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新世紀特稿2006年11月20日】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開過了，陳良宇案尚在審查之中，會議的焦點看來是在「和諧社會」上面。中共要社會「和諧」，這就比「穩定」要求更高了許多，那麽，中共自己的作爲，是否有所進步了呢？

陶醉于長征的勝利而缺乏反省

中共避開了文革發動的40周年，避開了逮捕「四人幫」及文革結束30周年，對毛澤東逝世30周年也很小心，它能夠紀念的，是中共自己建黨85周年，以及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

紀念建黨，中共突出自己的「先進性」，對長達十年的「文革」及其「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思想，還是回避深入的分析，這與它回避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具體分析，一脈相承。

紀念長征勝利，中共突出它領導紅軍的艱苦奮鬥歷程，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以及「西路軍」悲劇的責任也已經比較實事求是，長征的「紅色記憶」成爲中共自我表揚的資本。但是，對於中共遵義會議所顯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勇氣，當時中共與中央紅軍那種面對現實而毅然轉變路線的勇氣，聯繫今天的現實，中共本來可以有所借鑒，而對於長征中所謂張國燾「分裂黨」的問題，中共也有必要澄清歷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從長征之初受壓制的地位，到遵義會議中取得軍事決策權力，後來一步步地發展到取得對中共的領導權，其間，他以各種手段排斥異己、清除自己的對手，特別是清洗「國際派」，迫使黨的資深領導人臣服于己，形成「唯我獨尊」的格局──長征中開始出現的如此演變，從黨內民主排除了少數人專制開始，竟然逐漸發展到以一人專制取而代之，延續至今，毛澤東身後數十年仍維持不變，其間深刻的教訓，今天的中共在紀念長征勝利之際，還是本能地視而不見。

在中共的歷史中，因爲缺乏列寧主義的傳統，只有過少數幾次閃現民主光彩的反對專斷或專制的行動。「富田事變」超出了中共的範圍而不計，較早的一次是羅章龍等人挺身而出，再一次就是遵義會議。此後，中共「八大」試圖以「集體領導」制約毛澤東獨裁，毛澤東以發動「文革」反擊，中共元氣大傷，即使出現「四五運動」外援，它也無力振作，只能在毛澤東身後以政變方式清除其激進追隨者，然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出現了一次「越出常軌」的「會議民主」，但其「解放思想」的能量終究有限，主要的還是作爲鄧小平獨裁的鋪墊，「四項基本原則」隨即就對「解放思想」劃定了範圍。

遵義會議的民主有局限性，須依靠黨的總書記的支援，和黨的軍事領導人的反省，才有毛澤東和其他人發表意見的空間。中共的這種傳統方式，使它很容易被具有強烈個人意志的人所控制。毛澤東受到過壓制，他知道應該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然而也就是他，對不同意見最不能容忍，人們批評他的爪牙，他也立刻就敏感地意識到其矛頭所向是他本人。這樣，毛澤東從長征開始逐漸地把持中共，將中共的專斷及專制發展到極致，今日之中共不能對毛澤東做深入具體的分析，不能走出毛澤東的巨大陰影，就難以真正構建出中共自身的「和諧」。

在現實矛盾中高唱「和諧」

半個世紀前，中共挾內戰勝利之威，依靠工農群衆的熱情支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廢墟上實施社會改造，迫使農民放棄剛剛到手的土地，迫使民族資本將企業交給工農幹部，構建起一個缺乏社會經濟依據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社會，沒有多少自身發展的動力，只好靠不斷的政治運動來提供刺激，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運動」到70年代末，終於不得不改革開放，猶猶豫豫地重新走向市場經濟。

當年，經過短暫的赫魯雪夫改革時期，蘇聯重新陷入保守派的控制之中，利潤原則下的企業改革還在艱難地蹣跚著，支撐著這個老大帝國，而勃列日涅夫卻以「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來包裝這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一旦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改革撕裂了保守的束縛，「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就露出其本來面目，導致蘇聯共產黨敗落，蘇聯解體。

中國共產黨似乎不知道殷鑒不遠

經歷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後，以胡趙兩位元總書記先後下臺爲標誌，中共也陷入它自己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上更趨向保守，在市場化浪潮中竭力維護國有體制，在市場變化中想方設法重新恢復中央集權。

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中央計劃控制水平本來就低得多，市場化改革很快地喚起了企業家的創業衝動，而城鄉差別很大、公民權利殘缺不全、權力漠視並打壓人權的社會環境中，廉價勞動力不僅供給充足，而且薪酬提高及生産條件改善極其緩慢，於是，政治上保守專制的中國，卻出現了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出現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當然，同時也伴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消耗居高不下。中國沒有停滯不前，只是，它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缺陷和局限性逐漸暴露，顯示出難以持續的「增長的極限」，同時，它的種種社會矛盾也逐漸表面化，顯示出對抗性正在積聚之中。

這時，中共提出「以人爲本」、「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不能說沒有積極意義，然而，它的「以黨爲本」根深蒂固，以黨權壓抑人權的本質不變。胡錦濤上臺以來，人們看到，中共所謂「科學發展觀」，實際是以恢復中央集權爲操作工具，對地方區域發展和企業運營，仍然維持行政控制的傳統方式，而中共所謂「和諧社會」，儘管提出的是所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但它同時更爲簡潔地強調的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在一黨專制與社會發展的矛盾成爲社會主要矛盾之際，中囯共產黨如此描述「和諧社會」，實乃緣木求魚，與蘇聯共產黨將停滯的蘇聯社會包裝爲「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堪稱絕配。

「共産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爲到那「天堂」而上那「橋梁」，農民們放棄了剛剛通過土地改革而得到的土地，結果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如今，中共又把它控制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描繪爲人間天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粉飾共產黨難以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現實，回避背離憲政而假冒「民主法治」的現實，也就難怪社會對它缺乏真正的興趣了。

中共似乎以爲，它當年可以用政權的力量，依靠政治動員，無視客觀的社會發展規律，不顧社會主義缺乏經濟必然性的現實，在「一張白紙」上，構建起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它今天仍然可以故伎重施，無視客觀規律，不顧矛盾的現實，就可以構建一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共還在傲慢而又天真地以爲，它的中央委員們開開會，通過它的秀才們撰寫的決議，就能「率領人民」造出一個什麽「社會」來。

崇拜權力之手，無視市場那「看不見的手」，是中共的頑症。中共無法克服這一頑症，它也就走不出與社會尖銳對立的「不和諧」困境。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