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不是個經濟學家，也談不上甚麼家，只能說是一個深愛自己工作的新聞工作者，並願意順便把自己看到的問題和思考與我的讀者分享。但也因此，不得不付出為了心靈自由而帶來的去中國大陸的旅行不便。但我和我的同事們甘之如怡處之泰然。對於中共一直以來聲稱的經濟奇蹟，我們只用非經濟學家的常情常理來分析一下，看看其所謂的奇蹟究竟為中國帶來了甚麼﹖

　　回顧中國大陸持續了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提出一個問題。在經受了「改革」帶來的種種痛苦後，面對貪污腐敗的肆虐、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自然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社會邊緣化人口的增加和危機業生的社會局面。任何理智清醒的中國人都能意識到，目前中共施行的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精英集團傾斜的「改革」，有如在傷口上大把撒鹽，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立場會發出不同的計算方法。從中共政府的立場出發，當然只會計算「成就」，並力圖掩蓋改革帶來的一切災難性後果，因為讓中國人過多談論和瞭解「災難性後果」會帶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中共政府樂於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而與財富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分配狀況，以及在這些「櫥窗」之外的廣大貧窮地區和由所謂的「經濟發展」而帶來的不可逆轉的大陸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卻被中共掩蓋了，而關係到國家永續發展和後代子孫生存的環境危機更是到了危急關頭，有評論認為，即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有一個「人算」的漸進安排，但環境災禍的突然降臨卻可能是「天算」的非常宿命。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給出的災難時間表是：見到懸崖—-五年，跌入懸崖—-我們這一代。吼者聲聲淒厲，聞者肝腸緊抽。不能不說這是潘岳這種中共體制內解不開內心文化情結的文人官僚的一聲良心吶喊。在去年北京舉辦的《財富》全球論壇上，當著在座的中外企業精英，潘副直言：「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源是我們扭曲的發展觀。」

　　下面是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005年8月15日北京舉辦的《財富》全球論壇上發言摘要﹕

　　「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蹟仍在繼續，正是中國人的生產與美國人的消費，支撐了今日的全球經濟。但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問題也日益浮現出來：中國的這種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遷方式能夠維持多久？」

　　「我們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也對環境進行了最可怕的破壞。在過去的50年中，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間卻減少了一半。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占41%，沿海赤潮的年發生次數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不足20%，工業危險廢物處置率僅為32%，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中國占5個。」

　　「中國膨脹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將使空氣、水、土地、生物等環境要素遭破壞，自然災害頻發，資源支撐能力下降，使民族生存空間收縮。如果不迅速轉變生產與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將可能出現在中國。」

　　「在人口遠遠超過土地承載力，資源極度短缺、環境容量極度狹小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不可救藥的採取了一種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單位產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幾倍，勞動效率僅為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經濟不穩定的係數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與此同時，能源浪費消耗極大，1萬美元消耗礦產資源是日本的7.1倍，美國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這種增長方式必然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在人類社會文明史中，環境與能源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在中國發展史中，環境與能源挑戰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巨大。」

　　「長久以來，人們的認識誤區是，只要經濟發展了，就有足夠的物質手段去解決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然而事實是，當發展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的時候，這些危機就會提前來到。我們的那一點經濟積累根本無法應對。經濟危機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可以恢復，社會危機付出政治成本也可以平息，而環境危機一旦產生，就不可逆轉，會成為民族災難。」
我無語。(//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