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銳：回憶三峽工程上馬過程的始末
【大紀元11月2日訊】三峽工程是一個超大型的水電工程項目。早在80年前中國就出現過關於這一工程的 構想，解放後也一直有人積極主張這一工程上馬。為什麼八十年代以前，這一工程始終未能上馬?八十年代當中，又是經過什麼樣的決策程序，使得這一工程得以重新上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參與過這一工程的相關討論，文革以後也一直關心這一問題，比較瞭解這一項目決策的歷史過程和演變。在此文中，希望通過介紹三峽工程上馬的始末，回顧一下中國水利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也就三峽工程的防洪效應、 該工程與中國的經濟以及生態環境的關係等問題，作一些分析。
如果要追根溯源，歷史上最早提出三峽工程的是孫中山。1919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講到航運問題時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長江河道有急流灘石礙航，「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這一設想實際上是主張興建低水頭閘壩，以解決航運問題為主要目標，結合水力發電。1932年，工程師惲震等在三峽地區查勘後提出，可以在黃陵廟和葛洲壩建低壩，他們考慮的主要也是發電和航運。因此主張建低水頭的大壩工程，設想中的壩高比現在已建的葛洲壩還低。
在四十年代，當時的國民政府有一個主管經濟建設的機構，即資源委員會，其中設有一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抗戰後期，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翁文灝和錢昌照邀請了美國最有名的大壩專家薩凡奇到重慶訪問。當時，資源委員會水力發電工程總處正在研究四川的龍溪河、大渡河、馬邊河、岷江等長江支流以及雲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流的水力開發，於是就請薩凡奇對此提些意見。正好那時美國派到中國的戰時生產局顧問、經濟學家帕斯克爾提出，可以由美國貸款，在長江三峽建高壩水電站，同時興建大型電解工廠，用一半的電力製造化肥，其產量足可佔領國際市場，這樣依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償還美國的貸款。於是，1944年9月，薩凡奇由資源委員會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負責人黃育賢等陪同，到三峽地區查勘，研究了高壩方案。那時的設想是，水庫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米左右，大壩以發電為主，兼顧灌溉、防洪、航運等，水電站的裝機容量為一千多萬千瓦。當時，這樣大的發電站已經是了不得的了。
日本投降後，資源委員會和有關部門就派了五、六十個水電、水利專家到美國墾務局，在該局總工程師薩凡奇的領導下，做了一年多的研究。這批人大部份都回國了，多數留在水電部門，少數人到了水利系統工作；也有少數人留在美國，其中有的人到現在還十分關心三峽工程，比如徐懷雲先生，1989年我到美國去時曾見過他，三峽大壩截流時他也被邀請來過。
五十年代以來水利部門防洪方針上的偏差和三峽水庫案的提出
中國地處亞熱帶，季風型暴雨會造成較大的洪水，容易面臨洪水威脅。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事，「善治水」與「善治國」是相關聯的；而且，防洪從來是多管齊下的，主要是靠堤壩，同時還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經常疏治。歷史上，長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雲夢澤，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個大小湖泊。自古以來，長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從明朝起，傳說是由於那時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張居正的支持，湖北逐漸把長江北岸的堤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結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卻又低又薄；於是，洪水就先後在南岸衝開了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個口子，淹到了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荊江地區的很多湖泊卻變成了土地。不過，洪水雖然使洞庭湖地區當年會蒙受損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產豐收。
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水利部門卻形成了一種觀念，進而又演變成一個大方針，就是一定要把洪水堵起來、用一個個水庫來裝洪水，從而一舉解決防洪這個大問題；但他們對維護堤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興趣卻不大，即使有一個堤防維護方案，也不認真執行。這種思想的危害持續了多年。
1952年我調到北京主管水電工作後，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廳水庫，想攔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災。但是他們沒有綜合利用的思想，只考慮防洪、不管能否發電。當時他們設計的官廳水庫有兩套洩洪措施，一是從壩頂溢洪道洩洪，另外右岸還有個洩洪隧洞。水電總局為了綜合利用庫水來發電，就向水利部建議用那個洩洪隧洞做水電站的引水洞；可是水利部門堅持說，這個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給你們送水發電。後來，我們水電總局沒辦法，只能在水庫左岸專門作了地質勘察，重新打隧洞、修電站，還補做了水庫範圍的地質調查。因為要發電就擔心庫底漏水，而水利部門為了防洪而修水庫、是不管庫底漏不漏的。這件事反映出水電系統與水利部門多年來工作上存在的矛盾。
後來，水利部門雖然也注意到了水庫的綜合利用，但他們總的方針始終是想用水庫把洪水裝起來，從淮河、黃河的規劃到長江的規劃，一貫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上游的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內才匯成淮河干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時，就是單一地在上游的支流修佛子嶺、磨子譚、梅山等防洪水庫，可是這些水庫所控制的流域面積總共不到5％，無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後來，水利部門才考慮如何利用這些水庫來灌溉和發電。
解放後，長江水利委員會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峽水庫，該會負責人是林一山。1954年長江發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國的大壩專家薩凡奇的建壩設想為基礎，提出要盡快修三峽大壩，但他的目標與美國薩凡奇的目的根本是兩回事。林一山主要是想通過修建大型水庫來裝長江的洪水，以防止長江的洪水災害。
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任務是規劃、管理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應該是在全流域實地考察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規劃，如果要設計安排多個梯級電站，也應該有通盤考慮。但是，由於長江水利委員會有一個建大水庫、一勞永逸地解決洪水問題的指導思想，所以在主持長江流域規劃時，就把全流域的規劃收縮成論證三峽工程的問題，把長江的防洪任務簡化成了全力以赴、爭取修建水庫的工作。1954年的長江洪峰時期，有大約一千億立方米的水量既無法及時下洩、又不能靠堤防有效蓄攔，林一山就想建個三峽水庫、把這一千億立方米的水裝起來。
五十年代當中，淮河、長江、黃河先後發生洪水。毛主席、周總理當然非常關心洪災問題。毛主席認為，在中國的建設問題上，首要問題就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鐵路）。他那時的幾次題字都是關於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等。由於林一山強調，長江的洪水問題就是三峽問題，毛主席曾被林一山說動了，很想早些修三峽工程，於是在1956年寫了那首有名的「高峽出平湖」的詞。
水電部門不贊成三峽工程設想
水電部門對三峽工程是不贊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電工作的是燃料工業部內的水電工程局。1952年我調到該部工作後，發現水電工程局這個部內局不能充份開展工作，於是成立了水電總局(當時燃料工業部下設四個獨立的總局，即煤炭總局、石油總局、火力和電網總局、以及水電總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為了三峽工程而去美國研究的專家們，回國後絕大多數人都在水電總局工作，黃育賢(已故)是總局的總工程師。
我在大學是學工科的，比較容易理解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問題。設想中的三峽大壩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特大工程，要建那麼大容量的水電站，其技術要求、工程規模，都大大超越了當時的世界水平，也非國家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當時我負責水電工作，知道中國能夠建設多高的水電站大壩，也知道要建一個數倍於全國現有水電站發電總能力的三峽電站會有什麼樣的困難。蘇聯和美國當時的技術能力比中國先進，我們在蘇聯參觀過不少大壩和水電站，水電總局裡也有很多人瞭解美國水電站的情況。即使按照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水平來衡量三峽水庫方案，也只能用四個字來表達，就是「不能設想」。所以我認為，三峽工程太大、太複雜，只能留給後人從長計議。
1954年底，中國電力代表團到蘇聯參觀水電建設工程，團長是劉瀾波，我是副團長。我們在蘇聯期間，於1955年初接到過國內的一個電報，內容是徵求我們對水利部修三峽水庫計劃的意見。當時，我和劉瀾波的意見一致，認為不宜修建。因此，立即給中央回電表示，「對國家來講，這是很長遠的事情，現在提不到日程上來」。在蘇聯，我與蘇聯水電設計總院的有關專家談過三峽問題，請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基本上和我們水電總局的意見是一致的。從蘇聯回來後，根據燃料部領導的意見，我曾就蘇聯有關部門關於三峽工程的看法給周總理寫過一份比較詳細的報告。
水電和水利部門在三峽工程問題上的公開爭論
當時，因為中央正在議論長江防洪的問題，水利部就抓住這個機會強調修建三峽水庫的緊迫性，催得很緊。1955年下半年，請了一批蘇聯的水電、水利專家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批蘇聯專家中，除了個別的為蘇聯農業部所派，大部份都是電力部門、水電系統的專家。我國的水利部與蘇聯對口的政府機關應該是蘇聯的農業部，蘇聯農業部中的水利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是管水利灌溉，並不像中國的水利部門那樣直接管大河流上的水電工程。在蘇聯，管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修水電站、運河) 的不是水利部門，而是電力部或水電水利設計院，因為修建水電站是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本來，我們的水電部門與這些來中國的蘇聯水電專家是同行，彼此之間容易溝通，但是那些蘇聯專家到中國以後，只有兩位到我們水電系統工作，有十幾位卻被安排到長江水利委員會，而長江水利委員會本身並沒有真正瞭解技術問題的水電專家。因此，我們水電部門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這類做法，是不贊成的。
水電和水利部門關於三峽工程的第一次公開爭論發生在1956年。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林一山在水利部的技術性月刊《中國水利》第5、6期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他提出，只有修建了三峽水庫，才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為此，他設想的水庫蓄水高度為235米。為什麼必須要達到235米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千億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庫容，從而把1954年長江防洪時堤防擋不住的那一千億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裝起來。
我們水電系統的許多技術幹部看到了林一山的文章後，都認為水利部門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提出的這個方案太離譜了，應該說實際上是很荒唐的。235米高程是個什麼概念呢？它比目前三峽大壩的設計高程175米還要高出60米。如果真的建成這樣的三峽水庫，大半個重慶市都會被淹沒，重慶段的長江江水將上漲到會淹沒市區的抗戰紀念碑的高度，整個庫區還必須遷移200多萬人口，淹沒四川省沿江的十幾個城市。這樣就變成了要通過犧牲重慶及其他大片地區，來免除武漢地區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脅。何況，即使犧牲了重慶等地，也未必能防止三峽下游地區的洪水威脅。
我們水電部門認為，防洪工作應該採取綜合規劃的原則，要注意在加強堤防、湖泊窪地蓄洪排澇、修建支流水庫以及干流水庫這四個方面協調發展，不能從簡單化的 「畢其功於一役」的指導思想出發，試圖用一個大型干流水庫去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廢；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標準提得過高，我們只能根據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條件，逐步提高防洪標準。至於水利部門當時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峽水電站，這大大超越了當時國民經濟的條件和電力建設的基礎，並且將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從未經歷過的技術難題。
因此，1956年9月，作為對水利部門修建三峽工程主張的回應，我們在水電總局的技術性月刊《水力發電》上出了一期長江規劃專號，共有十來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寫的。這個專號全面地論述了防洪、發電、航運等方面的問題，以及有關經濟、淹沒損失和地質等種種技術上的問題。當時長江的水還比較清，所以沒有考慮到泥沙問題。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較長，由於對方的文章長達兩萬字，我也寫了兩萬字。我在文章中指出，從防洪、國民經濟等各種角度來講，對方的論點都是不合理的。我們的這個專刊出來之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就不吭聲了，既不說我們講得對，也不說我們講得不對，只是對我們的意見保持沉默。可是，《水力發電》這種刊物的專業性很強，不為人們注意，毛主席和中央當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門通過邀請一大批蘇聯專家來討論三峽工程，卻形成了推動三峽工程的輿論，同時中央也有人喜歡這樣的項目，這樣一來，三峽工程問題就提到了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尤其是1956年9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載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導，甚至介紹了「圍堰發電」、「臨時船閘」等設想和關於施工工期的具體措施，給讀者一個鮮明的印象，似乎三峽工程已經定案，很快就會開始施工了。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只差中央正式下命令、動手施工了。
為了以正視聽，我只好寫了一篇短文「略談三峽問題」，寄給《人民日報》。報社隨即寄來了清樣，準備發表，但後來卻並未將我的信刊登出來。以後，《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揖告訴我，《人民日報》把我的「略談三峽問題」一文的清樣也寄給了周總理，但總理說，這個問題不在報紙上爭論，所以未能刊登出來。
在「大躍進」當中三峽工程案被擱置
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三峽工程主張其實是與「大躍進」氣氛相呼應的。那時，不僅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要修個三峽，淮河流域的水利部門也要修個「三峽」，要在平原地區修個大水庫來裝淮河的洪水，地址在臨淮崗。我對這樣的「一哄而上」有自己的看法，曾經用帶點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雜文「大魚網主義」，刊登在 195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我給這篇文章取這樣的標題，是看了廣東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發的。廣東報上的文章說，一個縣的某位部長不相信別人的勸告，強迫漁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魚網，做了一個三萬多斤重的大魚網，想一網把海中的魚全部打上來。結果，這個網拋下海以後，一條魚也未打著。我就借用了這個詞。
我在這篇雜文中說，現在中國有很多的「大魚網主義」，「生活中確實有人喜歡辦大事情，熱衷於解決大問題，急於一次徹底解決問題；還有人把這提到理論的高度，說這種『大』癖是解決問題的『重點主義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點名地批評了三峽工程:「據說，有一條河流，為了解決防洪問題，在支流上已經修了許多水庫來裝洪水，然而解決問題不大。於是現在有新的規劃:在干流上修一個最大的水庫，以徹底解決防洪問題。可是，這個大水庫的代價是多大呢?移民一百萬以上，投資好幾十億元」。
「大躍進」開始後，毛主席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提出要修三峽。當時的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態度。於是，薄一波就提出，有個李銳是搞水電的，他和林一山爭論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李銳是三峽工程的反對派。毛主席就說，把他們兩人都找來當面談一談。有關南寧會議的情況，我已有文著談及，這裡就不多講了。總之，毛主席聽了我的意見後認為，在三峽工程的問題上，我的意見對。我沒有料到的是，後來毛主席就要我去當他的兼職秘書。這個秘書當得並不長，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我就因不擁護「大躍進」而挨了批鬥。而我的那篇雜文「大魚網主義」曾被作為罪證之一而印發，以供批判。更糟糕的是，因為我負責過水電工作，對我的批判使整個水電建設工作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說成是「反三峽、反水利、反火電」。
雖然我個人在「大躍進」中遭到了厄運，但三峽工程也未能上馬，而被擱置下來了。南寧會議後，周總理就帶隊去長江三峽地區視察。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形成了關於三峽工程的決議案，其中談到，三峽工程何時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才能作出決定；要防止規劃集中三峽一點，不及其它；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和有了三峽就萬事大吉的思想。我參加過這個決議案的起草，認為這個決議案是完全正確的。
1958 年底長江水利委員會曾提出三峽初步設計要點報告，建議1961年開工、1965至1966年發電、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慮。此後，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樣催三峽工程上馬，毛、周都未點頭。後來我獲知，周總理曾讓張愛萍從國防上考慮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張愛萍考察後提出的正式意見是三峽大壩不能修。到現在為止，張愛萍還是反對修三峽大壩。
三峽工程上不了馬、水利部門違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壩工程
雖然毛、周去世以前，三峽工程始終未能上馬，但水利部門還是使葛洲壩工程上馬了。其實，葛洲壩水庫的設計功能本屬三峽水庫的反調節水庫，不應先於三峽水庫修建。由於三峽水庫是個超大型水電站，而用電需求有時段差異，時多時少，發電多時水庫下洩水量就大，發電少時則下洩水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對航運不利。所以，需要在三峽水庫的下游修一個反調節的水庫，以便調節水量、利於航運。既然在七十年代並未修建三峽水庫，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壩水庫。但是，當年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堅持要在長江上興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峽，就堅持要上葛洲壩。主張興建葛洲壩水庫之初，連一向不遺餘力地鼓吹三峽水庫的林一山，也反對先修葛洲壩。因為他知道，葛洲壩其實是三峽水庫的反調節水庫，應該先有三峽水庫，再建反調節型的葛洲壩水庫。但是，最後他又改而贊成水利部負責人的意見了。
當年動工修建葛洲壩的過程是相當荒唐的。水利部負責人為了能有大工程可幹，明知葛洲壩工程在技術上有許多問題沒解決，論證並不充份，也要急於上馬，於是就從政治角度去推動這項工程。他們把毛澤東說動了，於是毛澤東就題了詞，「贊成修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這一題詞是明顯違反基本建設程序原則的。基建程序的常識是，任何工程必須在一切都準備好之後才能施工，怎麼可以設計都不完備就匆匆開工，邊施工、邊設計，幹不下去了又推倒重來呢?但是，水利部的主要負責人真正關心的，並不是工程質量或節省經費，而是能不能在手中抓住一個大工程。他們即使明明知道工程倉促上馬是違反基建程序的，還是照樣幹下去，因為他們已經這樣幹慣了。
所以，水利部的負責人把毛澤東關於贊成修建葛洲壩的題詞奉為聖旨，特地把毛的這幾句話到處懸掛。他們又特地選擇毛澤東的生日12月26日，作為葛洲壩工程的開工之日。但是，由於葛洲壩工程的施工違犯了基建程序，結果還是在施工中發生了嚴重問題。因為泥沙淤積礙航的問題未解決好，交通部有意見。最後，周總理去葛洲壩工地視察，決定停工兩年，修改設計。不過，在毛澤東題詞的保護下，水利部負責人並沒有為失誤承擔責任。所以，一直到1979年1月，我恢復工作到水電部上任，一進大門，就看到整個牆面上還掛著毛澤東的這幅題字。不久後，水利、電力兩部份開了，於是我就讓辦公廳取下了這大幅題字。
八十年代水電部組織的三峽工程的「一言堂」式論證過程
1979年初，我回到水電部工作後接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此後這一爭論一直未中止。八十年代初，陳雲曾為此事找過我，要我就三峽工程的問題給他寫個意見，我前後寫過兩、三次。陳雲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管基本建設的，所以他瞭解三峽工程的要害。我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書送上去後，中央領導層從鄧小平到***、胡耀邦都看過，趙、胡還有過批示。我與***也專門談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我的意見他聽進去了。後來，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的領導下組織了三峽工程的論證，那次論證是比較客觀的，各種反對的意見都能夠表達出來，不僅計委、科委的領導能聽到，而且中央也能聽得到不同的意見。所以，三峽工程這個項目也就遲遲定不下來。
後來，我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於是，水電部的負責人不斷地向中央施加壓力，終於從國家計委、科委那裡爭取到了論證三峽工程的領導權。這樣，水電部成立了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下設水文、泥沙、地質、水工、防洪、發電、航運、移民、水位、經濟、環境、施工等專題小組，邀請了400多位各方面的專家參加三峽工程的論證。雖然水電部的負責人在論證中也打著科學化、民主化的旗號，但是，所謂的「民主化、科學化」只是形式上的，整個論證過程從人員組成到論證內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專制色彩。
首先，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由水電部部長擔任領導，領導小組成員都是水電部的副部長和總工程師，而上述的十幾個專題小組的負責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電部所屬各司、局、院的負責人，都是在部長領導下支持三峽工程上馬的人。不支持該工程的人不能成為論證過程的領導者。其次，在邀請專家時也有明顯的偏向，凡是批評三峽工程的專家，多數都被排除在論證專題組之外，而且對這一工程批評最多的專家，水電部都一概不予邀請。這樣，在被邀請的400多位專家中，只有少數幾個人對上三峽工程有不同意見。在水電部邀請的二十幾位論證組特邀顧問中也是如此，持反對意見的只有一位，即水電部不得不請的孫越琦。
水電部當然也沒有請我參加，據水利部的人說，理由是林一山不參加論證，所以李銳也可以不參加。這個理由是十分牽強的，目的是把我從論證組中排除出去。當時水電部負責人是堅決貫徹林一山的意見的，所以林一山參不參加就無所謂了，林一山的意見就是水電部的意見。他們知道，我向中央寫過很多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書、堅決不同意這一工程上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響論證組的其他人。由於我那時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確實很忙，沒有更多的精力，所以也未繼續、主動地參與這件事。
在論證過程中，水電部經常故意不提供備選方案，使得參與論證的專家被迫只能論證水電部事先預設的那個方案。所以，後來我曾批評說，皇帝選皇后，也不能只有一個候選人，至少要有三、五個，甚至八個、十個，若只有一個候選人，還有什麼可選擇的呢？可是，在三峽工程的論證過程中，許多方面的預案都是唯一的，即使有人提出了備選方案，也常常不被水電部領導人接納。
據瞭解，有關方面也研究過三峽工程的替代方案，例如，長辦曾根據論證的要求，提出過長江防洪的替代方案，即「在做好1980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礎上，中游加固堤防，擴大並完善分蓄洪區與上游水庫聯合運用的方案」。在三峽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的討論會上，許多專家都認為，這個方案是比較合理的。但是這個方案不符合水電部領導的意圖，於是水電部要求長辦再作補充性研究報告，然後召開了三峽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討論會，終於達到了否定替代方案、肯定三峽工程的目的。同樣地，在發電和航運等方面，也有人提出過替代方案，但都被水電部輕易地否定了。
又如，在論證三峽水庫的蓄水水位時，雖然提出要比較各種蓄水位方案，但還未展開討論前，領導就授意水位組提出了初選的175米方案；許多老專家如施嘉煬、張昌齡、李鶚鼎、羅西北、黃元鎮、張啟舜、何格高等，都在論證會上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提出了蓄水位較低的150、160米等方案；但水電部領導都不予考慮，還是始終堅持預定的175米初選方案，結果，這個初選方案最後終於通過了，成了現在的施工方案。
另外，在論證的組織過程中，專家們被限制在各自所參加的專業組範圍內討論，不允許他們就有關三峽工程的整體性問題發表意見。例如，水文專家組只許涉及水文資料的問題，地質專家組只負責地質評價。然後，各專題組的專家們就被要求籤字對本專題的論證結果負責。實際上，許多專家對三峽工程該不該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問題，從無機會公開討論研究，也無法發表自己的意見。可是，在這種情況下，論證的主持者竟然宣佈，在14個專家組的412位專家中，只有9位專家未簽名同意三峽工程的方案。這種統計結果首先是盜用了專家們的信譽，因為專家們的簽字只是他們各自小專題的研究結果，他們並無機會就三峽工程是否上馬、若上馬則應建多大規模等關鍵問題表態。其次，在學術論證問題上，豈能以少數服從多數來判斷是非呢，更何況水電部領導在組織論證中得到的所謂「多數」還是個虛假的數！
更荒唐的是，由於水電部為了保證論證結果達到部裡的預設目標，把各個專題組的研究相互分割、彼此孤立，而絲毫不顧專題組之間相互矛盾的意見是否可能從根本上推翻三峽工程的可行性。例如，泥沙組為了減少泥沙淤積、延長水庫壽命，提出的水庫運用原則是「蓄清排渾」，即汛期到來時，開閘放水，讓帶較多泥沙的渾水下洩；而防洪組從汛期的攔洪需要出發，提出的水庫運行原則恰恰相反，是「蓄渾排清」。那麼，究竟汛期到來時，三峽水庫是要關閘蓄洪、減輕下游洪災呢，還是開閘洩洪，減少庫區淤積、加重下游洪災?蓄了洪就必然嚴重淤積、水庫壽命會大為縮短，保了水庫壽命、那三峽水庫實際上就根本沒有防洪能力。如此顯而易見的矛盾，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居然都假裝未發現，而聽任泥沙組和防洪組的兩個互相矛盾的論證報告都順利通過。由此可見，論證領導小組真正關心的並不是謹慎小心的論證，而是怎樣讓論證過關、讓工程上馬開工。
最後，在如此論證的基礎上，水電部向全國人代會提交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告，供代表審議。嚴格地講，這樣做是不恰當的。因為，人代會代表並不瞭解與三峽工程相關的複雜的技術、經濟、生態、社會等問題；何況，提交給人代會的報告根本是水電部「一言堂」的產物，連專家們都不能發表不同意見，怎能強迫人民代表們負起為水電部背書的責任呢?雖然代表們並沒有足夠、可靠的信息，但不少人還是作出了正確的判斷，於是三峽工程的議案付諸表決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表決結果，有 177人反對，644人棄權。後來我就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代會上給代表們看的全是正面意見，沒有反對意見；但在會議討論時，很多專家和代表(特別是四川代表)還是提出了問題和不同意見。
三峽工程的論證過程反映出兩種傾向的結合，一是主其事者主觀、專斷，沒有科學頭腦，又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二是防洪的指導思想中片面依賴大水庫攔蓄洪水。
三峽工程能解決長江流域的防洪問題嗎?且合理嗎?
在三峽工程上馬之前，我一向是反對的。1993年3月12日，三峽工程尚未宣佈正式開工，我出於責任心，曾給中央常委上書，題目是「關於三峽工程建議聽一次反面意見」。我寫到，現在通過的175米大壩方案必將引起泥沙淤積，影響重慶港，阻礙航運。七十年代談論葛洲壩問題時，周總理曾明確指出，長江開發，航運第一；他還疾言厲色地說道，如果礙航，就要炸壩。我就三峽工程問題問過負責論證航運的交通部的同志，他說，三峽大壩175米方案有關航運的問題，有些並未落實。我認為，長江航運關係到四川的改革開放和今後的長遠發展，至深且巨，這同所謂的荊江大堤受千年一遇洪水的威脅，自不可同日而語。在論證175米大壩方案時，並未提出準確可靠的解決泥沙淤積的辦法。我在這次上書中最後說道，「我鄭重向中央建議：請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反對三峽工程（或175米方案）現在就上馬的專家學者，開一次會，認真聽取一次他們的意見。請原諒我說句老話：只有兼聽則明」。
我是本著對歷史負責到底的態度來談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見有沒有人聽，我還是得說出來、寫下來，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峽工程上馬、開工之後，我仍然寫了個意見，認為工程應當停下來。最近香港增訂再版我1985年出的《論三峽工程》這本書時，收集了過去十多年中我的有關文章和意見書。我在此書的 「再版前記」中說，「出版此書始終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世人瞭解有關三峽工程爭論的歷史過程。二是希望有助於國家重大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至於三峽工程本身，幾十年來尤其直到上馬之勢已定後，我要說的話已經反覆說過了，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歷史責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經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至於要說明我為什麼反對修建三峽工程，就需要先瞭解修建三峽工程的主導思想是否合理、以及三峽工程的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究竟為什麼一定要修建這個工程，幾十年來水利部門的說法經常變來變去，怎樣說有利於工程上馬，他們就怎麼說。七十年代時電力緊張，水利部門就強調說，修三峽水庫是為了多發電；現在電力不那麼緊張了，他們就宣傳說，這個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防洪，好像有了三峽工程，長江的洪水就可以解決了；最近，又稍稍有點改口了，說修了三峽水庫可以減少長江洪水，從而不至於發生大的洪災。
若論及防洪，就要分析洪水的成因。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內的情況不同，洪水的後果自然也不同。中國洪水的成因與原蘇聯的不一樣，原蘇聯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而中國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造成的。雖然在一般情況下，長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各支流的洪水來水時序稍有錯開，但6、7、8這三個月中長江的洪水總量仍然非常大，要想用一座大水庫來攔蓄是不可能的。現在三峽工程採用的175米大壩方案最多只能裝200億立方米的洪水，防洪作用有限，可是卻會造成重慶港的嚴重淤積。
何況，三峽水庫只能控制長江的四川段來水，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防洪主要仍應靠堤防，使洪水盡量下排入海，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辦法。此外，1954年長江流域發生洪水時，洪水抬高了干流水位，長江沿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蘇等平原地區因降暴雨而積累起來的水無法排入長江，所以這些地區的80％都出現了先澇後洪的局面。因此，即使修了三峽水庫，也解決不了長江中下游地區暴雨造成的澇災。
從防洪的角度來看，三峽水庫實際上主要的作用是保護湖北沙市一帶的荊江大堤，減緩洪峰對荊江北岸的衝擊。林一山他們認為，如果不修三峽工程，那麼，遇到 1870年那樣的特大洪水，萬一荊江破堤，就會有幾百萬畝土地要被淹、上百萬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但是，1870年發生那次特大洪水時，荊江大堤並未潰決；經過一百多年來不斷的加高、加固，現在的荊江大堤比那時穩固得多，即使遇到那樣規模的特大洪水，也不見得就會潰決。何況，現在的氣象預報和洪水預測日益進步，完全可以在長江洪水來臨之前預作準備。如果只能達到這樣有限的防洪目標，花這麼大的投資來修三峽水庫是否值得，是應當深入研究的。
防洪不僅是個水利工程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大型洪災是多少年才遇一次，如果投入巨資修三峽這樣的水庫，只是為了防禦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水庫修好後多少年內又未遇到這樣的洪水，那麼所投入的資金及利息就浪費了，其損失是非常大的。若投入幾千億元資金修防洪水庫，幾十年內卻沒有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那麼幾十年內經濟上的損失可能達到幾萬億。水利部門長期以來只管花錢、不算經濟帳，這是他們主張單一的水庫防洪方針的一個根本原因。在防洪問題上，還應當考慮非工程措施，就是實行防洪保險，萬一發生洪災，由國家和銀行按照承保數額提供賠償。
1984年我在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再談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中，曾談到過加固堤防和利用湖泊窪地防洪的重要作用。1958年中央成都會議通過的文件就指出，「要抓緊時機分期完成各項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別是荊江大堤的加固，中下遊湖泊窪地蓄洪排漬工程等決不可放鬆。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可是，成都會議文件提出的要防止的傾向至今仍然存在，水利部原負責人確實是一心一意地要建三峽工程，也忽視了加固堤防工程和其他的防洪措施。我在這篇「意見」中還談到，「長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窪地，本是洩洪的良好場所。但是在過去『以糧為綱』的方針下大量圍墾，湖面逐漸減少，原有通江湖泊二萬多平方公里，已減少了大約一萬平方公里，洩洪能力大大減少，抬高了江湖洪水水位，增加堤防的防洪負擔和洪水威脅，還破壞了生態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還湖，不僅可以改農為漁，提高經濟效益，改善生態環境，還可以恢復其洩洪作用，是適於自然條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二萬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積，利用一米深水蓄洪，即有200億立方米的容積，即相當於三峽工程170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庫容」。但是，這一建議並未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直到1998 年發生了大洪水，問題才充份暴露出來。朱熔基下了死命令，必須加固堤防、退田還湖。其實，我們過去早就講過這一問題，可是水利部門有些人就是不聽；他們也根本不理會中央成都會議通過的決議，硬是把長江防洪的希望寄托在三峽工程身上。
去年8月4日《南方週末》整版發表了對陸欽侃的訪問記，他就是在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拒絕簽字的九位專家之一。他認為，1998年的長江洪水比1954年的洪水小，如果水利部能根據1980年上報國務院的關於近十年長江防洪的部署，確實採取加高加固堤防、落實分蓄洪區等措施，按計劃於1990年完成、甚至哪怕推遲至1995年完成的話，1998年的長江洪水就不會如此成災。去年的長江洪災就是水利部門負責人不重視堤防和分蓄洪區的防洪作用的慘痛教訓。
要發展水電建設就非建三峽電站不可嗎?
我國的水力資源居世界第一，開發條件也極其優越，可是現在已開發的水力資源還不到10％，連印度的水力資源開發程度都達到了20％多。過去近百年來，各國無不優先發展水電，像美國和歐洲已把容易開發的水力資源都開發完了。以前，世界上很多國家以水電為主，有30多個國家總發電量中水電比重達到過90％以上；現在，有40至50個國家的水電比重仍超過50％。可是在我國，由於水利部門堅持依靠大型水庫防洪的方針，好大喜功，幾十年來把主要精力用於催促三峽工程的上馬，嚴重妨礙了我國水電的開發進度。
從加快水電建設的角度來看，長江上游有多處投資少、移民少、見效快、條件優於三峽的大型水電站選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溝、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電系統早就完成了這些水電站的勘查設計。如果在長江上游的這些地方修建多處水電站，同樣可以形成像三峽電站那樣規模的發電能力，但所需投資卻少得多，麻煩和風險也小得多。可是，由於水利部門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三峽，對金沙江等流域這麼好的水電開發條件就是不感興趣，結果長江上游的這些水電項目始終上不了馬。
1979年我復職後在水電部工作期間，體驗過葛洲壩工程對其他項目的衝擊和影響。當時，由於葛洲壩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電建設資金，結果許多急待開工的水電項目(如龍灘等)就只好靠邊站了，許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資緊張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峽工程上馬前，我曾預言過，一旦這一大工程上馬，水電就沒有什麼文章可做了。因為，三峽工程一開工，國家就沒有錢投資其他的水電項目了。電力部有一位管水電的副部長，當時並未重視我的這個預言，等到三峽工程一上馬，他才意識到，李銳說中了，水電建設真的沒錢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轉移到風力發電上去了。
當年興建葛洲壩水電站就是一個錯誤，花錢很多，發電效果又差，對航運也不利。葛洲壩電站無法發揮水電站的優點、在電網內調峰。因為它的下游沒有反調節水庫，一旦在電網內參與調峰，其下洩水流的不斷變化就要影響航運。同時，汛期一到，為了「排渾沖淤」，就不得不開閘放水，庫內外落差變小，發電能力大幅度下降；當洪水到來時，甚至完全不能發電。所以，如果當年不修葛洲壩水電站，而將資金投入長江上游的水電站工程，是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與葛洲壩水電站類似的三峽電站，今後很可能發生與葛洲壩電站相似的問題。
1995年10月16日，我在中國水電學會第9次代表大會上講了下面這樣一段話（當時四川省的幾位負責人在座）:三峽與水電開發的關係，使我想起了白居易《長恨歌》裡寫唐明皇寵愛楊貴妃的悲劇故事，「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知。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這八句詩中，前面四句似可改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峽多年上馬說；某家有女最堅持，人大投票驚全國」，後四句就不必動了。三峽工程開工後，果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但是，許多好的水電建設項目也因此無法上馬，正是「六宮粉黛無顏色」。但是，我非常擔心「回眸一笑百媚生」中的「媚」字變成「病」字，那就成了「回眸一笑百病生」了，也就是說，即便三峽水庫修成後也可能發生不得了的事，還擔心出現馬嵬坡，說不定真會唱起二十一世紀的「長恨歌」來。這是我的一次調侃。
我國的火電廠因煤未脫硫，排放到大氣中的煙塵裡的硫就變成酸雨，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甚至使得癌症的發病率上升。可是，多年來水電建設始終未能獲得優先地位，而有限的水電建設投資又都先後被葛洲壩、三峽這樣的大項目吸走了。今年新年水電學會團聚時，我曾口占一絕，以此表達對水電建設落後的感歎:老去無窮遺恨篇，至今水電未優先。嗚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煙灰滿地天。
三峽水庫淤積的後果實難解決
三峽水庫還有一個至今未解決的大問題，即泥沙淤積問題。等到水庫的蓄洪水位達到設計的175米時，回水將上達重慶。這樣，洪水季節江水從上游帶來的大量泥沙將會淤積在重慶港區，把重慶港變成死港；同時，嘉陵江口會出現因泥沙淤積而形成的攔門沙，從而壅高嘉陵江的洪水水位，增加重慶市的洪災威脅。在三峽工程的論證過程中，並未找到解決泥沙問題的辦法。於是水利部門使用了這樣的語言，「這個問題將來總有辦法解決的」，以此為「依據」通過了泥沙問題的論證。有些專家建議把三峽水庫的蓄水位降至160米，這樣庫尾的回水就到不了重慶，泥沙淤積也不至於影響重慶，可是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執意不聽。
從地質角度看，三峽地區是個地質上尚處幼年的不穩定的河谷，兩岸山坡不穩定，容易發生滑坡巖崩，水庫範圍內共有四百處這樣的險區。三峽中礙航的險灘，都是歷史上的滑坡、巖崩造成的。清朝時長江有兩次大巖崩，使長江被堵塞而斷航，最長的一次斷航達二十多年。近年來，三峽庫區的雲陽、奉節、巫山、巴東也曾發生過多次滑坡巖崩，沖毀房了屋、田地，滑坡體侵佔了長江江面，影響航運。將來建成水庫後，庫區水位抬高，兩岸的山坡長期經水浸泡後，不穩定性將進一步增大。庫區範圍內的十幾個縣原來都有過泥石流，水庫建成後泥石流的隱患會更嚴重。當年在中顧委小組開會時，我那個小組裡有位賀彪同志，當年在洪湖、鄂西山區打過游擊，對這一帶的泥石流印象特別深，他是堅決反對修三峽工程的。
長江三峽地段構成淤積的不僅僅是泥沙，還有卵石、礫石。修建三峽水庫後，這些卵石、礫石常年累積，將壅高重慶以上的洪水水位，造成四川上游的洪水災害。這是水利專家黃萬里根據實地考察所得出的結論。當年修黃河上的三門峽水庫時，他就預言會出現淤積。三門峽大壩剛建成、開始蓄水時，泥沙淤積就向渭河上游延伸，逐漸威脅到西安市的安全。當時周總理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嚴重問題，最後決定放棄三門峽水庫的防洪和發電功能，打開壩下底孔、並在壩旁山內開挖大隧洞，洩洪排沙。這樣，雖然緩解了水庫的泥沙淤積問題，但這個水庫也事實上報廢了，投資完全被浪費了。可是，水利部門的負責人並不接受三門峽水庫的這個教訓，仍然一意孤行，堅持三峽工程的施工。
三峽水庫攔截泥沙造成淤積後，還會出現新問題。由於水庫蓄水後下洩的水流中攜帶的泥沙比過去少了，這就會影響下游河床的變化，減少河床上的泥沙淤積，使下游的堤防易於受到沖刷。一旦堤防的基礎被掏空，堤防就無法穩固。這個問題目前還未引起注意。最近，陸欽侃兩次上書中央，談到三峽工程的泥沙問題並未解決，甚至連主管該工程的當事人也說不清楚。結果，過去從來不關心金沙江流域水電項目的前水電部負責人，由於聽說長江的泥沙都是從金沙江下來的，她才到金沙江去看了一下。
礙航和移民:三峽工程造成的兩大難題
三峽工程除了淹沒損失大、破壞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外，還有航運、移民等一系列難關。長江是一條航運繁忙的水道，本來從上海可以坐船直達宜賓。修了三峽水庫後，通航條件將明顯惡化。在三峽大壩上計劃修建五級船閘，第一級最高最大，僅閘門就高65米。如此大的閘門，技術上非常複雜，世界上還沒有先例。在五級連續船閘中，只要有一個閘門壞了，五級船閘就都陷於癱瘓，航運就完全中斷了。葛洲壩大壩只有一級船閘，又是低水頭，還曾發生過多次事故，一出問題就幾個月不通航。將來三峽大壩船閘發生問題的可能性更大，這怎麼得了？這又使我想起了葛洲壩出問題時，周總理說的話：長江航運第一，出了問題要炸壩。
1980年，水電系統曾經請美國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察看三峽。美國大河流上的船閘工程都是由陸軍工程師團修的。那次他們的司令員來了，他看了三峽以後，得出的結論是：像三峽這樣連修五級船閘，世界上是沒有的；這麼一條通航的河流，一旦斷航，四川的一億人怎麼辦？所以，從航運本身的問題來講，不應當修三峽工程。
為了修建三峽水庫，需要移民一百幾十萬。為了建個水庫而如此大規模地移民，中外罕見。我曾經手處理過新安江水庫的移民，對庫區移民之難體會最深。新安江水電站應該說還是個成功的水電工程，它沒有泥沙問題，水庫形成的千島湖也變成了旅遊區。新安江水庫淹沒了兩個縣城，共移民28萬人。五十年代組織新安江庫區移民時，幾百塊錢一個人，敲鑼打鼓把人歡送走了。可是，1979年我回水電部工作時才知道，新安江水庫已經建成快20年了，但是仍然有二萬移民的問題未解決，移民後遺症嚴重，還得繼續花大筆的錢解決這個遺留問題。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看，在地質條件不穩定的庫區外圍山區安置移民，即所謂的「就地後靠」，是很危險的。在庫區周圍的十幾個縣內，容易開墾的地都已開墾過了，若為了安頓移民而進一步往山坡上開墾，當然會破壞當地本來就不好的水土條件，發生泥石流或滑坡的可能性也明顯上升，無疑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更何況還有700多個工廠、若干城市也要往山區遷移，最後必然是破壞植被，令水土流失更為嚴重，其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可怕之至！三峽工程管理部門說有400億元經費就可全部解決移民問題，這個保票是保不住的。開始移民、遷建城鎮後，這些嚴重的問題已經出現了。聽說，現在已經不准再向上、後靠了，25度以上坡度的山地也不准開墾了。那麼，這麼多移民又往哪裡遷移呢，能外遷嗎？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總之，三峽工程的方案中有許多地方是不科學的。說它能防洪，到底有多大作用？導致泥沙淤積，究竟如何解決？說它能發電，花了那麼大的投資又能回收多少呢？本來長江上游有不少現成的水電站方案，花錢少、發電多、困難小，為什麼就一定要執意上三峽這個花錢多、效能差、困難大的項目呢?
而且，三峽工程還使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又抬高了四川省境內的河流水位、造成河道淤積，留下了一系列後遺症。三峽水庫建成後，庫區上游的長江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速就會減緩，河流中自然攜帶的泥沙將淤積在河槽中，不僅影響航運，而且逼高洪水水位，增加洪災的可能性。庫區上游各地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重慶市，三峽水庫不僅會導致重慶市部份地區被淹、重慶港淤塞報廢，還將影響重慶市的排污問題。以往重慶市的污水主要靠長江的流水自然排散，三峽水庫建成後，長江流速減緩，污水不但滯留在庫區內、無法擴散自淨，而且還會形成新的污染源，必然嚴重地惡化生態環境，還可能發生血吸蟲病。現在，葛洲壩水庫的污染就相當嚴重，魚類絕滅，船民中疾病叢生，此情不可不鑒啊！
前面談到的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黃萬里教授，他是在美國學水利的，三十年代回國後曾徒步考查過四川的許多河流。他現在八、九十歲了，還是堅決反對修建三峽工程。當年他不贊成黃河上的三門峽水庫的設計方案，因此被打成右派。事後證明，他對三門峽水庫的意見是對的，可是他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言權。他對三峽工程也一直是反對的，堅決到什麼程度呢？他曾就此向法院起訴，要告國務院的狀。可惜，沒有人聽這些有遠見卓識的老專家的意見，非要事後讓國家和老百姓為工程的失誤「付學費」，而且決策失誤的人也不承擔責任。
礙航、泥沙淤積、破壞生態環境、移民、還有重慶被淹等等問題，都是因三峽工程而生；如果不修三峽工程，所有這些問題本來是不存在的。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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