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鎮反運動槍口下的「抗戰詩人」彭桂萼
【大紀元1月7日訊】（一）南定河邊有一座「抗戰詩人」彭桂萼的衣冠塚
滇西南有一座聲名顯赫的無量山，無量山下有一條當地人稱為母親河的南定河。南定河發源于無量山東麓的臨滄縣。萬山叢中的這個臨滄縣，抗戰時期卻比無量山的名聲還要遠揚，因為他那裏出了一位抗戰詩人彭桂萼（1908——1952）。彭桂萼以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的詩歌向世界向日本侵略者宣告：中國人民、雲南人民是不可屈服的。
抗戰時期，中國現代詩或新詩，準確地說是朗誦詩，作為號角與鼓手，意氣風發，獲得群眾的狂熱歡迎，從而得到空前絕後的發展機遇而走紅大江南北。這同時就湧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詩人群體，創建了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筆者的授業師高蘭，在陪都重慶親身到群眾中朗誦自己的詩作，有時令聽眾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有時令聽眾潸然淚下，痛哭流涕。高蘭為抗戰擊鼓加油，獲得了「朗誦詩人」的桂冠。遺憾的是高蘭後來陷身右林，變成了一隻討厭的鴟梟。
當時是省立緬雲師範學校校長的彭桂萼，雖然生活在雲南萬山叢中的臨滄縣，卻以他高昂的激情，卓越的才華，投身到抗戰詩歌的創作中，在當時全國各地的報刊上，廣泛發表了他的作品，得到了郭沫若、王亞平、臧克家、老舍、舒群、孟十還、趙景深、聞一多、穆木天、蕭軍、蒂克等文壇耆宿名家的高度評價，並為彭的詩歌作專文評價、寫序、題詞等。被選為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理事，被廣州中國詩壇社吸收為會員。郭沫若以「桂蕊驪驪秋正好，萼柎煒煒歲常新」聯語贈彭桂萼，聯中同時嵌其弟桂蕊名。彭桂萼在雲南大山深處發出的抗戰強音在昆明、在重慶……，得到了強烈的迴響。他被譽為「抗戰詩人」，蜚聲全國。
非常不幸的是這位在無量山下在南汀河畔熱情洋溢地為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高擊戰鼓高唱戰歌的愛國詩人，在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蒙冤處死。他倒在鎮反的槍口下。那時他才44歲。歷史無情又有情。1983年彭桂萼的冤案得到平反。家人在斑鳳山上為他建立了衣冠塚，讓他可以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遠眺南定河水：逝者如斯夫！
南定河啊南定河，這是一條終年奔騰不息的母親河。雖然離我山高路遠，我卻先後兩次去到她的河邊，看那滔滔洶湧的流水，憑弔詩人的英魂……
傳說在遙遠遙遠的洪荒時期，有一對男女青年在河邊談情說愛。男的撥弄著丁冬丁冬的三弦琴，女的絮絮綿綿地訴說衷情，以至於說得口幹舌焦。男青年為了大獻殷情，趕快下河取水，可是兩手空空，無碗可盛，情急之下，想起用隨身攜帶的三弦琴鼓取水。於是這條傣語名為琴弦之水的河流，即南定河，就就有了一個動聽的好名稱和一個純情纏綿的美好故事。
彭桂萼是幸福的，因為如今有南定河以丁丁冬冬如泣如訴的琴聲陪伴著他，來安撫他那受傷的冤魂。
（二）為滇緬鐵路謳歌
抗戰詩人彭桂萼是緬寧縣（今臨滄縣）人。當修建滇緬鐵路時，鐵路雖然不經過緬寧縣境，但是按照省裏的指令，這個人口大約10萬人的縣，派出了1萬民工，到雲縣參加施工。這1萬民工分佈在從哨山到猛賴壩的13公里，即13萬米的地段上。工地上那真是人山人海，聲勢浩大，驚天動地。
因為成年人都上了工地，一位叫羅開榮的13歲少年，以半個民工的身份，請假輟學參加馬幫運輸隊，給本縣民工運送大米。他走過崎嶇的山路，穿過茂密的森林，不斷遇到出沒的猴群和嚼青的岩羊，感到新奇而好玩。他還記得，工地上草棚井井有序地排列在山腰或河畔，夜間火塘連成長龍，甚為壯觀。（見《臨滄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
興建滇緬鐵路不但是一條抗戰的運輸線，也是戰後的運輸線。因此特別得到了山高林密自然環境閉塞的西線地區的廣大官員和群眾的理解和擁護。看著來自全國的鐵路工程技術人員忘我地勘察測量設計施工，看著30萬民工上陣，當地的知識份子按耐不住激動走上了工地進行宣傳。除有些文藝團體到工地舉行慰問演出以外，學校的師生是最積極最活躍的群體。緬雲師範學校的校長彭桂萼和教師周正鈞、丘振聲、丘懷亮等人，率領了全校二百多名學生，沿著南汀河谷步行了一百餘裏，到達緬寧縣的工地哨山，給民工慰問演出。
出發前，他們到城區及附近村寨挨家挨戶勸募慰勞物品，如鹽巴、辣椒、煙草、乾菜等。旅途中，只有幾匹馬馱運教師的行李和慰勞物品，師生熱情高漲，一起步行。他們在哨山等工地流動演出了三天兩夜，有話劇、演唱、快板、詩歌朗誦等節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發了民工的愛國熱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出發前他們還專門為民工創作了歌曲《走向哨山》《戰時青年歌》。《走向哨山》是彭桂萼作的詞，陳鶴譜的曲，奔放激昂，鏗鏘有力，成了工地上民工愛唱的歌曲，使艱苦繁重的勞動有了舒緩。其歌詞是：
緊握槍桿，像戰士抓起鋼槍/走呀，走向哨山/去打開出國路線/去鑿開重山疊嶂/越過橫斷山脈/把民族救出生死場/前方流血，後方流汗/我們的臂膀關係著祖國的存亡/走呀，走向哨山/緊握槍桿，像戰士抓起鋼槍！
（三）為抗戰擂響戰鼓
彭桂萼在省城昆明讀了中學和大學預科，回家鄉緬寧縣（今臨滄縣）從教，後被任命為省立緬雲師範學校校長。彭桂萼從上學時期開始，就熱愛寫作，抗戰勃興，為他創作詩歌開闢了廣闊的天地。
彭桂萼在《後方的崗位》一詩裏，寫了佤族同胞為保衛祖國的疆土，消滅日寇，不僅參加了搶修滇緬鐵路的大軍，而且獻出了「像櫻花一樣鮮紅」的熱血。此詩既是阿佤人參加抗戰救國的歷史記錄，也是對佤族同胞愛國主義精神的高度讚頌。這樣的阿佤人抗戰頌歌在４０年代抗戰文學上是極罕見的。
彭桂萼的《震聲》、《瀾滄江畔的歌聲》、《邊塞的軍笳》、《怒山的風嘯》等都是抒情短章集合起來的集子，反映了從「蘆溝橋事變」到滇西抗戰這一歷史時期瀾滄江畔各族人民的戰鬥生活。這些短詩大都寫得玲瓏清新。（李永軍《論後中國詩歌會詩人群》）
彭桂萼的詩集《瀾滄江畔的歌》，１９４０年出版，穆木天贈以序詩。
彭桂萼謳歌抗戰的作品，聲情並茂，廣為傳誦。
1938年，彭桂萼在《我所希望的緬寧》中寫道：「我們決不要以為遠處邊僻，敵人不會到家。要知道有國才有家，有民族生命才有個人生命。……我們確信，只要全國動員，加緊團結，長期的全面死拼，不要中途妥協，最後勝利一定是握在我們手中的。……盼望故鄉朝野人士，一致奮起，共體時艱，把一切貢獻給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抗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彭桂萼是當地知識界的精英，名流，許多家國大事都要邀請他參與。作為中緬會勘滇緬南段未定邊界的中國委員隨員，在勘務結束，隨警衛隊北歸，到耿馬調查教育情況時，他還寫了《走進封建古國》《在退居太后別墅中》兩篇文章。這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關於耿馬土司最詳細最具體的記敍。
從彭桂萼加入的這個詩歌群體看，從讚揚彭桂萼的這些名人看，從發表彭桂萼作品的報刊看，彭桂萼應當屬於「左翼」文化陣營。
彭桂萼不但以詩歌蜚聲全國，而且也成了當地的社會賢達鄉望。「1949年，彭被任國民政府緬甯縣長，兼任緬甯區保安副司令、緬甯守備司令。12月14日回應盧漢通電起義，重組軍政委員會任主任。1950年5月11日，中共黨政軍代表接管緬甯縣，彭受縣人民政府委派為緬寧文化教育整理委員會主任，同時在中學任教。在鎮反運動中，他被捕入獄，1952年農曆正月初八判處死刑。1983年11月15日，臨滄縣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裁決，恢復彭桂萼起義人員政治待遇，由政府補發善後費，其親屬將遺照衣冠立墓於斑鳳山。」（引文見《新編臨滄風物志》，武定雲編著，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鎮反運動是一個殺人運動
古往今來的帝王在奪取了政權，坐上龍廷之後，都採取寬仁厚義的政策，招降納叛，安撫民心。中共的革命的確是不同凡響。
鎮反運動是中共靠槍桿子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以殺人立威，開展的一場大規模殺人運動。
這場運動可以用一個「濫」字形容。以上海為例，1951年有過兩次一夜逮捕一萬餘人的大行動。那時，我已經參軍，後來，據參與其事的同學介紹——他們當然是青年團的學生幹部、積極分子——他們以能夠參與這種神秘的行動而感到興奮。他們對我介紹說，每逮捕一個人，成立一個由被逮捕者單位的積極分子和一名解放軍、一名民警組成的小組，在那位積極分子的帶路下，直奔目標，無不束手就擒。那時，人們見面後第一句話就是問：「你們單位抓了幾個人？」這些被逮捕的人，以後都音信杳然，連該單位的黨支部也不知會。筆者的母校上海新建中學有教師2人、學生1人被捕，而且是一個初三的學生，文革後，我拜訪當時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後來調京工作的蘇壽桐先生，問起被捕的三個老師學生的下落，他也惘然。
同時，還有過兩次在虹口體育場當場公審槍斃三百餘所謂「槍斃一批反革命首惡」的大屠殺。我父親因為這時成了軍屬，得到信任，所以能夠作為群眾之一躬逢其盛。當時的《人民日報》報導說千萬市民「鼓掌稱快，歡聲雷動」。如此規模的紅色恐怖，令蔣介石甘拜下風。
逮捕1萬，旋即槍斃300，這哪裡有什麼司法程式可言？那都是按照毛澤東在中南海下達的比例、數位堅決執行而已。至於槍斃誰、留下誰，那就看誰的額角頭高低了。彭桂萼既然做了幾個月的「國民政府緬甯縣長，兼任緬甯區保安副司令、緬甯守備司令」，當然是在劫難逃了。
可是我們設想一下，像彭桂萼這樣的鄉里賢達，蜚聲全國的「抗戰詩人」都可以一槍送終，那還有什麼人不可以槍斃、不敢槍斃？還有什麼樣的殺人指標不能完成？
曆史上坐上龍庭的開國皇帝無不是以大赦天下施恩於民，唯獨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在打天下的時候，頻頻拋出一付笑臉，寬仁厚道，可是眼看天下馬上就要到手了，馬上坦然宣佈，他時不行「仁政」的，等到一登龍椅，就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報復再報復，殺殺殺，殺地主，殺反革命，可謂血流成河，流血漂櫓，不殺不足以平「君憤」。
彭桂萼不是還有「回應盧漢通電起義」的功勞嗎？但中共從來玩弄的都是「陽謀」，只要把你騙上了鉤，以後言而無信、食言自肥，誰能把他奈何？跟隨盧漢起義投誠而被關被殺的豈止一個彭桂萼！在雲南的地方誌、回憶錄中，隨手可以找到。中共在具體事例上可以一個一個平反，但在總體上對鎮反仍然持肯定態度，連一個「擴大化」的說法也沒有。
如今，「1983年11月15日，臨滄縣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裁決，恢復彭桂萼起義人員政治待遇，由政府補發善後費，其親屬將遺照衣冠立墓於斑鳳山。」看似平反，其實仍然屬於「起義人員」。作為抗戰詩人的彭桂萼，是抗戰的鼓手，民族的號角，文化戰線上衝鋒的戰士，知識份子的良知，再說，他本來就屬於「左翼」陣營的詩人。現在「恢復彭桂萼起義人員政治待遇」實在是對「抗戰詩人」的扭曲與污蔑。彭桂萼若地下有知，笑得出來嗎？
再說那位起義的盧漢，因為他的起義，使中共不費一槍一卒，輕而易舉地取得了雲南。他對「中華民國的傷害遠甚于張治中程潛」（鄭義《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的歸宿》）。對於中共如此的豐功偉績，但文革中他並未倖免於抄家批鬥。另一位「雲南王」龍雲，從1938年在南京和朱德串通之後，視朱德為知己知音，不斷地和中共暗通款曲，暗送秋波，建立直通延安的秘密無線電臺，暗中資助民主黨派的反蔣活動，使昆明成為「民主堡壘」，最後在香港宣佈起義，對蔣介石以怨報德，希望做共產黨的座上客，但是1957年中共毫不留情地給他戴上一頂右派大帽子，叫它夢斷「雲南王」。這時的龍雲，大概是欲哭無淚了。
（五）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依靠下達「指標」
我們這些經歷過毛澤東領導全過程的人，就我的個人經歷而言，只知道毛澤東領導經濟運動是靠了下達指標。最著名的是1958年的大煉鋼鐵運動。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會議通過《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決議。決議要求鋼鐵生產在年內「翻番」，從1957年的535萬噸提高到1070萬噸。時間只剩下4個月了，這位出身于湖南農民的偉大領袖以為靠人海戰術就可以叫鋼鐵翻番，「元帥升帳」，於是出現了全國工農兵學商、男女老少幾千萬人齊上陣，土法上馬，砸飯鍋，毀鐵門，挑燈夜戰，爐火沖天的壯觀景象。1958年我們山東大學從青島遷往濟南，我們乘坐10月2日的夜車，穿行在黑夜茫茫的齊魯大地上，雖然窗外是黑沉沉的夜幕，但是可以看到絡繹不絕的爐火，在熊熊燃燒，那真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大煉鋼鐵景象。我們到達濟南，一放下行李，就投入了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煉鋼鐵運動。至於最後的結局，就不必饒舌了。
其實，毛澤東領導政治運動也是依靠指標，這是我的親身經歷。我是中文系1956級的學生，反右運動最初在我們年級宣佈劃了7個右派，轉到1958年才把我劃進右派隊伍。據一位比較正直而私交甚篤的黨員同學私下對我說，這是因為「指標」沒有達到的緣故。這個「指標」應該是就全校而言，並非具體到每個系每個年級。
根據《山東大學校史》記載，全校共劃右派分子204人，其中學生144人，教職員54人，包括正副教授16人。
21年後，為落實「改正」右派的政策，我回到山大。這時有一位同班同學在負責「改正」的55辦公室工作。據他說，查閱檔案，原來我們105人的年級，已經整理了10個人的右派材料，後來為什麼只劃了8個人呢？大概是「指標」已經達到，所以使另外兩個同學成了僥倖的漏網之魚，從而逃脫了一場人生的大災大難。
這裏說的反右指標，大概還是指的「底線」。因為據當時報載，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抓點的清華、北大，有若干班級是90%——100%的學生打了右派，其「擴大化」就真是大而化之了。所以曾經身為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一言九鼎，定下反右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大家知道，右派如果不外加罪名，是不判死刑的，這是葛佩琦留得青山的原因。因此22年之後，再因為中間經過文革，除了自殺、他殺或病死的之外，99.99%都能夠沐得龍恩，獲得「改正」，從而得到劫後餘生，壽終正寢。
（六）鎮反殺人的標準
可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毛澤東領導鎮反還有「殺人指標」，即比例數。這是讀了《毛澤東文集》第六卷才知道的內情。此事雖然相隔了五十幾年，仍然叫我感到驚心動魄，無以名狀。調級，調工資，乃至大煉鋼鐵、打右派，全國下達指標，按照比例執行，雖然有一刀切之弊，但殺人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也要按照比例下達指標，按照「指標」確定殺人的數目，實在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議。
開展鎮反運動是1951年，我已經參軍，那時是新兵、學員，軍中如何開展鎮反運動我沒有見聞，社會上的情況，略有見聞，例如參觀展覽，閱讀報紙，還聽到一些傳聞，不過我的家庭和往來的社會關係中，沒有因為鎮反受到牽連的人。
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關於鎮壓反革命》一文，毛澤東在1951年4月30日有如下一段指示。他說：殺人——判死刑的「原則是凡有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殺不能平民憤者，應堅決殺掉，以平民憤而利生產。」
「應堅決殺掉」，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三年前，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有言在先：「決不施仁政。」真是說得到做得到。
在這裏，殺人，即判處死刑的標準，除了「血債」，還有一個淩駕「血債」之上的標準，就是「平民憤」。
一般說來，「血債」之有無與大小，都可以量化，可是「民憤」之有無與大小根據什麼來測度呢？既然有「堅決殺掉」的先決條件，所以就不存在罪行了。
文革後，彭桂萼雖然獲得平反，但是誰能挽回被無辜殺害的悲劇？像彭桂萼，不但以詩歌蜚聲全國，而且也成了當地的社會賢達鄉望。他的「民憤」從何而來？
就在毛澤東下達這個指示之後不幾天，上海市在虹口體育場召開全市公審反革命分子大會，當場公審並「槍決一批反革命首惡」。這些「首惡」有多少？三百多人也。《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導說這次大公審、大槍斃，赫然的標題是「十萬市民到場觀看，鼓掌稱快，歡聲雷動」。（見鄭義《108名「戰犯」的歸宿》第382頁照片）那麼，這三百多反革命「首惡」有什麼「血債」、有什麼「民憤」呢？殺了這三百多個反革命分子就「平民憤」了嗎？這當然是用不著向人民交代的。
（七）鎮反殺人的「指標」
其實，在上海槍決三百多個反革命，還遠遠沒有達到毛澤東規定的指標。在上述指示下達之後半個月，5月15日，毛澤東又下達了一個殺人指標的指示。他說：「在處決反革命的問題上，鄉村已達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方為千分之零點五）、城市已達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者，應即停止大批地殺人。」（《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上海當時的人口若以400萬計，要殺了2000人才能達標，進而「停止大批地殺人」，因此，隨後又有一次在虹口體育場槍決300余人的壯觀場面，又有了十萬「看客」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魯迅《呐喊自序》）。
毛澤東之所以隨後再下達一個殺人「指標」，大概是怕殺戒一開就血流成河，難以截流了。
這樣有計劃有指標的大批量的殺人，當時遍及國中，從京城直到窮鄉僻壤，其消息在《人民日報》上大量刊載，視為新中國的一大盛事。
不過，對於毛澤東來說，他還有點害怕殺人過多引起群憤，因此他制定的鄉村1%、城市0.5的殺人指標是一個縮小為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指標。他說：「估計在上述黨、政、軍、、經、團各界清出來的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只占極少數，大約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這就是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判處死刑，緩期二年」的政策的濫觴。毛澤東交代了他的老底。他說：「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瞭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由此可見他只有瘋狂的報復殺人之心，而毫無寬厚仁慈之懷。
因此，如果沒有「死緩」這個新政策，那麼，鎮反運動中殺人的數量要多5——10倍，因此，那些判處「死緩」的人應該向毛主席磕頭：感謝龍恩！
那麼，鎮反運動到底殺了多少人呢？我們從上述指標，也可以求知其大概，那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不過實際殺人數字當然永遠是機密了。各種估算在二三百萬之譜。
在一個人口五億的國家，掌握最高權仗的領導人，下達一個全國執行的殺人指標，在五十幾年之後來看，那真是亙古未有的膽量與氣魄！
（八）一個反彈的實例
毛澤東這樣窮兇極惡無所顧忌地殺人，自然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在《關於鎮壓反革命》一文中，他寫道：「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會議上用槍刺殺。這是我黨高級幹部被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殺，而為過去所少見的，應當引起全黨警惕。王聚民為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一九四一年混入我黨，家庭為惡霸，在土改中被鬥，王行兇後當場自殺。據山東分局及軍區來電說，此事顯系反革命分子在我黨及人民政府堅決鎮壓反革命之際的報復行動。特此通報，務請你們注意：(一)嚴防反革命的報復。應當肯定反革命的報復是必然會有的，必須預先採取防制的辦法，千萬不可疏忽。除加強警衛外，最重要的是採取積極手段，破獲反革命的組織，消滅反革命的巢穴，堅決迅速地殺掉一切應當殺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無力施行報復手段。(二)必須認識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這件「反革命報復殺人案」我感受過它的餘緒。我是在那事件之後將近半年調到南京高級機關工作的。這時高層領導的辦公室門口都有特設的警衛把守。凡是召開大型的會議，必有警衛把守大門。凡是進入會場的人，都要搜身，檢查是否藏匿了武器，可見驚動之大之廣。
由于出現了王聚民「反革命報復」事件，實際上是誓死抗議，毛澤東就更加有理由殺人了。既然反復強調「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反正是錯殺不錯，多殺不錯，少殺有錯，所以鎮反就越殺越多。這種「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的工作在鎮反運動結束之後，始終沒有間斷，到了1955年肅反運動的時候就全部用上了。我所在的軍區後勤司令部，竟然有四十餘人列為審查對象。那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但毛澤東從來不承認他犯過「擴大化」的錯誤，更遑論殺人如麻，流血漂櫓。
年年國慶，今年又國慶。每逢國慶，人們津津樂道毛澤東的豪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是大家卻不知道中國人民是如何趴下去的。
現在凡是讀了我寫的文章卻對網上輿論漠然的朋友，無不為我提心吊膽。這就是毛澤東留下的遺產，也是人們對中共以憲治國的認識，但我還不這樣悲觀。我對胡錦濤還沒有喪失信任，起碼在許諾言論自由方面，我估計不會走進死胡同。
（2005年國慶初稿2006/1/6，改稿于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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