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管得太多的全能政府反而無能
【大紀元1月27日訊】 通向和諧社會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還權於民,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近幾年每臨近新年,充斥中國媒體的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中國政府如何關心民工,細心安排「春運」工作;二是民工的生存狀態,包括民工以各種各樣、五花八門、極其無奈的方式向僱主追討欠薪──因為壓迫民工的主要是僱主,並非政府,所以媒體可以在這一題材上表現「社會關懷」。
不過,今年的「新聞」多了一項內容,即各地政府積極主動幫助民工追討欠薪。只要在互聯網上輸入「民工追討欠薪」幾字,就可以看到數萬條某地政府幫助民工追討欠薪的報導。深圳市追討欠薪成績最為輝煌,除了幫助眾多民工追討回兩億多元的欠薪之外,還將8位拖欠供貨商貨款與工人工資的無良老闆判了刑。
在中國民工處於完全無權的狀態下,政府出面幫助飽受欺凌且上告無門的民工追討欠薪自然是件好事。但筆者想的問題卻是:第一,政府是否準備將幫助民工追討欠薪作為一項政府日常工作?如果不是,那麼民工只能在政府運動式追討欠薪時暫時沐浴皇恩,運動一過,民工們再遇到被拖欠工薪之事又如何解決?
這個簡單的問題其實關係到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中國政府是繼續堅持這種「大政府、小社會」的全能政府模式,還是準備接受「小政府、大社會」模式。
大政府、小社會模式的種種弊端已經相當嚴重:政府吃財政飯的過多,官民比例已經達到1:26,中國農民負擔重,就緣於鄉鎮幹部過多;行政效率低下,這麼多官員,大多以苛剝民眾為要務,每天只聞民怨鼎沸,「擾亂政府秩序」的大規模騷亂年年只見上升,前年共發生74,000起,而今年據說上升了19%;省以下各級政府均在為債務危機發愁,目前已經將裁員的刀子揮向了事業單位。
但「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從改革開始就在設想,卻一直未踐行。原因很簡單,這個模式必須大大削減政府權力(等同於削減官員權力),還權於民。這對於習慣壟斷一切權力,將「民主」理解為「為民作主」的中國政府來說,邁開這改革步子實在難於上青天。於是「中國老百姓素質低,還未準備好實行民主政治」就成了遲遲不改革的藉口。「改革」於今已經將近28年,其結果是中國政府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裡宣佈:中國的國情不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
且不談實行民主政治的其它好處,僅以民工維權中的一項追討欠薪來談。由全能政府來包辦追討欠薪,就是一件社會代價高昂的事情。全國總工會曾於去年5月公佈過一項調查結果,截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最短的工薪拖欠時間是半年,最長的拖欠時間竟然高達6年。
調查顯示,農民工討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調查的農民工平均討薪的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則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將超過9,000元。除此之外,農民還要付出另一成本:在這段時間內,他們無法正常勞動。
由於依法維權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瑣,處理時限過長,而且付出巨額成本後薪水仍然無著落,或者處理結果不能彌補其維權過程中付出的巨額成本,所以許多農民工被迫選擇暴力手段或極端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跳樓、爬塔吊等,個別人乾脆殺害迫害他們的老闆。
而這一切,就緣於中國政府以「為民作主」的救世主自居,不肯讓中國人成立各種民間組織維護自己的權益,讓人民被迫處於一盤散沙狀態。其實,中國政府只要調整一下思路,將「為民作主」改為「讓人民自己作主」,就可以減少不少麻煩。比如,讓中國的農民自行成立組織維護自身權益,使他們從受僱那天開始,就擁有與僱主討價還價的組織平台,相信他們會比堅持「為民作主」的官僚們要做得好得多。至於民眾素質低之類托辭,純屬扯淡,因為民主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民眾完全可以在民主實踐過程中提高自己的素質。
通向和諧社會的道路其實只有一條,還權於民,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甚麼時候中國政府想通了,將攫取的民權還於人民,中國社會才有可能走向和諧。(//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