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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曉渝:人權是經濟良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

【大紀元10月5日訊】世界的主流社會已進入「物質爆炸時代」。所謂的 「物質爆炸時代」就是產品十分豐富,物質的生產不成問題,在短期內生產與供應巨大量的物質產品易如反掌。由於生產的水平提高,給社會提供了太充盈的物質,社會困於積累和擴大生產,物質短缺的年代已成為歷史。當今社會往往是消費和分配方式在制約生產能力的擴張和發展,而不是勞動和生產能力在制約消費,科技的創新使生產方式的發展有無窮的潛力。不是生產在決定市場,而是市場在決定生產。以往的建立在怎樣積累和發展、擴大生產的學說相應地要讓位於要怎樣消化、協調、合理地配置生產和勞動資源的研究。

良性的經濟發展,除了有一般人認識到的綠色GDP外,更重要的它把人的需求和消費者主權放到了首要地位,如有消費信心指數的尺度等。消費者主權就是說:消費者對自己的需要、慾望和影響其需要、慾望的社會有操控權。消費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它也是貫穿於人的文化性、社會性和經濟性的鏈結,因此消費也就成了發展和合理配置生產和勞動資源的關健。筆者一直在研究消費、消費權和分配問題,並有一些心得。

一個生存者就一定是個消費者,生存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所以消費也就是一個人的生存基本權力。消費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是可控的,市場通過無序竟爭而發展,而決定這種發展的最終是消費。為什么說消費能決定一切?因你要消費就要買單,買單就是消費者給了出售者利潤,給利潤就是一種投資。也就是說消費就是社會最大宗、最普遍、最直接、最人性化、最理性化效率最高的的投資方式。一個廠家它可以不歡迎你投資(錢)給它,但它絕對歡迎你買它的產品。

據估算,目前我國直接投資每增加1%,可拉動GDP上漲0.22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每增加1%,可以拉動GDP上漲0.87個百分點,消費投資拉動對經濟增長的效率不言而喻。美國社會消費額占國民總產值的85%以上,而我國僅佔54%,這說明美國是消費投資拉動型,而我國則為直接投資拉動型發展。這同時說明目前我國部分投資的增長並不是按照常規投資那樣,是以人的需求的強勁增長為前提的。相反,部分行業的投資明顯脫離了市場需求,這種投資模式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將是投資與需求、消費的比例關係的失衡,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的圈子,國民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因消費是生產的終點但同時也是再生產的起點。消費選擇的取向同時也是消費投資的取向。不消費生產就無意義,但更重要的是:不消費,再生產就不可能。傳統的經濟學只看到消費的使用消耗屬性,沒進一步深思它的再生鏈結功能。消費也是一種勞動,因它要人挑選,比較,奔走,討價還價,審度等,總之有體力和腦力的付出。所以消費不只是享受,也是勞動,沒有大眾的消費勞動,生產是不可能得到改進和發展的。

人首先有消費才有生產,消費和生產始終是相互結合與相互促進的。好些潮流產品大都是消費者用自己的情趣設計出來的,如中山裝,性感服裝等。家務勞動、房屋裝修較能說明消費勞動,第三產業是直接服務於消費的,現代的經濟發展很大比例上取決於第三產業的發展。一味地強調只有生產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是非常狹隘,陳舊的觀點,事實上,消費有勞動,勞動有消閒,大家都能體會到,絕大多數人認為適量的勞動使人保持其社會性,覺得生活有意義,這也可解釋有些商品的價格遠遠低於其勞動的社會平均價格。消費情趣和生產結合起來是高級階段,軟件業就是一個消費情趣和生產結合的典例。精神心理消費與生產的結合更明顯,它提升社會文化產品生產的發展。

精神心理消費會在消費的發展中比例增大,而精神心理消費是隨民主的程度發展的。換句話說,民主自由人權的發展能創造新的文化消費機會。精神心理消費是我國目前很重要、亟待發掘的一個課題。我國現存的部分富人的奢侈無度的消費就說明我國在這方面很欠缺。我們從這些例子也可看出,消費勞動是促進物化勞動的。更關健的是物品必需和消費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價值。就是說商品除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預期價值,是虛擬價值)兩種屬性外更重要的是第三個實現價值的屬性。物化勞動生產出來再多的產品,沒人購買是無效的,是一種負價值。所以說物化勞動不一定就必然是勞動。商品無用了,前兩種屬性也就等於零,前兩種屬性靠第三屬性來激活。商品之所以是商品靠的是兩種勞動的結合。我把這兩種勞動稱為物化勞動和善化勞動,善化勞動即實現價值的勞動。後消費發展階段必須引進「實現價值」這個觀念,因無序竟爭產生太多的無效產品。

每個人都在消費,我要闡述就是每個人都在通過消費而決定經濟,每個人都在通過購買而投資,每個人都是投資商。每個消費者也是勞動者,他通過挑選建議等活動在改善產品的質量和成本。每個消費者也是決策者,他在決定生產的發展方向,經濟消費結構的構成。既然承認了消費是一種投資和勞動,經濟學革命性的理論就產生了,經濟學的革命理論就在於消費能產生價值而不僅是消耗金錢。反而積累則是在消耗金錢,把商品保持在虛擬價值階段是荒費了生產力和生產資料。

經濟發展使人們的消費由簡單的衣食住行,即吃飽、穿暖、有住的、為生計奔波轉變為追求吃得好,穿著入時,居住舒適,玩得快樂。消費過程加入了品味等意識因素,由初級消費(即前消費階段)轉變為高級消費(後消費階段),即由為生存的被動消費轉變為有選擇的主動消費。在初級的消費階段,只要有物品就行,只要人投入市場生產,你就會賺錢,這個階段資金和積累起決定作用。在前消費階段,任何領導都可管理生產,因他只需叫人拚命幹就行了,這時的領導可以裝成內行,因這個時期就那麼幾件產品,官僚主義也有存在的空間,甚至還可來點集團組織攻堅等。這階段生產的量和效率是最管用的,因而產生了產品經濟學、市場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等,總之是研究擴大生產的量和提高生產的效率的。

後消費階段用選擇性發展取代了只圖增量地定向發展,就不可能有通吃的領導了,只有職業化領導了。後消費階段的經濟學還未誕生,但我想應是如「消費經濟學」、「選擇經濟學」、「文化經濟學」等,總之是研究消費取向,消費心理,消費對生產和分配的影響等。肯定的說,隨著後消費階段的發展,選擇性必然增多,遺棄的產品量也就必然隨之增加,勞動中無效勞動的比例也就增大,這就只有靠增加善化勞動(消費勞動)的比例來改善這種狀況,所以提升普遍人的收入也就成必然。

消費通過購買來決定生產,而消費力又取決於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又取決於人權。分配方式有總量分配和具體分配兩種,總量分配指分配政策取向,具體分配方式一般劃為:主動分配是分紅提成,被動分配為領薪水,分配形式可劃為開放式分配和封閉式分配,隱形收入,灰色收入高,這種封閉式分配占主要就說明這個國家的專製程度高。這就可解釋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大於工資時就是他社會提成高,社會分配不公正。還有一種可稱作共贏式分配,即分配主導者有意識讓被分配者收入提高以期被分配者來購買自己的產品,如美國福特公司就提搞工人的收入促使工人們來買自己生產的汽車。隱形分配帶來畸形消費,我國政府官員不到一千萬,公車,招待,考察三項消費就達9000億元。畸形消費高,公眾消費的大眾產品受冷落,消費不平衡生產就不平衡,浪費就大。

在生產能力充足的情況下,講效率首先是宏觀的。生產能力對消費的升級換代承受力有個度,消費的升級換代太快,生產能力就承受不了,畸形消費就導致消費升級換代太快。一個設備用一年賺了一萬,另一個設備一年賺三千但用了五年,當然後者效益高,同樣規模大效益也高。只講效率,不講效用,效益不行,效益更重要的是社會總體效益。如社會生產總是在追求適應高消費群體,就可能是猴子扳包谷,拿一個丟一個。大眾產品的生產能力在社會消費總量中能獲得比例減小,被弱化,部份被荒廢、浪費。這是一種宏觀上的浪費,不是微觀上的提高效率能彌補的。

過度的升級換代是一種浪費,會造成經濟發展不均衡,而且會導致貧富懸殊加劇。大眾產品因市場有限而加劇竟爭,從而加強「血汗工廠」的制度。血汗工廠裡的工人受不了,就要求加工資,實際上他們也是在要求一種消費結構的調整,必須承認這些微觀抗爭有其宏觀經濟意義的。所以說我國一定要重視公眾消費,對消費主導方向要隨時調整,你不去主動調整,經濟的社會承受力會迫使你調整,即使多給弱勢群體一些錢,讓他們去消化大眾產品的生產能力,對社會良性循環有益無害。這裡我們要區別消費的健康升級與畸形發展。說到這兒,我們就可看出很多由市場理論解釋不了的東西,消費論則很好解釋。以資本主導市場論導致經濟單向性發展,所謂單向性發展就是只有擴大生產和積累以發展生產。一昧強調市場卻最終不能適應市場,因消費方向的變化總是超過生產能力的變化,市場就經常性的崩潰與調整。

我們要學會通過控制消費來控制生產,就得承認以人權為基礎的消費主權的主導作用,學會搞共贏式分配。控制消費的辦法很多,一、尊重人權,給弱勢群體多一點話語權,承認低收入者抗爭的合理性,去年全國有八萬餘起弱勢群體的抗爭,他們都是為了爭取提高公共福利與公眾消費能力,捍衛自身的人權,應分析研究,因勢利導,以此為契機,搞活我國的公眾經濟。二、轉移支付。三、讓公民信用透支等。總之要保障公眾消費的主導地位,你不保障公眾消費的主導地位,分配上的主導地位,分配日益富化(朝著有利於少數權貴的方向發展),消費就會亂變化,生產適應不了,最終就只有崩潰。消費決定論有兩重意義,消費選擇決定並促進生產發展,消費力取決於人權發展。如果消費畸形發展就是人權不對稱,所謂消費畸形發展就是公眾消費呈弱勢,奢侈消費呈強勢。

如果主動分配,開放式分配在社會所佔的人數比例高,這個社會的市場化程度和民主程度就高些,人權狀況就好些,反之則反之。以資本主導的市場理論不具兼容性,它講究叢林原則,只接受資本主義,私有制,它已不能很好的解釋現代的如福利資本主義。而消費理論把消費、市場、分配、生產結合起來,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它可以接受各種制度,事實上各種制度已在相互滲透和融合。這種市場理論重視擴大生產和積累的無序競爭,不能解釋消費和分配問題,強調社會的物質性,它否定利益分配博弈的積極作用,相反,消費決定論肯定利益分配博弈的積極作用,承認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個人的積極性,公眾社會的開放性和服務性等。

總之,消費是集政治、文化、經濟於一身的綜合行為。消費是集人的生存發展、政治精神文化要求、人的權利、責任於一身的綜合人權。消費不是哪個救世主賜給我們的福利,而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並且每個人都在通過消費影響、設計、促進並決定社會發展。那種用權力主導的發展或者單純以資本的趨利性來替代個人的消費主權,是違背良性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必需大膽的亮出以人權為基礎的消費主權的旗幟。綜上所訴,研究消費的意義在於:使人們認識他自己是社會的主人,人權才是經濟全方位良性發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蒙代爾:《消費力經濟研究是本世紀重大課題》;

鈴木深雪:《消費生活論》;

中廣網:《消費率走低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大起大落》,2003年 08月03日;

丁秋龍:《GDP與負價值理論》;

徐賁:《「需要」在中國的政治轉型和理論困境》。

附:茅於軾先生對施曉渝文章的簡評

親愛的朋友:

您好!

因為忙,到今天才有空看施曉渝的幾篇文章。

總的說來,他的想法我很贊成。施曉渝提出了經濟應與文化、人權同步發展,特別是關於改革過程中政治的重要性。他提出希望當局認清大勢,順應民心,主動應變。說出了大家的希望。他提出的負文化概念很有新意,負文化有助於擴大消費也是事實,不過是一種無效消費,甚至於是破壞性消費,有權者用損人利己的方式消費,對全社會不是帕雷托改進。

關於生產過剩,下崗失業,貧富差距的看法,我同意與特權有關。但是也應該看到非特權因素的原因。李實教授專門研究收入分配,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有接近一半的差距是城鄉區別造成的。而城鄉區別與特權關係不大,全世界都有類似的經驗,即從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的過程中出現貧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收入遠高於農村,從而吸引農民進城,我國正處於這個過程中。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應該通過社會保障幫助低收入人群,但是事實上政府的生活保障往往更多地用於城市,特別是給了有權有勢的人群,如住房補貼,醫療等。

說市場經濟建立在人權基礎上,非常正確。這正是我國市場經濟的根本問題。我國一方面要搞市場經濟,一方面又不肯取消特權,於是矛盾百出。

對以GDP為中心的理論體系的看法,我認為人們追求的最終目標不是GDP,而是幸福或快樂、個人的充分發展。要擺正GDP的地位,它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重視消費是不錯的,但是所掙的錢是用於消費還是儲蓄,是個人或家庭所做的決策,別人無權干涉。現在消費低彌的原因一方面是貧富差距過大,另一方面是相當多的下崗失業。至於投資拉動增長,並不是罪魁禍首,有那么多儲蓄,不投資怎么辦?問題在投資是否有效?是政績型投資還是以利潤為目標的經濟型投資。擴大生產能力一點也不錯,要不是如此我們今天哪來這么多的商品供應。迅速擴大生產能力是好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恰好是儲蓄太低,生產能力無法擴大。

施曉渝先生的經濟學水平相當高,有許多創造性思維,而且能夠言人之所未言,值得欽佩!

茅於軾上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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