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推行一個大規模的民主計畫是必要的，而且將會有很好的結果，但這些計畫需要費用。在原已經費不足的促進民主基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基金用於中國。但中國人口占全球受獨裁統治人口的一半，而且中國是美國及其鄰國的最大安全威脅。美國國會應該通過一個中國民主化特別法案，就像對塞爾維亞一樣。我們整個民主陣營必須共同努力，以應付這項挑戰和機會。大力增加促進中國民主的項目，包括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國勞工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所屬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會（ Americ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自由之家」以及其他民主促進組織的幫助，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國際共和協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十年前就提出了中國農村進行選舉的計畫。我們應該力促江澤民和胡錦濤允許進行省級領導的選舉，並且協助設置相關的機構。

在新成立的「從獨裁到民主推動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內，應該為中國專門設立一個大型計畫，幫助策劃全國運動，技術培訓和資助，中國異議人士及民主運動人士迫切需要這些幫助。在中國，美元的確是很重要、很有用的。那些願冒險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士需要資金操作。而當他們被捕或在地下活動時，他們的家庭也需要經濟支援。對他們來說，以有創新性、非官僚的方法把資金送到他們手裏是很關鍵的。

在中國，比較傳統的開放計畫也是最值得重視的。各種形式和各個階層的交流和參觀是很重要的。由於電視普及和民眾逐漸富裕，對於媒體而言，中國變得愈來愈有前景。儘管內容是遭監看過濾的，網際網路的使用仍一直在增加。向中國傳播資訊的重要性在於讓中國人知道整個世界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並且對他們生活在一個腐敗的、壓迫的政權下的痛苦表示關注。自由亞洲電臺在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儘管中國當局常常對它進行干擾，它仍然有非常好的收聽率（注10）。自由亞洲的聽眾打電話在節目上討論當日發生的問題，包括罷工、員警鎮壓，並讓中國人知道他們的同胞在關心他們的問題等。自由亞洲的聽眾可以經常瞭解到這個共產制度的腐敗。經由廣播可以收聽到那些遭禁止作品的分集連載，這裏建議一個新的計畫：閱讀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DuVall）的《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或者基尼．夏普的有關策略性非暴力的作品將有助於傳播這種非暴力抗爭的智慧和方法。由於共產黨的批評反而使自由亞洲電臺更具知名度，有更多的聽眾。在資訊技術扮演重要角色的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十三年，共產黨在應用技術和有效公共關係方面還是趕不上時代潮流。

對於自由亞洲電臺和其他對中國以中文（普通話、廣東話、藏語、維吾爾語）廣播的國際電臺，可以把中國憲法做為另一個可能的討論話題。像蘇聯憲法一樣，它列舉共產黨當局從未尊重過的人民權利。中國已經簽署了多項國際協定，這些協定保證尊重人權，而中國卻嚴格的限制這些人權。一個類似捷克「七七憲章」（Charter 77）的節目是有幫助的，這個節目使用在一九七五共產政權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protocols）做為切入點。我們的媒體的努力也應該進入電視時代。衛星頻道從洛杉磯對伊朗的「波斯語」電視直播展示了這個媒體的力量，他能夠直接面對廣大的觀眾，特別是對那些年輕人，傳播民主，並且具有在一個社會中塑造新的領導形象的能力（注11）。獨裁者江澤民有他自己的衛星頻道覆蓋中國和在美國的華人，而在那裏沒有其他普通話或廣東話的電視臺，所以民主人士在中國沒有可與之抗衡的方式深入中國觀眾。其實只要有五千萬美元的投資和每年一千萬美元的支援費，就可以建立一個一流的新聞和娛樂電視頻道，以普通話和廣東話覆蓋中國和世界各地。

電視不同於廣播，不應該由美國政府經營。「美國資訊總局」（U.S. Information Agency）的「全球網」（Worldnet）和其他政府電視臺的失敗經驗已充分證明，如果由政府經營將會非常的乏味，並且很難吸引觀眾和對其產生影響力。所建立的新公司應該得到政府支援，但具有獨立的管理和具有專業電視經驗的董事會，先前我們提議，為建立獨立電視臺而設立一個十億美金的國際基金會。在計畫實現之前，美國政府應該出資建立中文頻道。就像波蘭團結工會打入國家官方電視臺播放自己的節目一樣，法輪功也在中國東北的長春市當地的電視臺插播了他們自己的節目。更戲劇性的是，據新華社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報導，法輪功用臺灣做為基地攔截衛星傳輸信號，並重複播放它的節目到中國大陸各地達十二個小時之久。（編注：中共宣稱鑫諾一號衛星被插播，信號來源在臺北，並指稱是臺灣法輪功所為。臺灣電信總局調查中國所指干擾信號來源地的山區無任何發現。有關人士稱，很可能是中共又一次炒作，藉此攻擊法輪功。據悉，此次鑫諾衛星插播節目是「江澤民賣國」，而不是法輪功。節目揭發江澤民和俄羅斯簽定條約，出賣了相當於一百個臺灣的土地。）

中國是一個需要長期計畫和努力以發展民主的理想物件，像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它有它的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計畫。當前中國正在實施它的第十個五年計畫。從毛之後，所有中國的共產黨獨裁者也都提到政治發展的長期計畫和目標。中國的憲法條文中保證許多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國是《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最早的簽署國之一，而且最近還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這三個文件包含對建立民主機制和發展民主規劃的具體承諾。中國對自由集會、獨立工會、多黨競選、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獨立司法制度等等已有承諾。

以一個多年的民主發展計畫和實施為宗旨（參見第五章），相對民主發展的三個階段而言，中國目前是位在第一階段的早期部分。

為了給中國人民推行實現這三個階段的民主計畫，我們建議由聯合國所屬的「民主政體聯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建立一個「從獨裁到民主推動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這個中心的目的就是詳細的指導各國民主進程。如果近期不能建立這個中心，有此意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應聯合起來幫助中國政府。

雖然最初可能不會有正面的回應，但是這個開始推動的過程本身就會有一定的作用。這種對話無論是公開的或是私下的，都可以由違反人權的個案轉移到更根本的政治制度改變的問題上，不然的話只能是對無止盡的人權侵犯做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所提議策略的實施，即使是中國的獨裁者也會坐到桌上來商議。更為重要的是這三個階段的計畫可以提高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和其他人士對民主的期望，使他們致力於非暴力運動的方法來尋求變化。或許二○○八年的奧運會可以做為多年民主發展運動進程的標竿和參考時點，這個進程應該遠在那屆奧運會之前公佈並開始。到那個時候第一階段很有可能已經完成。有關奧運會之後的程式和預計日期也應該加以計畫。

我們無法預知何時共產黨領導階層會準備合作。但是很清楚的，目前在黨內是有政治改革的爭論。例如，現年八十五歲的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中國官員廣泛閱讀的雜誌《炎黃春秋》（China Chronicle）發表的文章表明了這一點。文中他警告說中國必須接受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才能避免停滯和可能的崩潰。他提出採取廣泛的措施以限制共產黨的權力，開始引進政府官員的普選，保護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注12）。如果我們不與他們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交流的話，我們無法知道新的党總書記胡錦濤和新政治局的其他成員會願意做些什麼嘗試。

一個中國民意調查專家在一次最近的公共民意調查報告中說：「十年前，人們關心的是能否得到較好的食物，像肉和菜等。但在十年穩定和經濟發展以後，人們有願望過得更好。普遍的願望是在黨代表會之後，法治系統會有緩慢穩定的進步，並且改變我們的政治體系。」他還寫到，人們表達特別希望把地方選舉擴大為更高層級政府官員的選舉。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新的選舉辦法與舊的會相當不同，並且允許公眾表達自己意願（注13）。

在中國，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國家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潛在價值，把他們做為在中國各地活動的自由堡壘。他們必須在中國文化和政治景觀中被明顯見到，成為鮮活顯著的部分。不僅要設在主要城市，而且還要設在邊遠地區、西藏和新疆，即中國的主要自治區所在的西部地區。如果腐敗的工廠經理與政府官員相互勾結，剝奪工人資產，那麼採訪這樣的工廠會給中國民眾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對濫用職權的抗爭已得到了認可。外交人員應該介入對法輪功成員的政治審判中。他們應該公開地在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公眾場合參加法輪功學員的煉功。

外交人員到局勢緊張或不安定的地區走動是必要的，包括到南北韓邊界去對北韓難民表示同情與和鼓勵。我們的外交代表機構應該不僅代表我們的政府而且應該代表我們的社會和人民自我管理的民主價值觀。大使和領事絕不能成為純粹的貿易促進者。他們不但能夠而且必須完成傳統的外交使命，同時可以促進民主的發展。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選擇適當的人員做這項工作。這些人，不論是職業外交人員還是特別任命的，需要參與民主體制的建設，同時需要準備對中國當局提出尖銳而「不客氣」的問題。這類問題包括他們系統性地踐踏民權和人權。敏銳的觀察家，如前「自由之家」主席蓓蒂．羅德（Bette Bao Lord）指出，在代表團的組成和其他關鍵問題上，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很少從中國當局得到相同的互惠。通常，共產黨對來訪的國家挑三揀四以避免批評和可能的指責，美國則極少這樣做。當這樣的障礙出現時，民主國家應該採取類似的反制和進行定期的觀察。那些障礙應該很快就會消失。在民主國家使館之內，大使需要與各部門包括情報和軍事方面的負責人一起舉辦民主協調會。在這些定期會議之後不久，這些大使們也需要在一起召開類似的例行會議。這種例行會議不應在首都舉行，而應在有大量外交人員的城市召開。在社交活動中，大使在擬定他們的客人名單時要保證不應限定他們所邀請的人員。除了通常的官員和外交官，還包括非政府的人物，包括獨立運動者、罷工領袖、私人業主、婦女、法輪功人士、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人物、釋放的勞改犯、學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應該有機會出席。民主國家的大使館應該成為自由的基地，提供不受限制的資訊。如果必要時，使館應提供避難所，大使館、領事館和其他正式辦公室應該設有網咖。經由在中國的主要城市開辦這些中心，民主國家就可在整個中國協調民間活動。這些互動除了幫助這些民主國家互相交流之外，還使他們能夠發現潛在的領導人以及可協助他們的管道。我們應該定期舉辦一個關於民主的沙龍漫談。每個星期至少一位大使在一個新的「中國民主時間」廣播節目中發表演講。該節目可經由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或其他電臺播出。這節目也應該附帶播放一些總統、總理或其他人士在訪問中國時，或在其國內非正式場合所作的演講。

喬治．布希總統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的清華大學的講話是個很好的開始。它經由中國官方的頻道向全國播出。他說：「美國的優勢在於我們的民主政治價值觀和制度。美國的生活所象徵的意義是，輔以法律的自由是不會令人生畏的。在自由的社會中，多樣性並不意味著混亂無章，辯論不等於衝突，不同政見也不是革命。自由社會信任他的公民，在他們自己和在他們的國家中尋求最美好的。」（注14）隨後的演說應該更加明確地針對中國自身。例如，布希總統錯過了時機，在清華沒有提及三百名該校學生和教職員被投入了監獄裏或勞教所，只因為他們和平地修煉法輪功。他也未抓住時機明確地指出中國也將會在幾十年內實現全面民主，因為那是他的人民想要的，而且每隔十年都會被證明一次。對於布希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來說，他們有寬裕的時間能夠為現在還不能自由表達自己願望的民眾而大聲疾呼。

關鍵的要點之一是人民解放軍職業化。一九八九年，鄧不想測試軍隊是否願意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開槍。所以在他採取行動之前，必須設法找到他認為可靠的部隊（注15）。美國需要經由與中國軍隊的接觸，提倡職業及民主的精神。軍隊應該保護人民免受外敵侵略，而不是幫政府鎮壓人民。美國要把注意力放在中下級軍官，不僅因為他們容易接受新思想，而且他們是連排級指揮官。他們更容易被強迫決定是執行還是拒絕執行對人民開槍的命令。

我們必須直接與中國的獨裁者打交道。如果有歷史軌跡可循，江澤民將設法保住他的權位直到他死去。所以胡錦濤這個預定的接班人，將會因此而不得安寧。我們一再看到中國預定接班人和其他資深領導人設法要順應情勢，作民主改革，卻受制於年邁掌權者，甚至被其所罷黜。從《朱鎔基在一九九九年》（Zhu Rongji in 1999）這本新書中可確切看到：江由於害怕中國總理朱鎔基受歡迎，從而有計畫地破壞朱的改革主張及其個人影響力（注16）。這使得在北京的美國大使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的大使就是否與江、胡和其他關鍵領導發展直接關係發生了爭論。他們之間的分歧是可以發展並加以利用的，這需要時間，而且與他們相處越傾向私人性質越好。見面的場合不僅限於辦公室，在其他地方見面也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餐桌上及運動場上等各種可能的方式都行。邀請胡錦濤再次訪問美國是加深關係的一種方式，特別是他與美國總統的關係。前往中國訪問也是另一種會面，對話的內容應包括三方面：

首先，大使和總統應該與江、胡和其他人談論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本質以及自由市場和政治體制的關係。這種體制包括獨立的商會、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政黨競爭。中國目前正面臨無數的問題：龐大而且日益增長的失業人口、數量眾多且有時演變為暴力的罷工、趨緩的經濟成長和基本上處於破產狀態的銀行和國營企業。而現代化開放的民主社會可以和平地緩衝和處理這些問題。在這個日益由智慧產品而不是純人力所推動的世界中，一個專制政權會扼殺人民的進取心。

其次，應該討論關於胡和其他領導人的個人情況。應該幫助胡瞭解：學生、法輪功和其他人是有理性的人民（大使與學生及法輪功的直接關係是影響他們可靠性的關鍵），並且在胡也是理性的情況下，應與胡合作。談話的重點是要表明越來越多的前共產黨領導人將在後共產主義社會中具有非比尋常的作用。要讓胡和其他的領導人瞭解：如果他們願意接受民主改革，就能在中國的系譜中留下正面的歷史性形象。

第三，也要讓胡瞭解，如果他拒絕的話將產生的不良後果。大使應該表明：更多的民主抗爭將是不可避免的。胡將面臨的抉擇是屠殺自己的同胞，還是展開全面的對話。對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當時鄧相信如果不使用武力，就會被軟禁或有更糟的結果。但是世界已經變化了。另一次天安門廣場事件就會導致在海牙的特別法庭受到反人類罪行的審判，就像米洛塞維奇和盧安達領導人一樣。那麼，學生和工人也許會與年輕的軍人聯合起來，把槍口對向迫害者，而不是被迫害者。根據國際刑事法庭的定義，江在他對法輪功的迫害中犯有十項以上反人類罪。更為甚者，他幾乎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所有的條款。江直接導致成千上萬中國人被非法監禁、遭受酷刑和死亡。我們不要顧慮美國前國務卿貝克有關「美國（必須）不能被認為利用情勢煽動政治動亂」的說法，相反的，我們必須說明，只有經由民主，而且公開積極的支援非暴力的民主運動，才能使中國達到政治穩定，我們指的是包括法輪功和中國的各種民運團體。我們從一九八九年的經驗知道，在中國各地的學生、知識份子和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都有一種對自由的強烈渴望並願意為此走上街頭。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末期有些工人也加入抗議的行列。近年來工人罷工的數量和規模都在不斷增加，大多是抗議工廠關閉、工廠領導腐敗以及地方黨部和政府官員同流合污。在政府內部民意調查中，貪污已超過失業問題成為人們最不滿的問題。

根據《華盛頓郵報》二○○二年三月六日報導，接近中國公安部門的消息來源指出，與貪污案件相關的動亂、兇殺及示威案件有增加的趨勢。但這些罷工還是分散的，沒有與獨立的全國性工會串聯或成為像波蘭團結工聯那樣的運動。所以必須找到辦法，使工人、精神運動成員和民運人士能串聯成全國性的運動。

在勞工階層中什麼樣的問題能引起他們共鳴？廣泛存在的貪污？失業？或是環保？只有中國人民自己能決定他們想要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但是那些熟悉其他非暴力運動的外部力量也能起到關鍵作用。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專制獨裁、全國選舉和罷免領導的問題上：一個獨裁者，面對整個國家選舉和可能反對自己領導人權力的狀況。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獨裁者是江澤民，他個人決定對中國最大的精神運動法輪功學員進行鎮壓、監禁和謀殺。胡錦濤身為可能的接班人，也要為他在西藏任職期間的恐怖鎮壓負個人責任，他們不應該隱藏在「政權」或「文化」之後不受追究。我們必須清楚地指出，他們應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畢竟他們擁有無上的權力。我們要針對他們的反人性罪行、人格缺陷及不法行為發佈一份年度報告。同時，我們應該密切注意領導層內的改革推動者，也就是潛在的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鎮壓之前被鄧小平解職的趙紫陽，以及在被江澤民箝制之前的朱鎔基都有這種傾向。對於江、胡在過渡期間的緊張關係，可以利用之處是鼓勵更加寬容的政策、鼓勵江澤民真正的退休和鼓勵最終在中國實行自由競選。(//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