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2005 年4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作客強國論壇，一個網友提出的問題是：「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王建民回答說：「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

　　兩岸的和平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我認為不應該隱瞞歷史真相，有必須回顧兩岸協商的過程及各方當時的態度，讓民眾，特別是讓那些反對臺灣獨立，時刻準備為祖國統一大業拋頭臚、灑熱血的「憤青」們清楚，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機遇」是如何被錯過的，誰在阻撓兩岸民主、和平統一。這樣，或許可以少一些戰爭的叫囂，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歷史機遇：一國兩制下的錯失
　
　　一、大陸的兩岸政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大陸的對台政策，以1978軍10月8日，鄧小平提出，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為標記。此前大陸的口號是「我們一定解放臺灣」，此後和平統一提到議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中國政府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並提出三通，兩岸結束戰爭狀態。

　　1981年，葉劍英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當時為全國人大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提出的鄧六條，開始了一國兩制、臺灣特別行政區的構想。葉、鄧分別闡述大陸對台政策，敦促兩岸進行交流，呼籲第三次國共合作，主張由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兩黨談判。但葉九條和鄭六條，設定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談判的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把「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捆綁在一起，有三個方面的內涵：1、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3、中央政府要給臺灣留出名額。臺灣方面的解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既定的條件，否則了民主統一的原則，否則了對等的原則，中央政府只給臺灣留出名額的實質是堅持一個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原則。對此，蔣經國的回應是：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二、歷史的機遇：李登輝打開兩岸談判的大門

　　八十年代，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一是國際上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小，國際生存空間受到壓擠；二是國際社會要求臺灣進行民主改革，而臺灣的專制體制，成了民主國家批評國民黨政府，進而拋棄國民黨政權的道義述說；三是島內民主運動（即黨外運動）的興起。黨外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制，在臺灣實行民主，摧生了民主進步黨。黨外運動受到島內民眾、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的支持。許信良等一些黨外運動和民進黨領導人還與大陸互動，得到暗地裏的支援或資助。

　　在外窮于應付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內承受著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運動的衝擊，處於困境中的國民黨，不可能而不敢與共產黨進行黨對黨談判。這一時期，臺灣方面在兩岸統一的問題是被動的，故蔣經國的策略是堅持三不，以拖待變。

　　進入九十年代，李登輝掌控臺灣政權後，在中國武力威脅和島內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的雙重壓力下，進行旨在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改革，實現民主憲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並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超越憲政的黨對黨談判。

　　但這個年代，存在著進行交流談判的最佳機會。

　　機會的出現，首先就是臺灣面臨經濟轉型，面臨傳統製造業必須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轉移從而提高競爭力的壓力。而經濟開放後的大陸，以沒奪農民的非權利分配，以及調整壓低農產品價格為手段，降低農業勞動的平均工資，從而為全世界工業轉移提供極為低廉且大量供應的低成本勞動力。臺灣製造業向大陸地區轉讓及此後爭占大陸市場，使臺灣社會不得不面對兩岸經貿交流和兩岸統一問題。

　　其次，九十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衝擊。由於世界主要的國家均沒有與臺灣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臺灣當局和工商企業界均強烈感覺到面對全球化時的危機，迫切需要在外交層次，對臺灣企業越來越依賴國際工商、技術、人員交流活動，提供政治、經濟、人身的安全保護，拓展生存空間。因此臺灣不得不面對或是統一，或是獨立的問題。

　　第三，當時臺灣社會、海外華人和大陸知識精英普遍有一種期待，期待以「邦聯」的形式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

　　李登輝1988年l月開始執政，4月即以通郵為起點，漸次開放雙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李登輝親任主任委員；同年底，成立名義是民間，實為官方性質的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2月23日，制訂《國家統一綱領》，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主張中國的統一，「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建議「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下，為增進兩岸人民福祉：大陸地區應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臺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建立均富社會」。

　　海基會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開始運作，與大陸進行名為民間，實為官方的兩岸談判。11月4日，派秘書長陳長文到北京，因大陸海協會未成立，與當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商談交流。可見，是李登輝開啟了兩岸交流和談判的大門，當時李登輝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大陸方面則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對應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於1992年開始兩會談判。
　　
三、九二共識：各說各的的「共識 」

　　臺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兩會第一次協商於1992年3月23日開始，在香港舉行，第一次協商的議題是：文書公證和掛號信函遺失的查詢、補償。

　　兩方雖聲稱是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談判。但第一項議題就涉及到兩岸郵件是國內郵件還是援引國家間通郵的做法，兩岸文書公證是國內文書公證還是比照國家間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做法來處理公證文書。因此，大陸提出臺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協商的前提。

　　在香港協商時，臺灣以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為由，拒絕接受和協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回到臺灣後，海基會與臺灣陸委員商議，鑒於臺灣當局已制定《國家統一統領》，主張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中國」。因此，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授權海基會：「改采機動方式主動說明《國家統一綱領》所揭示‘一個中國’之原則，並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立場」，同時要求大陸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臺灣海基會主動接受「一個中國」，並根據《國家統一綱領》，表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要求大陸也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一下子還真難為了大陸海協會，因為大陸當時乃至今日，始終沒有制訂過關於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統一的綱領性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見諸于領導人談話。此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將「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重在「原則」，而不在「一個中國」。

　　這種話語模式用於宣傳非常有效，使絕大多數人至今搞不明白「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什麼區別，以為是一回事。但用於政治談判，顯然不靈，當談判對手要求澄清「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時，只能拒絕。大陸海協會的立場就是：「海協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與大陸拒絕討論和解釋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的態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主動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其要點是：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目前之治權，則僅及于台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中華民國已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為達至此目標，開展國家統一的步伐。

　　而海協會拒絕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卻一再要求臺灣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並以此作為達成協議和繼續協商的條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 日，海協會與海基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時，提出五種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會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會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改為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並建議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此，海基會代表先後拿出八種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方案(五種書面表述方案、三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種（口頭）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基會代表稱此案為台方的底線，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並「以附件的方式，將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八個表述方案附在這封函中，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引自大陸海協會文章：《兩會商談與對話情況概述》）。這就是「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來龍。

　　此後，當大陸在1995年抨擊李登輝「一國兩府」時，臺灣陸委會主任委員蘇起首先對外透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大陸先是說「九二共識」只限於兩會事務性協商，跟著於1997年則否認存在”九二共識”，最後宣稱”九二共識”是：兩岸各自口頭承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如此反復，為2000年後，李登輝、陳水扁否認」九二共識」埋下了伏筆。，這種各說各的的共識，連存異求同都說不上，實在不配稱之為「共識」。
　　
四、理念差異：漸行漸遠

　　與兩會協商和《國家統一綱領》相呼應，李登輝於1992年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份；既而提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的現狀是「一國兩府」。馬上受到大陸官方和輿論工具的猛烈抨擊，給李登輝的邦聯建構，自由、民主、均富的統一綱領迎頭一盆冷水。

　　2005年 4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作客強國論壇，回答網友提出的問題：「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時，回答：「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

　　按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的說法，大陸對臺灣問題，對一個中國的要求有先後和高低之分。

　　大陸曾經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盟友和敵對國，不可能不知道蘇聯是十幾個共和國的聯合；不可能不清楚現在的俄羅斯聯邦也是由21個共和國、49個州、6個邊疆區組成的聯邦；當時中國支持南斯拉夫聯盟也是幾個國家、幾個政府共同組成的統一的國家。因此，把李登輝提出「一國兩府」、「一中兩國」，猛烈抨擊為「台獨」、「分裂祖國」，並報以武力威懾，顯然不是大陸「專家」、「學者」事後解說的「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麼簡單。

　　是兩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國的統一錯過了「歷史機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與「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理念衝突割裂「一個中國」。

　　把「一國兩制」與「一個中國」捆綁在一起，演繹出「一個中國的原則」，演繹的變異是反對「一國兩制」，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擴大後的變異成了，主張大陸民主化，就是反對中共的領導，就是反對「一國兩制」這一原則，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蘇東波」巨變，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當李登輝推出「一國兩府」，強調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並批評大陸不民主，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企圖建構聯幫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時，大陸海協會於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會，宣佈中止了兩岸談判。

　　當時，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是這樣聲明的：最近，李登輝和美國反華勢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費臺灣民眾的血汗錢財，斥鉅資進行溝通，以達到其以赴美進行所謂「私人訪問」的目的，公然從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李登輝在近期的講話中對祖國大陸進行惡毒攻擊、謾駡，鼓吹國家分裂，宣揚「兩個中國」。與此同時，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蓄意製造兩岸關係緊張氣氛。李登輝及臺灣當局的上述作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肆意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阻撓中國統一，激起了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極大義憤和強烈譴責。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汪辜會談已不能按原計劃進行，這完全是由臺灣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也作為中止第二次汪辜會談的理條，給人的感覺是為中止兩岸會談找個「藉口」而已。海協會單方面終止兩會協商後，大陸開始以臺灣為目標的大規模導彈演習和海陸空登陸作戰演習。臺灣的政治氣氛也隨之大變，本土意識和 「台獨」意識滋生 ，並逐漸發展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

　　然而，臺灣當局並沒有放棄，海基會分別於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動致函海協會，敦促兩岸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與此同時，提出兩岸協商結束敵對，締結和平條約的政治主張。

　　大陸方面由海協會秘書長唐樹備於1998年1月26日發表談話，預以回應，唐樹備說：臺灣方面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是不合實際的。兩會在 l992年達成的共識是：兩會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承認海峽兩岸都是一個中國就可以了，不去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這樣一個原則現在同樣適用於兩會就政治談判進行的程式性商談。在這一商談中，不必馬上談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

　　大陸海協會則於1998年2月24日復函：「我會一貫主張應進行兩岸政治談判以為真正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創造條件。我會願意接受有關方面授權，與貴會協商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事宜，並隨之著手安排重開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我會還主張，在上述協商開始前，應進一步擴大兩會交流與接觸，以加強彼此溝通。交流的具體層級和專案，我會願與貴會協商作出安排」。

　　兩會隨後於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復協商，促成辜振甫訪問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並會見大陸領導人。此次協商兩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陸否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持「九二共識」是「雙方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協商必須是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臺灣方面則提出對「九二共識」的誠信問題，堅持必須承認目前兩岸分治的現實，不能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並正式提出大陸民主化問題，強調大陸民主化是未來和平統一的關鍵。就這樣，辜振甫把「一國兩制」、「一黨專制」與「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兩種不可協調的政治理念抬上兩岸談判桌上。辜振甫先後會見陳雲林、錢其琛和江澤民，宣揚臺灣的民主經驗，強調臺灣的民主經驗可以供大陸民主化借鑒，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論。

　　1999年7月9日，即將離任的李登輝，在兩岸問題上攤牌，他與德國自由之聲記者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合法政府」與「叛亂團體」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二是堅決拒絕大陸「一國兩制」的構想，追求民主統一，以臺灣「自由、民主、均富」的經驗統一中國。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兩岸之現實就是存在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將兩岸會談稱為國與國會談。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會以「辜董事長談話稿」的書面稿寄給海協會，表示「特殊國與國關係」是臺灣方面對「九二共識」即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表述現式，「特殊關係」的說法，基本上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以提升對話的層次，進而建立民主和平機制，追求中國未來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統一的既定政策。

　　大陸海協會即時以負責人談會方式指責辜振甫：「談話稿」別有用心的將1992年兩會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這是枉費心機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協會致電海基會：貴會今日（7月30日）下午2：00來函及「談話稿」，嚴重違背了1992年貴我兩會關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會不予接收，現予退回。隨後大陸海協會又一次單方宣佈中止與臺灣海基會協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