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韓流背後的力量
【大紀元1月26日訊】韓流背後的力量
從韓國製造到韓國創造
一個只有四千萬人口的彈丸小國，產生了三星電子，現代汽車，LG空調這些著名品牌，如果說還不至於讓中國人產生危機感，那它近年來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別是它對傳統文化資源的發掘，讓不少中國人至少在感情上難於接受。
比如野蠻女友這樣的現代題材，在中國風靡一時，只是有幾個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那麼大長今這樣的歷史題材劇能在中國獨領風騷，就讓人想不通了，像中國這樣有豐富歷史積澱的國家怎麼反而沒有搞出來呢？有位香港學者就評價該劇是韓國崛起於東亞的一部政治宣言書，是韓國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張文化身份證。它的目的是要與中國爭奪儒家文化主體精神的解釋權。與之相印證的是今年韓國端午節被評上了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反倒落敗。
這一現象在中國國內激起了持續的討論，業內很多人感慨為甚麼「國內的優秀影視作品就不能在韓國熱播呢。」比如以演乾隆皇帝紀曉嵐聞名的張國立更是表現出少有的耿直：「碰巧看過一集」覺得「根本不感動，只覺得憤怒」，甚至要求限制韓劇在中國的播放，理由是，「中國在歷史上曾被入侵過，但文化上卻從未被奴役過，如果我們的電視台、我們的媒體，整天只知道播放韓劇，這跟漢奸有甚麼區別？」但是光著急沒用，龍應台女士就不無揶揄地說：「我們的文化『從未被奴役過』？是嗎？那麼，沒被『奴役過』的文化，就拿出13億人的創意來和別人比吧。」這一下子點到了讓國內業者洩氣的軟肋上。文化產業背後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心，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承認，中國文化輸給韓國了，那麼中國文化產業如何能夠雄起與韓國同行一較短長，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今年各大電視節上圍繞韓國文化產業的研討會都不斷。包括政府談到如何「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都會不自覺地舉到韓國的例子。
在用拿來主義思路解讀韓國經驗時，似乎我們所宣傳的集中在韓國政府對於文化產業，如何「全面支持，大力保護，加強管理」。在這個思路指導下我國於2004年宣佈將在上海、北京、廣州、成都、大連等城市成立「國家動漫遊戲產業振興基地」，並掛牌了九家「國家動畫產業基地和動畫教學研究基地」。7月我國在上海成立的首個「國家動漫遊戲產業振興基地」，但除了搞了一個「 LOGO大徵集」，眼下還很難看出甚麼成果，又成立了「上海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也是同樣，據說是借鑒了韓國模式。在文化部的官方網站上還可以看到，借鑒韓國經驗的結果，就要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作「全局性、系統性的規劃」。
2005年年末，筆者有幸受韓國亞洲文化交流基金會邀請，對政府部門、民間組織、文藝界人士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採訪，求證了筆者對於韓流的困惑。
韓國經驗之一：大力保護本國文化產業？
很多人都知道韓國電影的配額制度，還知道著名的「光頭運動」就是以反對取消配額制度為導火索的。1998年4月，美國電影協會亞太地區副會長訪問韓國文化觀光部和產業資源部時提議：「只要韓國政府削減目前的銀幕配額制度，美方將投資約5億美元在韓國20個城市建立各有10個電影院。」政府打算接受，但韓國電影人普遍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侮辱，因此集體削髮表示抗議，導致這一提議流產。而配額制度的實質就是在文化產品國際交流中樹立貿易壁壘，來維護本土產品的市場份額。因此很多中國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文化產業之所以比不過韓國是因為政府在保護國內市場上做得不如韓國。
但韓國文藝界人士似乎並不這麼看，眾口一詞表示，保護市場對於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影響甚微，以導演《武士》被中國觀眾記住的韓國著名導演金性洙甚至說：「我們幹這行，最怕政府來保護我們，他們別管我們就OK了！」我還以為這些導演們是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結果文化觀光部文化和產業振興院的官員也表示配額制度對於保護本土文化產業意義不大，配額規定韓國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韓國影片，電視台百分之25以上的時間要留給國產片，現在韓國國產文化產品實際佔據的市場份額，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超過配額的規定，現在達到60％，韓國電影院也都願意放本國片，所以這個制度一直考慮取消，但其中規定引進產品中不能有45％以上來自一個國家，韓國人對美國感情非常複雜，特別對好萊塢文化警惕很強，所以這一條款主要是針對美國，這對於保護韓國的文化多樣性有好處，所以很多歐洲國家包括日本都對這一制度比較支持，而且配額制度可以保證院線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製作的文藝片也有播放機會，這對保護電影界的健康生態非常重要。
筆者不由想到今天的韓國文化界擺出一副保護不保護無所謂的樣子，是不因為如今闊氣了，所以才有這個自信，那麼配額制度在韓國文化產業的起步階段是不是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呢？熟料對此韓國人也不是很領情，電影振興委員會委員長的安貞淑女士介紹：「韓國在63年就有了電影配額制度，那時候對於國產電影保護做到了極至，可是並沒有起到多少積極效果。」她舉例說，那時韓國只有幾家電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當時規定只有拍四部韓國電影，才能進口一部外國電影，但這並沒有幫助韓國電影成長起來，相反電影公司變成了為完成任務好進口國外影片而拍國產電影，大批電影花國家的錢拍出來，直接拷貝就送進倉庫裡，每年利潤全靠進口國外大片。《大長今》的導演李丙勳先生介紹，那時各影院和電視台都放韓國國產片但沒人愛看，「當時我們開玩笑都說，『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韓國片了』，意思是你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畢竟大家也不能否認配額制度在韓國影視產業起步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那麼中國在這方面是否應該學習韓國呢？
中國國內不乏議論，韓國影視作品在中國長驅直入，但中國作品卻很難進入韓國，韓國市場太封閉了。當我把這種意見徵求韓國朋友意見時，他們的反映是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事實完全是相反的，在韓國影視公司眼裡，中國雖然沒有名義上的配額制度：Ｓｃｒｅｅｎ Ｑｕｏｔａ，但實際上中國對於國產影視作品的保護遠遠超過韓國，中國實際上推行的配額制度比韓國嚴格地多，中國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國院線統一放映「國產大片」和主旋律影片，這點上力度比韓國當年要大。韓國最有實力的影視製作集團之一的CJ媒體株式會社的常務副總裁Richard Shim和他負責世界各地業務的同事們對筆者不無抱怨的說：由於說不清的政策限制，韓國電影這幾年有影響力的影片很難進入中國國內院線，雖然中國人看了不少韓國片但主要是通過盜版片，他們基本上賺不了甚麼錢。負責中國業務的經理更是很無奈的說，CJ是一個大產業集團，在物流，乃至飼料加工等方面都對中國有很多投資，唯獨在媒介領域在中國很難有甚麼作為。
韓國公共電視台KBS的國際事務局長殷文基先生告訴筆者：前不久他們在KBS的黃金時間播放了中國電視連續劇《成吉思汗》，可是中國國內所有的電視台按照廣電總局的2000年的指示「各電視台黃金時段禁播境外劇」。而且KBS協助中央電視台的四套節目在韓國落地，韓國普通家庭觀眾都可以看到中央電視台，可是至今為止，一拖再拖，KBS始終不能在中國落地。他舉著些例子說明其實和中國人的印象相反，韓國的文化市場對於中國一直很開放，只是中國的作品還沒有足夠吸引韓國觀眾，反倒是中國的文化市場太過於地方保護了。我問這些有意見的韓國人：那你們怎麼不向中國政府抗議呢？一個官員嘿嘿一笑：美國都拿中國政府沒辦法，我們還能怎麼樣。
對於中國方面對於韓國文化侵略的議論，看得出韓國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緊張，但他們的說法，話裡有話讓筆者頗有些尷尬。韓國文化觀光部下屬文化&CONTENT振興院院長徐炳文說：韓國的文化產品現在銷售到柬埔寨，老撾，包括阿拉伯國家，反響都不錯，連那這些小國家都沒有擔心韓國文化侵略，中國這個亞洲最大的國家歷史文化最悠久的國家怎麼反而擔心被侵略呢？
韓國經驗之二 國家大力支持文化產業？
中國總結韓國文化產業的崛起總會提到國家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再1997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韓國從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國」的戰略。因此筆者在交流中特別想瞭解在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但是瞭解到的情況也非常出人意料。
我們採訪了音樂劇《明成皇后》的製作人尹浩鎮先生，《明成皇后》借被日本人刺殺的閔妃的遭遇講述了朝鮮半島在群雄環伺的格局下最悲慘的那段歷史，可以說是韓國這些年來最著名的舞台劇，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據說很多韓國人看此劇都會感動落淚。此劇按理說非常符合主旋律，是對青少年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可是尹浩鎮先生卻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完全是民間公司的自發行為，政府沒有給我們任何支持。」筆者追問「難道這些年來真的一點支持都沒有麼？」他想了想說：「在把我們的資料翻譯成外文好用於交流的時候，政府倒是給了些資助」但他強調「不過微乎其微。」
國內有媒體報導韓國對於優秀文化作品創作者給予重獎政策，言下之意韓國優秀作品疊出是因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據這些報導「韓國政府新設『出口獎』對每年的出口產品和單位評選出10個獎項，像電視劇、電影、音樂、漫畫、動畫、卡通形象、移動網絡等產品一旦獲「出口優秀獎」，就有獎金500萬韓元」，還有「『國務總理獎』（大獎）為最高獎項，獎金1000萬韓元，『文化觀光部長官獎』（優秀獎）獎金500萬韓元，『特別獎』獎金300萬韓元。」這些數字咋一看挺嚇人，筆者到了韓國才注意到韓元的價值，在小店吃一碗普通的拉麵都要一萬韓元，一斤牛肉要六萬韓元。這些獎勵相對於國內對「五個一工程」的支持就實在太小兒科了。
更讓筆者一開始不好理解的是韓國文藝工作者一提到政府支持就直皺眉頭，好像是多麼不光彩的事情，金性洙導演說：「我們最怕政府支持我們，我們總對政府說，求求你們別支持我們，這麼多年來我們韓國導演已經有了條件反射，一聽說政府要支持就頭大。」 他解釋在政府大力支持電影創作的軍政府年代，業界同行經常被莫明奇妙的有關部門叫去談話，甚至被捕。那時軍政府在七十年代就大力倡導發展韓國本土電影事業，有符合政府意識形態宣傳要求的重點影片，國家就大量資助，拍出片子，強制性在所有影院放映，再組織機關人員和中小學學生集體觀看。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秘書長金惠俊先生自稱「韓戰後的一代」，他回憶「那時的片子，都是歌頌軍人的，我們的軍隊代表正義，敵人都是壞人，我們的軍人個個本領超群，槍也打不死，殺死大量的敵人，非常血腥。我們小學生都張著嘴鼓掌，後來長大了才逐步認識到，那時政府想通過的電影灌輸給我們的價值觀是非常片面的，那個年代整個國家人民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簡單。」
為此不少的前輩電影工作者都對那時的審查制度習慣了，甚至主動去迎合軍政府的口味，不過這些導演到了九十年代，基本都在影視界消失了，那段經歷對他們來說恐怕也是一種恥辱。筆者這才意識到自己的提問非常不禮貌，如果對一個韓國導演說「你是不是受到政府很大支持？」就好像說他是政府的狗腿子一樣，他會非常不舒服。
韓國式的政府支持
在韓國文化觀光部和下屬機構筆者看到，韓國政府部門規模相對中國非常精簡，韓國文化觀光部，從分管範圍來說相當於中國文化部加上國家旅遊局在加上體育總局，但只有一棟遠看像是小型百貨商場的辦公樓。不像國內政府機關一樣幾乎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在韓國政府公務員大多數是在像企業一樣的辦公場所工作，頗大的場地裡，一人一張桌子，只有半人高的隔斷，大家看上去都是忙忙碌碌的樣子，筆者在晚上八點鐘看到大半人還沒有下班吃飯，都在很自覺的加班，據說韓國人都是這樣早習慣了。
但筆者還是不由疑問，既然文化產業屆的人都口口聲聲不需要政府的支持，那這些公務員整天忙忙碌碌都在幹甚麼呢？
和文化觀光部的多位官員交流後總結出他們認為比較重要的以下幾條：
第一，支持培養產業人才，政府撥款設立基金會，通過獎助學金的形式，資助優秀的青年，在文化產業成長起來，筆者在韓國著名的國立藝術綜合學校就遇到了三位中國同學，他們是受韓國政府的資助來韓國學習，電視編導，動畫製作等專業。他們感慨在國內學校裡設施很好但是捨不得給學生用，韓國藝術學校給了學生很多實踐機會。
第二，保護知識產權，他們認為只要能夠保障知識產權，就會自然使優秀的創作者受到鼓勵，所以政府在國民中大力宣傳知識產權意識，同時積極和民間組織合作打擊盜版。
第三，搭建交流平台，鼓勵中小製作公司和國際市場接軌。韓國政府官員強調政府不能直接給具體企業以支持，這樣會違背公平，也滋長腐敗。但是政府可以通過在國外積極組織會展活動，交流活動，邀請沒有實力自己主辦活動的中小企業參加，給中小企業提供舞台。
第四，推進相關立法，這一點常常引起中國人的誤解，韓國政府部門自己無權制定管理條例，而是及時反映產業情況和要求和國會溝通，爭取國會通過法規體系的完善。比如韓國產業發展院院長萬種植先生就介紹：事實上和中國國內的理解不同，多年以來韓國政界對於遊戲產業的主流意見是限制其發展，主要是出於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考慮。但因為韓國政府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所以不可能管得太死，韓國遊戲產業還是發展起來了。這樣政府就不得不客觀地看待這個產業，而不能一棒子打死，設立開發院可以把遊戲產業的聲音反映出來，在政策制定上盡量能夠達到社會效益和產業效益的雙贏。比如目前遊戲的分級制度過於瑣碎，比如規定設麼遊戲是13歲以上可以玩的，甚麼是15歲以上可以玩的，我們現在有一個提案是能否把規定訂得更鮮明一點，統一以18歲為界，定義少兒不宜的遊戲和未成年人可以玩的遊戲，他補充「當然目前國會還沒有通過」。
總的來說韓國文化產業屆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將韓國文化產業某方面的崛起歸納為政府「大力扶持，全局規劃」的結果，相反都介紹這些產業的發展和政府部門關係不大，首先有了這些產業自己的發展，才產生了相配合的政府部門。
意氣風發韓國人
在韓國提到電影產業的振興史，都不約而同的會提到99年面市的《生死諜變》這部影片，它在整個韓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上都是里程碑性的，被視作韓國電影崛起的標誌，不僅在於它在票房上打破了好萊塢不可超越的神話，更重要的第一次在韓國現代歷史上突破了文藝作品的題材禁區。與之相對應的背景是98年民主鬥士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全面推行民主化，同年從軍政府年代就設立的電影剪閱制度取消。
韓國媒介分級委員會的主席李敬順女士介紹，今天韓國的電影沒有任何題材的限制，甚麼片子都可以拍，只要由15名由社會各界賢達和家長代表組成的分級委員會界定甚麼年齡段的孩子不宜觀看就可以了，這個委員會由文化院提名，總統任命，成員不領取工資報酬，完全獨立。在此之前，韓國軍政府採取的是事先審查制度，無論是出版一本書還是拍一部電影，從選題開始就要經過政府的審查，只有政府認可的劇本才能開拍，否則就是非法，創作者會被封殺。這一制度遭到了特別是一批經過民主運動洗禮的年輕人前仆後繼的反抗。金性洙就說：「那時候我們都嚥不下這口氣，用各種機會來表達抗議，憑甚麼電影就要根據你們的口味和興趣來拍？決定韓國人民該看甚麼樣的電影，你們的水平難道就比韓國人民要高？」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的委員長安貞淑女士認為：「專制制度下，每一個人生活在政府的監督中，就必須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循規蹈矩，聽話就是美德，一點創新都不敢有，這個國家所以也根本不會有創造力。」秘書長金惠俊先生認為：「軍政府嘴上說要繁榮文化產業，但骨子裡希望人民頭腦簡單，思想單純才好，所以不會給文化工作者思考和表現的自由。」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那個年代的韓國影視作品包括小說不是歌頌軍隊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愛情題材。
對於這段歷史韓國人記憶猶新，它的終結韓國人不認為這是某些領導人開明的恩賜，而是韓國人民不懈抗爭的結果。在韓國的考察期間，筆者對於韓國人的「急性子」，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幹甚麼事都風風火火，也許是愛吃狗肉和高麗參原因，精力也分外旺盛,一天能安排七八項內容，從早上八點半一直到晚上十點連軸轉，這對於考察團裡一些中國人來說簡直成了折磨，但他們卻覺得習以為常。這種急性子也體現在推動社會進步上，在中國的語境下，好像每個韓國人都可以用「偏激」來形容，韓國從國會議員到各行各界的領袖，都有當年學生運動的骨幹。甚至政府官員在交流中都會主動告訴你：「我當年是記者，在光州事件之後被政府勒令從報社開除。」 另一個就說：「光州事變中我被政府稱作是暴徒，我還做過牢那。」那口氣好像一個比一個光榮。
筆者在首爾其間不斷看到市民上街遊行的消息，而且動輒就有衝擊政府之類的激烈的行動，一次在酒吧聊天，筆者開玩笑：「你們韓國人好像總是不滿足，推翻了軍政府，對新政府也不滿意，選出新總統，沒過兩天，還是不滿意。」文化交流基金會秘書長金良來先生很認真地告訴筆者，他認為：「這種永不滿足的態度，就是使我們韓國人成為韓國人的最重要特徵。」
也許正是這種精神帶來了韓國社會的飛速發展，就像紐約時報的評論，韓國「在幾年中完成了通常需要幾十年的社會演變過程」（Social changes that took decades elsewhere were compressed into a few years）。所以我們不用驚訝韓國的文化工作者有這樣旺盛的創造力，他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日新又日新」，他們提到一個細節很耐人尋味，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或香港，一個片子拍得好，就會拍續集或者重拍，但韓國人不會這樣，從99年以來韓國只有一個導演對自己的影片拍了續集。
文化觀光部文化產業政策司司長柳炳赫先生的話也許可以作為本文的總結：「我可以負責任地代表韓國政府在這方面的看法，首先政府不應該也沒有權利插手文化產業，所以我們不認為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中，政府的這些工作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我們相信推翻軍政府，實現民主化之後，韓國人民思想更加開放，對社會參與意識增加，榮譽感和創造力也被調動了起來，這是韓國文化崛起的根本動力。」據說已經有很多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韓國來「學習如何繁榮文化產業的經驗」，但不知道真正的韓國經驗我們能學到多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