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思沙龍》你所不知的六四天安門
【大紀元10月18日訊】龍應台基金會在10月14日晚上6:30舉辦了《思沙龍系列》第四場活動：你所不知道的六四天安門。在這場有二、三百人參加的活動中，三個小時觀看了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卡瑪‧辛頓（Carma Hinton）所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然後在10點開始與導演卡瑪本人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對話，結束時已近深夜12點鐘，所有與會人士都對六四天安門有更深入與不同角度的了解，對共產黨的野蠻、殘殺的暴行，無不感到唾棄與憎惡。
在1989年64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17年，又並非是在64紀念日的前後，仍然有數百名台灣民眾，前來關心「六四天安門」這個主題，同時討論到近深夜凌晨才散場，著實令人感到訝異與觸動。這不僅是因六四為全中國人所共同關心的歷史悲劇，同時也有龍應台個人特質與號召力的因素在裡邊。
傳奇導演卡瑪女士
這部龍應台形容為震驚全世界的影片，特別之處不僅是其獨到的角度，更特別的是這名西方女性導演是1949年在北京出生，因為父親韓丁(William Hinton)在1947年作為聯合國救濟署的官員被派駐中國的。卡瑪甚至也經歷了部分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她是一位高中生。1971年離開北京回到美國，賓州大學畢業後，曾任教於韋爾斯利女子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等院校，講授中國語言、文化和電影，1999年獲哈佛大學中國美術史系博士。
卡瑪與丈夫高富貴( Richard Gordon )已有二十多年合作製片的經歷，曾拍攝多部有關中國題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國繪畫藝術的《張大千》、以農村民俗為題材的《正月》、《高蹺》、表現中國大陸農村社會變遷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黃》和《百草》、以及文化大革命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等，曾在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全國性電視台放映，並獲二十多種國際電影大獎。
就是因為成長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卡瑪對於共產黨的黨文化是很有深刻認識的。她說共產黨那一套政治文化是很厲害的，就是連反對共產黨的異議人士，他們在反共中的表現，也很像共產黨！即使是89年那些掀起民運的學生、知識份子們，也逃不脫這種黨文化的模式。
| 龍應台在影片放映後、與卡瑪對談前，向數百位與會人士致詞。「沙龍」在歐洲傳統中，是「智慧的書房」，龍應台基金會企盼和大學生志工們一起打造「思沙龍」，創造台北自己的思想左岸。（李大衛攝） |
柴玲爆炸性的受訪談話
在這部紀錄片中，用了一段廣場總指揮、學生領袖柴玲，在5月28日主動要求金培力採訪她的影帶。在這段受訪影帶中，柴玲真實地表達她內心複雜的感受。雖然她是一呼萬應的廣場總指揮，但她也擔心她已在「黑名單」上，中共可能會判她15年的牢獄，當她想到出獄時將已40歲時，內心有著千百個不願意。特別是當看到廣場上大批民眾參差不齊的表現時，會懷疑為這些人付出犧牲是否值得？
受訪中柴玲親口講出了她希望推翻中共政權的意圖：「我一直認爲在這個民主機制建立以後，還是應該有一批人，去通過科學來真正救我們的國家—-我一直這樣想。但是這次我覺得，如果是這個沒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希望，這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的。」
後來金培力數度詢問她是否要刪掉，柴玲都堅定地回答：「不用」。她甚至想到採取更極端的方式─自焚：「如果政府看著同學一個個消耗生命的話，那麽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餓死的話，那麽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
柴玲也講述了她在廣場上所面對的學運成員間的「權力鬥爭」，許多學運領袖也同樣覬覦「廣場總指揮」的位置。甚至有學生領袖直接到北京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的聲援學生，直接納入自己領導的團隊，然後包圍廣播站。那時誰佔有了廣播站，誰就掌控了廣場的主流聲音。也因此，柴玲說當時廣播站，甚至有在一日之間數次「改朝換代」的紀錄，她自己與封從德也曾一度遭遇「綁架」！
軍隊開槍、血腥屠殺廣場民眾後，柴玲以錄音帶講話的方式在香港電視台播出：「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爲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强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裏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
那時柴玲的先生封從德則在片中說：「爲什麽很多同學想待在天安門？我們的目的是喚醒人民，因爲天安門是整個共和國的象徵。我們在這裏行動，那麽多待一天，多待一個小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在全國各地都會知道——你看畢竟有很多人，還是敢於起來反抗。」
劉曉波的反思
影片中也採訪了那時的北京師大教授劉曉波，4月15日他人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教授，每天看電視鏡頭與紐約華人討論，後來決定26日飛回北京加入廣場群眾，與著名歌手侯德健等人發起「四君子絕食行動」。鎮壓後被判勞教三年，現在是居住於北京的自由作家。
當時在廣場上，劉曉波熱血沸騰地發表「讓全世界改變思路，今天是誰在主宰中國命運，是人民！」，然而後來他對自己的舉動，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實我覺得我在運動中有特別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說我那《絕食宣言》，消滅仇恨意識等等。而我站在紀念碑上看到下面萬衆歡騰那種勁，覺得克服戒嚴有望的時候，聲音中再也沒有理性的聲音。」
劉曉波反省後自承：「進入具體運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你自己的行爲，能不能在萬衆歡騰情况下，知道自己究竟這半斤八兩是什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麽，這個東西太難了！人面對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站在廣場上，萬衆歡呼，我這時講話就他媽一言興邦！對吧？」
卡瑪認為確實存在著這個問題，但能像劉曉波這樣深刻反省自己、剖析自己的人，其實少的可憐！
| 晚上10:00過後，仍有數百位民眾參與思沙龍的對話討論。（李大衛攝） |
堅持理念的大學教師─梁曉燕
許多人對柴玲佩服崇拜的不得了，但卡瑪心目的英雄，卻是一位叫做梁曉燕的大學女教師。在運動中她保持著謹慎而不激進的態度，處處為學生的安全著想。但許多在運動中的膽大的激進份子，在鎮壓後馬上轉為噤若寒蟬，與政府一個鼻孔出氣，而梁曉燕卻秉持著良知，不畏壓力與犧牲，完全不配合共產黨事後的清查，並且直截了當地就宣佈「退出共產黨」！
她在回顧那場運動時說：「在這整個過程中，有一些非常純潔的東西、有一種難以忘懷的東西，也有很讓我不能接受，甚至讓我噁心的東西，而它們都是交織在一塊，這就是歷史，是這麼一個過程，它不可能被完整地抽象出來。」 這裡所謂的噁心的東西，就包括了有些學生偷吃東西─向媒體作「假絕食」。
卡瑪在專訪梁曉燕後的一年裡，每個月都打電話給她，詢問她是否要抽出專訪，卡瑪對她說：「她的影片不重要，妳的生命才重要」但是梁曉燕並沒有改變把真話、事實真相說出來的初衷。後來梁曉燕雖然沒有因為堅持理念而被共產黨迫害致死，但她卻淪落到一無所有！
梁曉燕與龍應台的一段插曲
這時龍應台跳出來向大家說了一段插曲，她說她在歐洲生活了13年，曾目睹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帝國解體的過程，也因此寫了一本20世紀社會主義烏托邦實驗滅亡的過程。那時只有台灣版，不可能會有大陸版。
然而梁曉燕卻打電話給她：「應台，社會主義滅亡的過程，大陸同胞非知道不可。」龍應台回答：「這本書怎麼可能在大陸出版」，但還是接受梁曉燕的建議作了些修改並同意在大陸出版，但所有的出版社都對梁曉燕說：「妳瘋了！」最後第11家是離北京最遠的汕頭大學出版社，同意給梁曉燕一個書號出版了這本書，書名是《看這動亂的世界》。
龍應台回憶這段往事，感慨地說她完全不知道梁曉燕當時是這樣的處境，直到今天聽卡瑪提到才曉得。
六四有外國勢力介入嗎？
有位男性聽眾詢問卡瑪，64天安門事件是否有外國勢力介入，是否中國被妖魔化？卡瑪回答：「很難證明沒有，但就算有的話，也幾乎沒有起什麼作用。」因為這場運動的情緒是積蓄很久一段時間的釋放，不是任何外國勢力所能挑起的。這其實是共產黨一貫所使用的「辯護藉口」，就說有「外國勢力介入」，在照片上畫個圈說這個人是「台灣特務」，就算是也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不管有沒有台灣特務還是外國特務介入六四民運，看到影片中台灣歌手侯德建帶領著廣場學生群眾，一遍又一遍地高唱「龍的傳人」，還是深深地觸動著現場每一位朋友的心。沒有人再去想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因為大家都是「龍的傳人」！都是受著共產黨打壓蹂躪的「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巨變前夕的深夜裏，
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
四面楚歌是獨裁的劍。
多少年炮聲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 聞名全中國的台灣歌手侯德健，在天安門片中接受卡瑪的訪談。他與劉曉波當時發起了「四君子絕食」活動（李大衛攝自影片） |
鎮壓後被關押數年的王丹，在片中說：「反革命罪在中國是很特殊的一種罪，就是這種罪，不能根據行爲定，而是根據動機定。儘管我多次聲明我做了這些行爲的動機都是爲了推動祖國民主化進程，但是他說你做這些，你就是顛覆政府，就是反革命，那於是我就是反革命了。」
趙紫陽主政時期政治改革智囊團成員之一吳國光，在接受卡瑪專訪時更明白地指出：「在中國共産黨的這一套價值體系中，革命是最高的價值。只要說這東西是好的，它就是革命的。所以同志是革命的同志，夫妻是革命的夫妻，家庭是革命的家庭，everything都是革命的。從中國共産黨的這套政治文化來說，改革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天安門的母親 丁子霖
也有聽眾提問為何以一位母親的話作為此片的結尾？卡瑪回答說，因為她覺得在這樣的血腥鎮壓後，任何人都沒有說話的權力，除了那位母親丁子霖。
這位原來阻擋她中學生兒子去廣場的母親說：「什麽‘祖國的花朵’呀，什麽這些都是在需要的時候講的那些話，你們是祖國的明天呀，祖國的花朵呀，當他們認爲當黨國需要的時候，屠刀，機槍，坦克都可以上來。所以我不願意看這些電視鏡頭，我受不了。我想都是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我孩子就是爲了找回這點平等，找回這點自由，把命都丟了。」
「在我們的孩子剛遇難的開始，我們的同事，朋友，和學生，還有我的老同學，都曾經給我們一些安慰。都說不久就會翻過來的。可是沒多久，隨著清查的開始，來我家的人越來越少，見了面也不說了，仿佛一切都沒發生過。」面對無情的現實，丁子霖只能無言的吶喊，然而不只是她，還有無數個在暗地裡傷心流淚的天安門母親。
結語
今天回過來看六四，不過是一群大學生要求與政府對話，希望進行改革，最後卻演變成中共政府在世界的注目下開槍屠殺人民的慘案。十七年來，六四一直是中共不讓人民去碰的傷口與瘡疤，甚至官方的「統一說法」連「形容詞」也不能動一個。
但當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透過各種管道，知道六四的真相後，無不唾棄共產黨政權的愚昧、野蠻與殘暴，也如同梁曉燕般─宣佈退出共產黨，迄今已有1454萬的勇士宣佈退出邪惡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六四創傷的中國人民，展開了一場更加偉大的精神覺醒與良知回歸運動！
| 一位中華民國退休大使也參與六四的對談。時間已近深夜12:00，現場觀眾仍然興緻昂然。（李大衛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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