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中國）Jiang Zemin, China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事件後，為了鞏固搖搖欲墜的共產黨政權，挽回中共的國際聲譽，繼續壓制異議人士，年邁的幕後統治者中國前任國家領導人（編注：鄧小平），需要一個強硬派上臺。他們看中了江澤民這個平庸但有經驗的黨官。江沒有為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打過仗而且沒有任何政治後臺。他上臺後瘋狂地鎮壓異議人士，同時處心積慮地保住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在二○○二年八月滿七十六歲的他，在共產黨的二○○二年代表大會上，正式讓位給年輕一代的中國領導人，這也是很早就安排計畫好的。被鄧小平指定的江的接班人是六十歲的國家副主席、工程師出身的胡錦濤。他將掌管成為權力無邊的共產黨領袖。然而江卻保留了自己關鍵性的軍委主席職位，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想像當初鄧小平一樣在幕後掌握實權。

近年來，中國的市場改革促進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威脅到共產黨強硬統治的削弱。當共產黨面臨如何加深加快市場經濟改革的關鍵決策的時候，新舊兩位領導層騎虎難下出現了分歧。

江打算試圖以加快經濟增長做為長遠計畫，但延後政治改革。他企圖以此來擺平擔心關閉大型企業和進行其他一些痛苦的經濟改革所導致廣泛的不滿。八○年代的學生激情運動早已經平息下來了，但工人和農民卻在近幾年上街舉行了上千次的示威遊行和罷工（編注：中共公安部長周永康二○○五年七月公開指出，二○○四年中國民眾抗議的次數已由十年前的一萬次猛增至七萬四千次，參與人數三百七十六萬），抗議政治腐敗和政府將中小型企業的私有化及取消終身福利所帶來的困境等社會問題。私有化已經使數百萬工人失去了工作。隨著中國加入世界經貿組織，中國政府將大幅削減關稅，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並允許更多外資進入，所有這些變化會使問題更加嚴重。

江同時也害怕進一步自由化可能會削弱共產黨對經濟的控制。七○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造就了新一代的私有企業主和個體經營者。他們越來越要求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的權利。江清楚地知道從新興中產階級中湧現出的有組織的訴求群體，是促使推翻南韓、菲律賓和其他亞洲國家獨裁統治者垮臺的中堅力量。為了集結學生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體的支援，江試圖把共產黨放在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位置上。

江沒有放鬆公開頒佈任何絕對禁止政治異議的禁令，但他也沒有改善中國人權的惡劣狀況。大多數違反人權的事件是由無法無天的地方官員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幹的，但很明顯這些政策是由江自己制定的。為了改善普通刑事和民事訴訟的公正性，中共近年開始了司法改革。然而江明顯縱容他的士兵、員警和行政官員違反人權。江個人下令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這場鎮壓致使上千人死亡，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勞教所和監獄。他應對此負直接責任。他經常發起治安「嚴打」運動，致使每年上千人被快速地非正常判處死刑。他還給予國家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廣泛足夠的權力來懲罰異己和執行命令。更有甚者，他親自制定觸角很長的政策和法律嚴格控制新聞、民間團體、宗教和政治生活。

江走了他的導師鄧小平晚年的路。一手小心地進行經濟改革，一手鎮壓異己。鄧在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後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在一九七八年後期開始試圖開放中央控制的計畫經濟。江希望他能像鄧一樣，放棄一些官方頭銜職位，但仍大權在握。

現在江似乎只想留住一個職位——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是這樣的。這個職位有很大的權力。它掌管著中國二百五十萬軍隊。分析家指出，包括胡所領導的大權在握的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或六位是江的羽翼幕僚。

許多觀察家都很吃驚江能留在他的職位上那麼長時間。一九八九年六月，他從上海市委書記職位上被鄧小平欽點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沒有親自參與天安門的大屠殺。江在上海採取與學生對話、發佈禁止抗議令等手段支援北京屠殺，而沒有動用軍隊把上海的民主運動平息下去。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江也充分證明了他強硬的一面。在一九八九年春天示威剛剛開始不久，他撤銷了自由化先鋒《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欽本立的職務，充分證明了他強硬的一面。江後來隨同鄧及其他一些黨內元老呼籲懲處那些容忍學生自由民主示威的幹部。他的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就是其中一位。從此江加入了鄧和其他一些共產黨元老的隊伍。在天安門大屠殺後僅幾周，他在中國共產黨喉舌報《人民日報》中提到：「絕不能放過對這些兇狠的敵人，絕不能有絲毫的憐憫。」江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任國家主席，但一直等到鄧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後才成為真正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江的成長受到一些西方的影響，但基本上走的是典型的共產黨官員升遷的仕途道路。在人民日報網站他的英文版自傳（編注：江澤民一直急於為自己樹碑立傳。二○○五年二月收買洋人出偽傳，並經官方鍍金宣傳。為還原真實，大紀元編輯部整理《江澤民其人》，資料巨集富，書中鮮為人知的生動故事，構成了一個完整而真實的江澤民）中提到，他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在中國東部江蘇省揚州市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他在一個美國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在那裏學會了英語，然後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學獲得工程學士本科學位。五○年代初，他在蘇聯史達林汽車廠工作之餘學習經濟。回國後，在一個工廠任工程師、廠長。在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保持低調而得以保全官位，然後被機械工業部派往羅馬尼亞。一九八○開始，他擔任過一些中央政府職位，一九八五年成為上海市長。在他的自傳中說，他精通英文、俄文、羅馬尼亞文，並且懂一點日語和法語。

江日後可能會被人認為是半個經濟改革者，但同時也留下了殘忍的獨裁者的駡名。儘管具體數目不詳，中國監獄、勞教所、拘留所關押了成千上萬的政治犯。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法庭以顛覆國家罪等罪名判處超過三十位持不同政見的中國民主黨成員，最高達十三年徒刑。

普通老百姓受到虐待更是家常便飯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二○○二年的報告，中國的勞動改造所在二○○一年初關押了大約三十一萬人。同時政府的收容所每年扣留一百萬人，其中大多是無家可歸者和一些任意扣帽為「不良的」市民。勞教所和收容所都只是行政程式，中共官員可以不經法律程式就把人關押起來。

中國每年處決數千人，比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多。許多死刑犯並沒有暴力犯罪，只是流氓結夥、偷盜糧食和牲畜、盜用公款和貪污等等。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二○○○年二月的報告，中共對犯罪嫌疑人犯、政治犯等的折磨是廣泛而系統性的、全國性的。有系統的存在於政府各個部門，從警察局到勞教所，從老百姓家裏到工作場所，甚至公共場合。

根據美國國務院國際人權報告和其他一些消息來源，中共政府要求所有宗教組織必須隸屬於由國家嚴密控制的協會。對任何拒絕接受管轄的宗教領袖和普通教民都進行嚴厲打擊。地方政府經常騷擾、罰款、拘留、毆打、迫害教會領袖和普通教民，還襲擊、關閉和搗毀地下教會、清真寺、寺廟和講習班。

據新聞報導，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法院未經審判就把上萬名法輪功修煉者送入監獄，上千名法輪功學員被毆打折磨迫害致死。同時政府也無情地把目標指向了西藏虔誠的佛教徒和新疆的回教徒，試圖以此來削弱這兩個地區的獨立運動。

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二○○一年五月報導，縱觀江氏的在位歷史，觀察家認為他似乎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即把共產黨國家過渡到一個社會國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只要不涉足政治，中國老百姓就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力與足夠的自由。報導中指出，這些觀察家們相信，江是受了所謂新獨裁權威主義智囊團的影響。他們強調民族主義和國家富強，但限制民主權力。在這方面，江沒有實現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承諾，即把中國的村莊直接選舉推廣到更高的階層。

同時，江不願推行政治改革明顯地證實他的實用主義和見風使舵的手腕，這個手腕使他保住了權力。他有一個綽號叫「風向計」，這個綽號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至少他不擇手段地保住了他的職位就充分證明這一點。電視記者華萊士（Barbara Walters）採訪他時，提到一九八九年大約一百五十座城市中，數百萬民眾在爭取民主自由大遊行後，軍隊開槍打死了幾百名示威學生時，江回答說：「這是無中生有的事。」

金正日（北韓）Kim Jong Il, North Korea

金正日或許是一個十足的不計後果的瘋子，他的國家核武計畫和彈道飛彈計畫威脅著南韓、日本、甚至美國；或者這位北韓的獨裁者是個非常精明、善於算計的人，用這些武器計畫做為籌碼向華盛頓、首爾以及東京討價還價，從而獲得援助和其他方面的讓步妥協的籌碼。他或許是一個獨居者，很少與外部世界接觸，很少在北韓以外旅行，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或者他是一個對全球事件瞭若指掌，遨遊網際網路並欣賞著好萊塢的影片的萬事通。他或許是一個古怪孤僻的妄想狂，感到深深的不安；或者他是一個狂妄傲慢並沉醉在史達林式個人崇拜中的人物，這種崇拜把他描述為天才並對他的每一個行為都加以讚美。

這些是對這個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獨裁者所描述的各種不同的形象特徵。有人把他描繪成神秘的精神病患者，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種描述都很準確。前一種觀點起因於冷戰時期，那時南韓的情報官員將金正日描繪成一個喜怒無常不穩定的花花公子。自從金正日在一九九四年繼承了父位成為北韓的最高領導人以後，他為他的個人安全問題已經困擾到十分可笑的程度，這已經足以說明他屬於神經質類型。一九九八年，一枚北韓的彈道飛彈飛越日本。這一誇張的行動使人們相信金正日是這個地區的搗蛋鬼並已構成威脅。他已經使他的東亞鄰國心驚膽顫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更為不祥的是，二○○二年，這一政權承認他違背了一九九四年的協議正在生產武器用鈾，從而製造了一個新的國際危機。

對本國人民的殘暴使金正日成為一個群體滅絕犯。北韓政府連自己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也不給，經常處決持不同意見者和被遣返回來的叛逃者，並在極端糟糕的條件下關押了幾萬名政治犯。政府的政治及經濟政策，已經使這一國家走向大規模極端嚴重的營養不良和廣泛的饑荒。自一九九五年以來，據估計北韓總共有近二百萬人被餓死。金正日本人則涉嫌參與了八○年代南韓民用飛機的爆炸案和其他的恐怖主義行動。

與此同時，曾經與金正日進行會見過的南韓和美國官員則稱他是一個幹正經事、甚至通情達理迷人而理智健全的人，他們認為可以與金正日打交道共事。在二○○○年，前南韓總統金大中與金正日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高層會晤，會晤後金大中稱金正日是「一位具有準確判斷能力的務實領導人。」

這些種甜言蜜語式的用詞或許是出自外交方面的考慮，以達到促成對話的目的。這些講話也明顯地反映了金正日本人要比人們所認為的見多識廣。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一名曾隨從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在二○○○年十月到平壤與金正日舉行會談的官員說，這位北韓領導人可以就「市場經濟、網際網路、未來的技術和經濟趨勢」舉行會談。許多資深的金正日觀察家說他們從來沒有認為這個尋常之輩就是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一名華盛頓的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北韓問題專家沃斯塔爾（Jon Wolfsthal）對《紐約時報》說：「我從來都覺得金正日不是一個神秘的、與外界隔絕的半瘋子。不論他是經由流覽網際網路或經由看電影或其他什麼途徑，這個傢伙確實與外界有些接觸。」

這位北韓獨裁者或許真的與全球的事件有一定的接觸，但他不大可能被誤認為是一名政治家。因為害怕坐飛機旅行，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乘火車橫跨俄羅斯境內荒涼的六千英哩到達莫斯科進行訪問。沿途他取消與地方官員的原訂會見。在絕密中，只在火車外做幾個短暫的逗留，其中包括走訪一個養豬場。

為了滿足他長期存在的多疑妄想，金正日乘坐的二十一節車廂的火車備有裝甲板防護，並且帶有十條可以嗅到炸彈的狗，及兩名檢測食物品嘗師。在這一列火車之前有兩輛掃雷車開道。一名隨從他的俄羅斯將軍撰文寫了一個聲明披露了金正日在食物上的奢侈。在他的沿途旅行中，他要求專用飛機隨時運來活的龍蝦和非常昂貴的法國葡萄酒。

金正日是一個電影狂，有一次他讓北韓情報人員在香港綁架了一名著名的南韓電影演員和她的丈夫，將他們帶到平壤。而其他有關金正日生活方式的傳說故事如果不是錯誤的，就是杜撰出來的。二○○○年十月，美國官員對《洛杉磯時報》說，很明顯有關金正日用年輕處女的輸血來延緩衰老以及他與瑞典金髮女郎淫樂縱酒狂歡的謠言缺乏真實性。《洛杉磯時報》補充說，一部分故事是基於南韓在進行民主過渡之前的情報來源得出的。

由於北韓史達林式的宣傳機器的報導，金正日的背景，就像他的生活方式一樣，也是含糊不清的。根據官方出版的傳記，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韓的聖山「白頭山」（Mount Paekdu）山坡上一個共產主義遊擊隊民兵居住的小棚子裏。更客觀的來源說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的一座紅軍醫院內。當時他的父親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日的軍官駐紮在那裏。

這位未來的獨裁者在平壤大學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教育，做為統治了北韓四十二年的金日成主席的兒子，金正日從具有統治地位的「朝鮮勞動黨」（Korean Workers’Party）中青雲直上，他首先被委任負責宣傳部門，然後又掌管黨的人事部門。這一部門可以根據對金日成的忠心，使官員們平步青雲步步高升，也可以使其一落千丈毀於一旦。

一九九四年，金正日在他的父親死後得到政權，使他成為世界上共產主義國家中第一位以世襲政權交接方式得到政權的人。從那以後，金正日再沒有對金日成所創立的這一專制政權做任何大的改動。叛逃者說，這一政權拘留了十五萬名政治犯。然而南韓說有二十萬之多的政治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二○○一年七月表揚了北韓，因為它將原來處以死刑的犯人由三十三名減少到五名，但指出剩下的五人中四名政治犯改判五到三十三年服役。關於北韓每年處死的政治犯，沒有準確的數目，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政治原因，北韓政府處死人數沒有確切的數目。

金正日對其貧窮人民的極端苦難表現了令人吃驚的漠不關心。儘管這個政權所導致的長期食品短缺引起大批人民死亡，很多北韓老百姓以野菜維生，但這一政權仍然在建造各種紀念碑，雕塑模範工人和士兵，或者讚美金正日本人和他父親的各種紀念碑。據報導，金正日本人正想推行一項北韓空間計畫和建設一座擁有摩天大樓的城市，而它的天際線能與中國上海相媲美。

北韓的經濟從來就沒有強盛過，自從蘇聯和東歐集團解體導致急需品供應和優惠性貿易的突然中斷，北韓的農業遭到災難性的打擊。根據美國國務院二○○一年全球人權報告，據估計，僅僅九○年代的饑荒所導致的死亡人數，估計在數十萬到兩百萬之間。另外，自從一九九五年以來，有大約三十萬北韓人逃往中國。

雖然九○年代中晚期的乾旱和水災對這個國家的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但北韓在經濟方面的不正確處理、管理混亂和對私有財產及自由企業的限制，事實上是禁止，是其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沒有一個民主的政府會允許饑荒的存在。此外，據《洛杉磯時報》在二○○○年十月報導，該地區的經濟學家說，雖然在七○年代初期，南北韓在經濟方面是相等的，但現在資本主義的南韓國內生產總值是北韓的一百倍以上。

金正日在二○○○年與南韓總統和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舉行了會談，他還在二○○一年一月對上海股票市場和工廠進行了參觀，他的這些舉動使外界猜測他正在尋求將北韓與外界的脫離中解脫出來，以促進它的經濟。為了這個目的，金正日政權在最近幾年中允許家庭在小小的私人園地耕種，並允許農民在小型市場上販賣他們的產品。另一項隱含的對過去政策失敗的承認，是在二○○二年政府開始增加工資並放鬆了對食物、房屋及其他必需品的物價控制，並以稍高的價格收購農產品。但是到了二○○三年初，似乎這些改變給人們帶來了更大的生活困難。最近南韓和日本的公司正在協助重整北韓的工廠，以便可以雇用當地工人製造產品。

金正日的上海之旅還表明他在保持嚴格的政治控制下，或許會模仿中國，對北韓的經濟進行改革。在二○○二年八月金正日還對俄羅斯的遠東城市進行了類似的參觀訪問。然而，由於嚴重的能源短缺和癱瘓的鐵路和港口設施，北韓吸引大量外資來振興那些瀕臨倒閉的工廠的能力非常有限。與鄧小平在七○年代末期在中國開始實行農業改革不同的是，金正日尚沒有對那些導致人民極度營養不良和饑荒的農業制定改革政策。不論怎樣，金正日將北韓向外資開放將破壞這一政權自力更生的國家指導哲學。首爾韓國大學的金炳國（Kim Byung Kook）教授在二○○一年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說：「我們在上海看到的是經過二十三到二十四年的努力工作，與中國領導人危險嘗試的結果，對金正日來說要想獲得成功將是困難重重。」

當前尚未出現如同中歐和東歐看到推翻共產主義統治的地下反對組織運動的跡象。很多北韓人正在努力爭取解決溫飽問題，大多數北韓人每天奮鬥的目標就是給自己找點吃的。然而，很多人非常清楚鄰近國家的生活比他們好得多。人們會從什麼樣的國家逃往共產主義中國或另一個獨裁政權呢？雖然試圖逃到其他國家面臨著危險和困難，而且一旦被遣返回國將面臨嚴重後果，仍有大量人群試圖逃離北韓。一名最近成功逃離北韓的人士估計，在二千萬北韓人中，假如能保證他們離開後安全無虞，60％的北韓人將會離開。他說這是使北韓垮臺變得不穩定的最簡單的方式。「只要六個月的時間，北韓人就會蜂擁而出，城市將變得空蕩無人。」（《紐約時報》，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正是這種大量的人口外流使得東德的共產主義政權徹底垮臺。

說到底，金正日在個人安全方面的極端強調也好，他對任何改革的拒絕實行也好，以及他試圖得到外資的援助而不讓他的國家受到外部影響也好，似乎表明他很瞭解情況且精於算計，並不是一個狂妄自大和無理智的妄想狂。金正日正是藉助使人民貧窮、饑餓並與外界隔離的政策，避免了那些南韓強硬派跨越邊界滲透到北韓境內的命運。在八○年代後期的南韓，新興而逐漸形成的中產階級，推翻了一個高壓的政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