知識界，包括一些左派都是一個無人願意沾染的東西。
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研究，由於冷戰背景，在當時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在五三年斯大林死之後，尤其是這本書出版那一年，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的報告後，不僅共產黨國家內部社會，而且各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都出現了一些鬆動變化的現象。事過五十年，今天西方學界已經公認這種偏離是非常有限的和表面化的。然而，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在當時立即就指出，「蘇聯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過限度，政權的存在就會發生問題。在蘇聯，黨以主義的名義來統治，這就是說，黨等於無產階級，起主導作用，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儘管現在在蘇聯甚至在異議份子中對於蘇聯的民眾和領導人是否還相信這個主義，爭論不休，得不出結論，但是，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獨裁統治者絕對不能讓人討論到涉及到政權的正統原則。」。（註解24）
他認為，蘇聯可能經濟放鬆，恐怖統治減輕，言論相對自由，但是絕對不會放棄一黨制。（同上，512頁）細心的讀者都能夠看到，阿隆的這個看法，時過半個世紀，對最近二十年討論中國共產黨問題仍然有著發聾振聵的作用。
至於當時共產黨集團內部出現的分裂和偏離，例如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其後的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中國，則都是比蘇聯還要恐怖和專制。
然而，五六年的這種偏離卻給當時的知識界帶來一種詭異的氣氛，極權主義概念受到各種質疑。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阿隆、 波普相反，很多知識份子迫不及待地高度評價這種所謂「新現象」。例如德國的彼得克里斯蒂安路茲（Peter Christian Ludz）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潮流，他在六一年明確要求，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就必須有一種新的論述形式。因為，他認為，布爾甚維主義的社會制度……儘管一黨壟斷統治，它控制宣傳和組織群眾，並且不斷想出新的控制形式，但是它卻也顯示了轉變的能力。(註解25)
三年後，路茲自己提出了他所主張的這種新理論方案。這個新理論的核心部份實際上是對於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反駁，他認為，在工業化社會的條件下，布爾甚維主義的制度不是向極權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是走向「威權」（autoritaer）方向。不久在對東德問題的分析中，路茲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提出「精英黨」問題。他認為東德已經完成了向威權國家的轉變，因為東德已經成為現代工業社會，在那裏由一批技術精英管理社會， 他們已經放棄了，或者說能夠放棄恐怖統治手段。由此，路茲認為，儘管這個社會目前還是在使用恐怖和強迫性的統治手段，但是對於一個正在接受其它價值進行轉變的社會，使用極權主義來描述它是不適當的。（同上，495頁，532-559頁）
與此同時，一些所謂研究東德與共產黨問題的專家，甚至進一步期待一種更為適合東方的和西方的「工業社會」的理論。這種工業社會的不同道路發展理論，將能夠擺脫在以往東西方比較中，對共產黨極權主義制度否定性的評價。（註解26）
極權主義理論在左派勢力強大的法國遇到更頑強的抵制，直到七十年代後期，蘇聯的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訪問法國後，古拉格群島等的存在才使得法國知識界開始接受對共產黨社會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來分析。
過去四十年的經驗歷史，當然是對路茲等人的否定，但是，令人驚異的是，在思想史上，弗裡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理論只是短暫地佔據了知識界的統治地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前，儘管發生了布拉格事件、波蘭團結工會事件、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然而，在知識界中，伴隨上述理論增長的卻只是對於對這一極權主義理論的懷疑。甚至可以或多或少地說，到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的時候，這個極權主義理論已經完全被放棄了。
在這裡，另外一個值得提到、並且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啟發性的是，在有關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的研究者那裏，他們也不願意用自己的研究證明弗拉里德裡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極權主義理論。例如，他們反駁說，對於第三點，一個國家完全控制操縱的經濟，這在納粹德國就並非如此。第三帝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生活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共產黨國家的完全不一樣。第四點，絕對一統的、壟斷的一黨制，這在納粹德國時也並非如此，在納粹德國的權力結構中，有相當程度的多元性。然而，這兩個反駁，這兩個如此明白的事實，對筆者來說，對於證明八十年代以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仍然是和希特勒德國一樣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極好的說明。
D．極權主義概念在八十年代中期後再次起步，慢慢重新回到知識界的視野，但是這一次由於誰也不曾料到的八九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極權主義概念也一下子經歷了一個戲劇性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它從受冷遇、不斷地受到質疑、排斥，到一下子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九十年代初期後，幾乎到處都在使用它。現實已經變成似乎它來到塵世以來就天經地義地是分析共產黨社會最好的利器。在知識界，對它的質疑幾乎沒有了，剩下來的就是如何使用它整理、分析過去的歷史了。
然而，它的勝利卻不僅是依然沒有使它擺脫理論落後與經驗事實的命運，而且簡直就是帶來了它的死亡。因為整個九十年代，人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已經滅亡了，剩下幾個國家，如中國、北韓、古巴，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甚至一些人已經如當年那些東德問題專家那樣，認為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了。而由此，也就不需要甚麼新的更加廣袤的極權主義概念，剩下來的問題就是用已經有的概念，發掘史實，描述歷史了。這反映在九十年代思想領域中的以下三個事件上。
在美國生活的日裔歷史學家福山，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崩潰後，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後來又增加內容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註解27）這本原在於宣揚民主自由制度及其文化勝利的著述，由於它的題目和論斷迎合了小報記者的口味，實際導致的結果卻是對於當代歷史的樂觀與麻木，對極權主義問題思索的終結。當然這也和福山自己的思想方法，以及對於近代文化思想問題的理解有關。福山運用的是馬克思、黑格爾式的預言和論述方法，尋找一個歷史的目標和規律，而且他沒有從這兩個極權主義本身都是西方自己文化，自己的政治發展的產物去描述分析，所以他當然也就不會進一步去分析，作為這種西方文化、政治和歷史產物的極權主義是否因為八九年而終結，不再伴隨西方當代社會政治、社會和文化。所以福山的著述對筆者來說，其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麻痺甚至阻礙了人們對於極權主義的進一步認識，在現實上解除了人們對仍然存在的極權主義的危險與可能的警惕和反對。
和福山著述類似的是，他以前的老師杭廷頓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所謂文明衝突論。（註解28）杭廷頓認為，在戰勝了兩個極權主義之後，以後的世界衝突將會是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這主要表現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的矛盾。杭廷頓的看法雖然在學界影響不大，但是對於九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和文化氣氛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對於杭廷頓的這一論斷，從學術上來說，杭廷頓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如此大的比較題目，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東方的語言，也無從更為深刻地瞭解東方的文化。單只從第二手資料，甚至報刊訊息就作出如此專斷的結論，這其實犯了學術上的大忌。
其次，杭廷頓的這一論斷實際上已經下意識地承認，過去的一個世紀的矛盾和衝突是西方自己內部產生的，然而杭廷頓卻停留在這裡，或者說他對過去也從來沒有做過進一步思索，為甚麼西方近代會產生這兩個對人類歷史影響如此巨大的極權主義。沒有這一探究，又如何能夠隨便提出這一災難性的傾向已經結束，成為過去。
實際上，在探討福山和杭廷頓提出的理論的時候，很多學者，包括福山自己很快就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例如對於八九年後，人們日益關切的伊斯蘭世界帶來的問題，福山在回答人們對他的理論的質疑的時候就提到，今天的很多問題是來自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政治，他說，「阿爾弗萊德斯傑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杭廷頓所謂的一九七零到一九九零年代民主轉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趨勢中真正的例外實際上不在穆斯林國家，而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體的因素是甚麼可以爭論，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臨的當代挑戰無論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還是聖戰主義（jihadism），它們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奧利維埃羅伊（Olivier Roy）和羅亞波羅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羅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最好把極端伊斯蘭理解為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立者薩義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組織（al-Qaida）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夥關於國家、革命和美化暴力的觀點，根本就不是來自真正的伊斯蘭傳統，而是來自極端左派或者極端右派的激進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來自二十世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些特別危險的主張並沒有反映任何伊斯蘭教的核心主張，而是利用伊斯蘭達到政治目的。它們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歐洲的穆斯林中間非常流行，因為在這些社區中存在的深深的疏遠和冷漠感。因此極端伊斯蘭主義不是某些傳統伊斯蘭文化習慣的重新復興，而應該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產物。它的出現正是當傳統的文化身份被現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壞，造成一個人的內心自我和外在社會實踐的分離。」（註解29）
在這裡筆者更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這個伊斯蘭教也是起源於西方宗教傳統的，因此杭廷頓的東西方文明衝突的說法就更是值得分析。
極權主義問題並沒有因為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而結束了一切爭論。九十年代與此有關的另外一個重要事件是九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引起的爭論。本來這本書是作為對於共產黨留下的歷史遺產，或者說其罪行的一本整體性的總結，作者中有很多人自己以前就曾經是狂熱的毛派分子，但是，由於各位作者對共產黨罪行的認識和評價不同，因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本書的主編斯特凡考特威斯（Stephane Courtois）在該書的前言中把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等同並論，因此引起書中的一些作者的憤怒。如果不是出版社的合同約束，他們甚至想撤回自己書中的稿子。（註解30）
這場爭論迅速地在法國燃燒開來，並且傳播到德國等其它歐洲國家，爭論不僅激烈而且甚至到了動感情的程度。這表明儘管人們認為，作為歷史現象的共產黨似乎已經畫上句號，但是人們對於這個曾經殘害死將近一億民眾的政黨和制度，究竟如何評價仍然莫衷一是，為此，筆者認為，如果說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真的表明了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徹底結束，那麼這本書就不至於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論，或者說引起仍然如此使整個世界震盪的爭論。
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的認識絕對沒有畫上句號。
筆者認為與此平行的是，儘管有這種討論，但是無論知識界還是媒體對於仍然存在的中國、北韓等共產黨政權既沒有繼續研究的衝動，也沒有感到他們的威脅。很多人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大規模公開、殘酷地鎮壓法輪功以後，仍然無動於衷地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傳統的極權主義意義上的共產黨了。
極權主義對於人類的威脅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九一一」之後。「九一一」事件使得人們看到從四十年代以來潛在的極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的另外一種形式。由於恐怖主義對世界的威脅，因此在和恐怖主義作鬥爭的時候，很多學者開始再次看到，之所以困難在於它的極權主義思想文化基礎，以及極權主義國家的存在。
由於「九一一」，人們並且進一步看到中國、北韓等共產黨國家蘊含的國家恐怖主義對於民眾和世界和平的威脅。敏感的人終於以發現，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不僅沒有壽終正寢，而且過去一些潛在的形式再次表面化了，如前所述潛藏在阿拉伯國家中的極權主義政治因素。不僅如此，極權主義一些已經存在的形式也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如中國。這使得最近幾年，圍繞伊斯蘭恐怖主義問題，圍繞中國日益增長不僅是對國內民眾的迫害，而且包括在世界範圍內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及道德的威脅，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索重新成為知識界、出版界和政界的重要題目。
八九年後，人們沉睡、陶醉了十年，忘記了極權主義威脅十年，和極權主義度了十年的蜜月，做了十年買賣，養癰遺患了十年。「九一一」事件迫使世界重新開始研究近代社會和極權主義問題，但這又是一次理論落後於經驗，被經驗事實逼迫不得不做出改變和推進的案例。
這是知識界的無能和短視！
註解：
11．卡爾．波普，在一九三五年寫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四五年出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全面對極權主義進行了思想理論性的探討。
弗格林（Eric Voegelin），一九三八年提出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Wien 1938， Muenchen， 1993．
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在三十年代的研究中就提出現代專制一詞，並且著重指出，現代專制不是古代專制的繼承者，代表作，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Total State in A World at War， New york/London， 1942
12．考茨基（Karl Kautsky），Demokratie oder Diktatur，Berlin，1918，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Berlin，1919，
13．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Betrachtung ueber das Wesen Sowjetrepublik， 19．9．1919， Hella Mandt， Das klassische Verstaendniss： Tyrannis und Despotie， 74．
14．B． Russel， Politische Schriften I，hrsg v． A． v． Borries，Muenchen， 1972， S．22， 121，139．
15．Wolfgang Wippermann，Totalitarismustheorien，Darmstadt， 1997 S． 8-9．
16．Jens Petersen，Die Entstehung des Totalitarismusbegriffs in Italien， in Manfred Funke (Hrsg)， Ein Studien-Reader zur Herrschaftsanalyse moderner Diktaturen． Duesseldorf 1978， S． 105-128
17．Luigi Sturzo，Italien und Faschismus，Koeln，1926，S． 225；Francesco Nitti， Bolschevismus Faschismus und Demokratie， Muenchen， 1926， S．53
18．Carl Schmitt， Did deutschen Intellektuellen， in： Westdeutscher Beobachter vom 31．5．1933， in： Josef und Ruth Becker (Hrsg)， Hitelers Machtgreifung 1933， Muenchen 1983， S． 323-325
Der Fuehrer schuetzt das Recht． Zum 30．6．1934， in： ders．， Positionen und Begriffe in Kampf mit Weimar-Genf-Versailles 1923-1939， Hamburg 1940， S．200
19．Hans Kohn， Die kommunistische und faschitistische Diktatur． Ein vergleichende Studie， In． Wege de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Darmstadt，1968，S．49-63
The Totalitarian Crisis In： Revolutions and Dictatorships， Cambridge/Mass． 1941， S．331-416
20．Hannah 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
21．Carl Joachim Friedrich und Zbigniew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 1956，
Carl Joachim Friedrich，Totalitaere Diktatur，Stuttgart，1957
22．法國當代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雷蒙．阿隆（R． Aron）， 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分析代表作是，《民主制和極權主義》，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68
23．Jacob L Talmon，Die Urspruenge der totalitaerien Demokratie，Koeln-Oplade，1961，Politischer Messianismus，1963，
The Myth of 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Revolution． London， 1981．
這三卷著作，對於極權主義從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世紀的思想發展作了詳盡的描述。
Erwin Faul，Der moderne Machiavellismus， Koeln-Berlin， 1961， 福爾用現代馬基雅弗利主義來描述分析當代極權主義。
24．《雷蒙．阿隆回憶錄》，三聯書店，北京，1992，510頁
25．Peter Christian Ludz， Offene Fragen in de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1961， In． Seidel/Jenkner(Hrsg．) Totalitarismusfurschung， S． 446-512
26．Klaus Schroeder/Jochen Staadt， Der discrete Charme des Status Quo． DDR-Forschung in der Aera der Entspannung， Berlin， 1992
27．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3
28．S． P． Huntington， Kampf der Kulturen． The Clash of the Civilizations． Die Neugestaltung der Weltpolitik im 21． Jahrhundert ， Muenchen/Wien， 1996
29．From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c 2006 by Francis Fukuyam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NY．
30．Der Rot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a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Horst Moeller（Hg．）Muench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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