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泥：鮮花重放又重放
【大紀元1月3日訊】第一次讀劉賓雁先生的作品時，我還是一名中學生，80年代末期，17、8歲的樣子，懵懵懂懂，哪方面都不能算是成熟的。當時我淘舊書，居然就買到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鮮花」，收有賓雁先生《本報內部消息》（含續篇）、《在橋樑工地上》以及海默的《洞簫橫吹》、楊履方的《布穀鳥又叫了》、劉紹棠的《田野落霞》與王蒙、鄧友梅、陸文夫、流沙河、公劉、宗璞、李國文、康濯等人的作品。都寫於1956、1957這兩年。後來這批人因為這幾篇東西，一致地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離開文壇若許年，到所謂的「四人幫」被「打倒」，才重見天日，不再是「毒草」，而幸運地作了「鮮花」，並起個統一、漂亮的名字，「重放的鮮花」，向整個世界開放。
可惜，其中有的人早就死於亂世，有的則變了形，被生活「改造」成了萎草，與風飄搖。能夠保持住風骨品節的劉賓雁、鄧友梅們，則孤立在國內海外，基本上都看不見他們的新作品，也就遠離在大眾視線以外，新一代人對他們更已隔膜，說明我們那些真正的精神之子，被迫打斷其傳承，一代代被接連不斷的事故打斷了，最後留在台面上風光的，便只能是些丑角、「戲子」、人中精怪。這是有特定規律可循的。
1957年，在給《本報內部消息》等作品定性時，曾有人這樣「指出」：「新聞界內右派分子劉賓雁寫的《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的確透露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消息」，「如果說《在橋樑工地上》，這種反對黨的領導的意圖還是巧妙地隱蔽著，那麼《本報內部消息》裡，這種潛伏的陰暗思想，就在一片頌揚聲中大搖大擺地走出來，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體現在現實生活的『尖銳衝突』裡了。在《本報內部消息》裡，黃佳英以『英雄』的姿態反對官僚主義，實質上是懷著濃厚的反黨情緒在和黨的整個領導相對抗。」
另有人分析《本報內部消息》裡的主要人物後也強調：「通過這些人物的刻畫，劉賓雁攻擊了黨的領導和黨的事業，宣揚了他的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由於它披著反官僚主義的外衣，不少青年都被它迷惑，受到它的毒害，有的讀者甚至以黃佳英自命，處處反抗，以無組織無紀律為勇敢，以懷疑一切為獨立思考，甚至消極墮落，嚮往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興趣，追求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拒絕黨的政治思想領導，不願進行自我改造，固而我們必須加以揭露和批判。」
劉賓雁真這麼可怕，我們黨真如此不堪「反對」和「攻擊」嗎？
動不動以「黨」的代言人自居，捧著棍子亂打一氣，結果也會有打著自己的時候，只不過我們這些可憐的小蟲，不到棍子反掃過來，就還是以為自己永遠正確，始終還站在「黨」這一邊的。
《本報內部消息》究竟反映了哪些「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呢？
黃佳英是這樣說的：報紙應該多反映社會問題、群眾要求，如果報紙不敢這麼做，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凡事都等黨中央作了決議才能上報？……黨中央怎麼可能把每件事都想到，怎麼可能就每個問題都作出決議？再說，凡事都等中央，凡事都等中央開過什麼會議以後才能上報，那就不要報紙也行……報紙不是也應該讓黨委、政府聽見群眾的聲音麼？有人害怕，好像報紙一說話，群眾就要出亂子。怕什麼？……你不說，群眾的要求還是照樣存在，迴避不了的。反過來，把問題拿到報紙上，像個朋友似的跟人家好好談談，一時解決不了的，就把情況說清楚，有什麼不好呢？」「有人想，承認我們的一些缺點、錯誤，就是承認我們黨不行了，整個黨犯了錯誤了，我們的社會不好了。不，這是兩回事。恰恰相反。不說話，把壞的說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認它合法，承認我們軟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醫生呢，我們不怕……」
在這裡，劉賓雁、黃佳英們哪有什麼「資產階級」新聞觀和社會思想，哪是在「追求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民主」——他們連邊兒都不靠！有的只是相信、甚至是迷信，迷信這個黨，把它視為「一心一意」為民盡職的，「公而忘私」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它不會犯錯誤，即使犯，也能改正錯誤。因此，這時的劉賓雁們有一種自信，自信這個黨是堅強的，能夠承受得起批評的，也是虛心的，願意瞭解「下情」的，瞭解以後，就能解決問題，並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下麵」不好，報紙不好，不讓黨瞭解，曲解了黨的心意，幫了黨的倒忙。
黨是什麼呢？
劉賓雁們肯定很難說得清。因此，這是劉賓雁那代人的局限：凡事都從好的、善良的、抽像的、概念性的願望出發，考慮問題。「資產階級」的新聞觀和自由民主觀決不如此，它們對黨、對任何政黨，都持高度警惕與懷疑的態度。認為黨不是什麼抽像的存在物，是由具體的、一個個的個人組成的，個人所能有的毛病，它都會有。
而一旦政黨和權力結合，就肯定會為所欲為。因此，自外部看，它需要督促、監督，允許自由辦報、自由辦出版社等等，這可以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從而達到督促、監督的目的；自內部看，它分出執政黨、在野黨，多黨自由競爭，定期輪流執政，以防一黨執權力這個公器，謀該黨之私利，使「公器」淪為一黨之「黨器」。
時人意識不到它的危險性，所以，1950年代的劉賓雁們，還是大大的「良民」，即使到二三十年以後，到劉賓雁再次被允許拿筆寫作，寫出《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以及《艱難的起飛》、《關東奇人傳》，「整天跟老鄉一起哭」，想著「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們」，解決村民們的吃水難等問題（此段話出自著名作家鄭義寫出了傑作《老井》，被導演吳天明改編成同名電影，1986年劉賓雁採訪吳天明的報告文學《沒有上銀幕的故事》），直至1987年初，在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被點名，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時，他仍是大大的「良民」，離「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的目的地尚遠。不過，習慣於概念思維的中國人，總是很精於發明新的概念，來把人定性，分別「階級」或「敵我」，非此即彼，非我即敵；以後的情形是，1988年初，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的賓雁先生，應邀赴美講學，因公開反對當局在89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表現，而開始長達18年的、不能回國的流亡生活。
「重放的鮮花」放而又「敗」，是曇花一現嗎，還是另有奧妙，等待它的「重放」？
但是，等待的過程有多難耐！
如今，賓雁先生耐不過，算是永遠走了。
他走的當日，我曾在朋友的網站上貼文，題目僅僅是「在橋樑工地上」，不想很快有十來個跟帖，「懷念這個本色的人」，「一個真正說了真話的人」，未見有哪個是不敬的。復旦大學一位長我不少歲數的歷史學家，還找出賓雁先生的一段回憶錄，跟在後頭。可見得尚有許多人還記得，或者保存有他的代表作，一直到我們這代七十年代出生的，跨度有半世紀之大。由此我感到了欣慰，知道它們的影響是能悄無聲息存在的。
然而幾小時後，朋友卻就刪掉了帖子，告訴我說，這樣的內容連「世紀中國」都刪，我們更得刪。
我是很理解的。並為它畢竟存活了數小時暗感慶幸。聯繫到不久前巴金老人的仙遊，造出極大聲勢，弄到幾乎無人不知的程度，我實在有話要說，而且想說真話，也曾找出舊文《讀懂巴金》，以批評巴金老人的失真，不少人也是在後面跟帖，支持我的說法。這就形成強烈的對比與反差。
哎，去的終歸要去，留的總能留住。「鮮花」們重放又重放，一個「又」，拐出來多少血與淚，包含多少明天——明天是不朽的，你就相信吧。
（2005年12月9日 ）
－－轉自《北京之春》06年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