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4日訊】最近兩年，一則名為「權金城」的巨幅廣告頻頻出現於北京街頭。雖然只是一家韓國料理的店名，但是卻是今日現實的絕妙隱喻：權力和金錢交媾的城市。它如此張揚地現身，毫無顧忌地高調，漸漸化身為一則隱喻和背景的同時，富豪自殺的集體性行為遂凸顯出來，迅速成為媒體和大眾眼中的娛樂性奇觀。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中心叢中教授表示：他們的服務對象定位在白領階層，尤其是當年「大哥大」5萬元一部的時候，手持「大哥大」站在馬路中間「喂喂」的那些人；十年前最早發家的那些人中不少人的心理健康令人擔憂。該中心每50分鐘1200元的高額收費，保證了叢中教授這一判斷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毫無疑問，第一部5萬元「大哥大」的消費，直接得益于總設計師奠定的國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貴賤，均貧富」的傳統思想資源和「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的新型社會制度遭到了無情的修正。在「蘇修」淪為可笑的歷史名詞之後，「中修」卻韜光養晦。本質被掩蓋了，名不正言也順。

20世紀9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和南巡之後，經濟戰車開始加速度前進。經濟修正主義的財富觀是：財富屬於國家，是GDP上的某一個點。這一財富觀同時又是專制國家的堅硬邏輯，從未有過更改。作為例證，私產入憲之後，富豪們反而開始了集體自殺。

經過一重修正的專制權力，天然地要求財富的歸附，或者起碼要把財富納入自己的視野之內，「無法控制的財富」是專制權力永恆的夢魘。因此，幾乎所有的富豪都被授予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榮譽稱號——代不代表，委不委託是虛的，財富的可控性才是要害所在。

對富豪們來說，所謂「原罪」的指控並不成立，因為從原始資本積累的歷史來看，它的本性恰恰就是血腥，就是鑽空子，就是投機倒把。只要不關涉政治，這反而是專制權力所樂見的——精力放在掙錢上，總能放在別的什麼地方放心吧。這同時也是「腐敗有理論」的內在邏輯。在專制語境中，財富也天然地規避政治，它惟一關心的，僅僅只是利潤，利潤，以及利潤之後的「藏富」。「藏富」是專制國家的傳統心理，同時也是財富遠離政治的雄辯證明。

可是，既然「藏」就不可控。這一死結即成為專制權力和財富的兩難。專制權力的對策就是把財富納入自己的視野；而財富在專制權力的高壓之下別無選擇，只好就範於各種榮譽稱號的光環之下，惴惴度日。財富暴露於專制權力的視野之內，就潛在地隱含著被剝奪的危險——第一部5萬元「大哥大」的擁有者們，年齡都在40—60歲上下，對專制權力的表演有著極其深刻的印象，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私產充公，一夜之間就能讓富豪變成「符號」，變成「地富反壞右」的可恥印記。出爾反爾，中國歷史特有的循環論，是他們恐懼的根源所在。哈威爾不是早就說過嗎？「一種威脅的相對價值比絕對價值有效。」（《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

被不為人知的內在的恐懼所驅趕的富豪們，「心理健康令人擔憂」就毫不足奇了。自殺就是這種不為人知的內在的恐懼的外在表現。極端地說，也惟有一死才能從榮譽稱號的光環下掙脫出來，才能使財富脫離專制權力的視野，從而才能有效地保全財富。千古艱難惟一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富豪們自殺之前的內心掙扎，有誰知曉？

由富豪自殺得出「財富不能讓人得自由，惟有真理能讓人得自由；財富不能讓人得幸福，惟有真理能讓人得幸福」（余杰）的結論，只是一種終極敍事，在專制語境下，它不僅漠視了現實，而且其內在邏輯是和專制權力一脈相通的，只不過對「真理」的界定相異罷了。
(1/24/200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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