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上世紀下半葉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知道梁實秋其人者，泰半是由於魯迅。因為魯迅一紙斥罵梁實秋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被國家教育主管當局選進了中學課本，於是梁實秋先生借魯迅之筆，搖身而變成了非人。但梁實秋自己，在魯迅過世後，仍口口聲聲稱之為「魯迅先生」，並推舉魯迅的雜感文字當代無人能及。他雖然反擊魯迅對自己的挖苦，卻承認「一個能寫好文章論戰的如魯迅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他曾說，「魯迅死前遺言『不饒恕人，也不求人饒恕。』那種態度當然也可備一格。不似魯迅那般偉大的人，便在體力不濟時和人類容易妥協。我殭臥了許多天之後，看著每個人都有人性，覺得這世界還是可留戀的。不過我在體溫脈搏都快恢復正常時，又故態復萌，眼睛裡揉不進沙子了。」語中半帶同情理解，半帶揶揄無奈（《雅捨小品‧病》）。

梁實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縣，生於北京。1915年秋考入清華學校。1919年時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他回憶說：「我那時候在清華學校讀書，學校在北京郊外，我們只能在週末進城一次。我記得第二天全體學生集合在操場上體育館前面，….上和城裡的學生不一樣，平時都是布衣一襲，但是列隊外出則頗為整齊嚴肅，高等科的學生一律著兵操軍服，中等科的學生一律著童子軍裝。我們列隊進城受到盛大歡迎。天安門前集會，被軍警包圍，拘送北大法學院，清華的同學亦在其列。以後我們逐日派隊進城參加遊行，作街頭演說鼓舞民眾抗議政府。這時候有一輛汽車駛了過來，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打，我們一湧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車玻璃，汽車狼狽而逃，我們不知道汽車裡坐的是甚麼人，我們覺得坐汽車的人大概挨打不算冤枉。….這個運動由學生掀起，是自動的，沒有人指使，也沒有人操縱，只是愛國的熱情表現。所以等到學生運動擴展而為商人罷市，由北京而及於上海，這運動的目標初步達成之後，這運動也就消歇下去了。但是影響所及，學生們醒起來了，五四運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一方面學生們的組織力加強，學生會紛紛成立。以清華的學生會而論，其組織是頗為民主的，評議會的成員由各級選舉，幹事會為執行機構分組工作。我們的學生會因為和學校當局齟齬，一連發生三次風潮，把校長三人逐出校外，其基本原因是當局的官僚作風未能因勢利導。全國其他各校也是事變迭起，秩序大亂。但是在另一方面，學生們的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對舊有的不能一律滿意，乃歡迎外來的新的思潮，諸如政治學說、經濟理論、文學、藝術的思想，紛至沓來。」栩栩如生的回憶表達了他對那一時期氣氛的憧憬。（《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在清華高等科求學期間他開始寫作。梁實秋的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週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緝《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誌。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若論及梁實秋與魯迅在一些嚴肅觀念方面的論戰，譬如，當年魯迅與梁實秋對盧梭的不同看法——魯迅讚美居多而梁實秋批評居多——，以及二人對「人性論」的觀點等諸方面爭論中，在筆者看來，梁實秋的看法其實更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他曾正面談到自己對魯迅的看法：

「….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週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裡說過的話。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洩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甚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裡即曾把『貶』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

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甚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舖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樑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梁實秋評魯迅》）

雖然魯迅曾經刻薄地咒罵過梁實秋，但是，1949年以後，在台灣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當有人把魯迅形容成赤色怪獸時，梁實秋仍有胸懷與勇氣站出來客觀地品評魯迅，他在上文中就公開說：「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魯迅）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蒐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在一個大學裡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註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燬了，….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梁的這番話，白紙黑字，有案可查，坦坦蕩蕩，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應當說是是難能可貴的。

二、

在思想傾向上，梁實秋的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素是不能迴避的。概括言之，梁實秋是在中國文學領域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代表性作家。他獲得這種聲譽當然應歸諸其寫作成就，但也應當看到，這與他的罵名是由魯迅和毛澤東所賜不無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時候，他對自己的政治傾向都並未太多著墨，該傾向只是零散地流落在自己的散文和文學批評中。關於梁對政治的態度，他自己曾有一段自白：「我對政治並無野心 ，但是對於國事不能不問，所以我辦了一個週刊，以鼓吹愛國 ，提倡民主原則 。」這方面，他像與他一起創辦新月書店，主編《新月》月刊的好友徐志摩、聞一多等人都是一樣的。他們都寧可被人稱作文學家，而不是思想家。雖然如此，但他們相互之間的個性風格還是很不相同的：聞一多的方式是詩人式的，感性的，火山爆發似的，岩漿噴湧完畢後，灰飛煙滅。而梁實秋的方式則是散文式的，理性式的，由絢爛趨於平淡，優雅從容，雋永沉鬱，幽默綿長。

在文學上，梁實秋最初崇尚浪漫主義，發表不少詩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時受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影響較深。他的代表性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1926年在《晨報副鐫》發表，他認為中國新文學存在浪漫主義混亂傾向，主張在理性指引下從普遍的人性出發進行文學創作。1930年，楊振聲邀請他到青島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幅刊《文學週刊》。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後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梁實秋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捨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梁實秋在文化立場上表現出在東西融合基礎上眷顧東方文化的特色，在民主與浪漫的時代表現出一種唯美的、貴族的傾向，他充滿了後起的焦慮，與主流文壇對抗。這種文化傾向一直延續下來了。梁實秋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廣泛影響的語境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道路發表不同的意見，他利用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義，希望重建「道」，重建摻揉了西方精華的現代中國的文化精神。

梁實秋畢生追求一種唯美而雅緻的生活品味，以至於當年梁實秋在重慶北培的書齋——雅捨的聚會上 ，常常是高朋滿座，談詩論文求道飲酒。作家謝冰心經常到場 。有一次冰心給梁實秋題詞 ，寫道 ：「一個人應該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 。我的朋友之中， 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 」 這很典型描畫出了梁實秋的某種略帶陰柔、重情重義的雅潔的文人學者形象。

後來，在大陸文革時期，梁實秋忽然在1968年11月台灣的《作品》上。看到謝冰瑩寫的《哀冰心》一文，裡面講「冰心和她的丈夫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了」。梁實秋悲情寫下《憶冰心》。1972年春天梁實秋接到凌淑華信後，才知冰心健在 。很久以後冰心看到了《憶冰心》，感慨又感動。(//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