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
民眾掘鬆了極權主義的土壤
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七年後,所謂「新中國」的真實面貌如何?
今天的中國,在官方粉飾太平、表面繁榮的掩蓋下,深層矛盾堆積如山。處在矛盾漩渦中的工人、農民、小業主和獨立知識分子切身感受,常有水深火熱之痛。富於正義感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志士仁人,為中國社會進步之緩慢而痛心疾首,於是悲觀情緒和急躁情緒同時瀰漫。一些激進的熱血分子,經歷幾次躁動和失望後,常極易為悲觀情緒所籠罩。
向前看,中國物質層面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在縮小,但憲政、法治、自由、民主、人權等方面的差距,似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在拉大。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惡劣表現,日益流氓化和黑社會化,讓許多人寧肯在悲慘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
但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極權主義板結的土地,已經被注定要在這塊土地上播種莊稼和建設家園的普通民眾掘鬆了。這些普通民眾充當了使板結的土地變得鬆軟的「老田鼠」的角色。
令人鼓舞的啟示
對於中國幾十年來的變化,回頭看,頗為發人深思,蘊涵著令人鼓舞的啟示。
拿學生和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來說,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共產黨只需要發動廣大學生、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和中間派,就輕易地把「右派」打了下去。一九六六年夏季的學生運動,已經不能依靠學生中的一部分來壓制打擊另一部分,出現了兩派長期相持的局面,導致毛澤東像一個計窮力屈的魔術師,對他從地下呼喚出來的「魔鬼」再也不能支配了,親自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欲罷不能,延續十年之久,終使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極權主義元氣大傷。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學生和知識分子中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穩佔上風。形不成像樣的反對力量,只好依靠工人糾察隊手持棍棒,驅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不但工人中的反對力量已經組織不起來,而且一些警察也站在人民一邊,可憐的當權者只能調動軍隊鎮壓。
再拿工人階級說事。一九五七年鳴放高潮中,「工人說話了」,充當「反右派」的堅強後盾。「文革」中工人分為兩派,激烈武鬥,最後借助軍隊「支左」,才使局勢穩定下來。為了安撫工人階級,恩准工人中的左派「佔領上層建築」而蹂躪知識分子。一九七六年鎮壓「四五運動」的「工人糾察隊」,只是工人中的很少數。而對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工人則選擇了同情的中立態度。現在工人的利益被出賣了,他們認識到民主雖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沒有民主,他們的飯碗卻輕易被人奪走,於是巴望學生再度起來,自己轉而充當學生的後盾。
農民也經歷了痛苦的轉變。佔農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下中農,五十年代初積極鬥爭地主,分得少量土地。五十年代中期,又熱衷「農業合作化」,把自己原有和分得的土地,與富農、上中農的土地、農具綁在一起,拱手交給自己並非其真正主人的「集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使一些長期掙扎在貧困線上的農民,突然獲得「教育者」的地位,萌生出可憐而又可悲的自豪。直到改革開放後,農民才日漸為自己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而難堪羞恥。等到政府強征他們的土地,再高價出售給房地產商,他們才感到幾十年來最大的損失,是失去了祖輩立足於其上的土地所有權,才痛心地感到上當受騙了。
群眾是歷史進步的動力
「六四」鎮壓後,「共和國衛士」的頭銜一時何等響亮,而今早已眾口羞言,竟沒有一個人好意思並敢於吹噓自己當年是如何成為「共和國衛士」的。政府和軍方的高級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否定「六四」罪行,公然撒謊「沒有死一個人!」對這種「背著牛頭不認贓」的惡劣行徑不必評說,但從中透露出來的消息,卻是昔日的作案人完全失去了自信,默認「六四」鎮壓是一樁見不得人的罪行。犯罪者的心理防線已經崩潰,公開清算就只是遲早的事情了。又據網絡消息,七月三日,二十七軍的秦副軍長在石家莊市的超級豪華洗浴中心「金伯帆」,因無意摔碎了一隻杯子,被罰款五百元。軍方認為「金伯帆」係「涉黑團夥」,出動五輛軍車,將「金伯帆」砸了個稀巴爛。誰又能料到軍人會在這件小事上出手?
極權統治者的大部分罪行,都不是憑自己「老子獨打天下」的無二勇氣和能力,而是在「捆綁群眾」即拖全民下水的策略下實施的。這一套伎倆現在已經破產。遙想「文革」當年,舉凡「依法」殺人,必交「群眾討論」,結果一定是「國人皆曰可殺!」其中固不乏接受愚民教育而「義憤填膺」的分子,多數則甘受政府淫威挾持,不敢稍有異議。今則不然。幾乎所有的政治案件和一些有貓膩的刑事案件,政府動輒採取秘密審問,惟恐媒體和群眾知道真相,觸怒輿情而引發抗議。沒有群眾的默認和支持,政府違憲作惡的路走不長遠。從這個意義上,必須承認群眾是歷史進步的動力。觀察中國未來的走向,不但不能只著眼於精英而忽視群眾,而且始終要把群眾的意向、情緒、要求、變化放在第一位。輕視「沉默的大多數」,最後必葬身於「沉默中的爆發」;統治者正在犯此錯誤,進步的力量豈可趨其後塵!
前極權主義變成後極權主義
列寧說過許多話,人們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不應忘記:革命的必要條件是: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思昔撫今,統治者也已發生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變化。一九七○年「一打三反」,統治者公然揚言要「殺一小批,抓一批,管一批」。而在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我的學生李智英,突然被幾個警察「勸說」,攜妻「旅遊」,地點陝北、陝南,由李智英挑選,車輛、旅遊費用全部由安全部門承擔。乘專車,住賓館,食甘啖肥,「逍遙」了五天後,安全送回。李智英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五天,「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是怕他「干擾」而採取的「防範」措施。趙紫陽逝世後,曾擔任過胡耀邦辦公室主任的林牧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兒,被強行拉到臨潼賓館,公費食宿十三天,直到趙遺體焚化後才送他們回家。
「文化大革命」中,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說批鬥就批鬥,說關押就關押,說虐待死就虐待死。事隔數十年,軟禁廳局級的林牧先生,軟禁「弼馬溫」的李智英先生,何以竟如此溫良恭儉讓?是統治者變得仁慈或者理智了?非也。力量的對比在不知不覺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試問林牧先生和李智英先生手無寸鐵,更無一兵一卒,力量對比何從談起?除了群眾的覺醒和國際的壓力,悄悄發生的另一重大變化,則是前極權主義已經鬼使神差地轉變成了後極權主義。斯大林、毛澤東們犯下許多罪行時,始終自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偉大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當事實日益證明:打著「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旗幟幹出來的,都不過是謀取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的醜事時,後來的「接班人」就再也理直氣壯不起來,反而心虛理虧,預感到最終失敗的結局。官員們紛紛送子女出國並為自己留後路,就是明證。
要看到光明,提高勇氣
鬥爭雙方,除了正義與否這個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勝敗定於士氣而得失繫乎人心。所謂力量對比的變化,就是由正義非正義、士氣和人心這些因素的長期變化促成的。回顧半個世紀的變化,是多麼巨大!千百萬群眾的細小努力和堅持抗爭,已經掘鬆了極權主義的土壤。
向前看,中國思想自由化和政治現代化的路正長。往回看,變化和進步都是巨大的。社會變化的方向取決於各種勢力形成的合力。就統治者而言,他們的開明固然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他們的反動,安知不正促使事情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歷史上許多變化都是這樣發生的。明明中起作用的是人心,冥冥中起作用的是天意。不論回顧還是前瞻,都沒有理由悲觀。「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毛澤東的話,只要說得對,為什麼不能為我所用呢?
寫於二○○六年十‧一國慶前夕
轉自《爭鳴》2006年10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