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4日訊】1月19日，大陸官方媒體公佈了溫家寶去年底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體現了胡溫新三農政策的基本思路，觸及到了一些更實質性的問題。前兩年提出取消農業稅，對糧食生産實行直接補貼，聽起來很轟動，但農民的實惠並不大。因爲實際涉及的財政資源相當有限，一年不過數百億，而全國財政總收入早已超過兩萬億。農民一年從新政策得到的好處平均一人只有幾十元，還抵不上汽油煤炭漲價帶來的損失。

溫家寶在這次講話中提出“要下決心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別是調整國家建設資金的投向和結構，向更多地支援農村建設轉變”。這一說法不僅觸及到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這一要害問題，同時也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把更多的財政資源用於農村建設。但讀完溫家寶的講話，我不得不說，這個方針還是解決不了三農問題。

不錯，大陸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一個高度扭曲的收入分配結構，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村人口，只分享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財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實在是太不公平。因此，從表面上看，把過去對農民的多取少予轉變爲現在的少取多予，肯定不會錯。而且，國際經驗也表明，一般國家都經歷過這樣一個發展過程，起初是城市剝奪農村，等城市發展起來了，就轉向城市支援農村。溫家寶在講話中也說：“我國在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方針。”

但不知有意還是無意，胡溫和他的謀士們回避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當其他國家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發展階段，它們的城市人口已經占了多數，而中國大陸的情況則不然。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陸的城市發展，不僅建立在對農業和農民經濟剝奪的基礎上，也建立在限制農民自由的基礎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限制農民進城定居的自由。正因爲這種人爲的限制，當大陸經濟的總水平已經進入了一般國家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階段，大陸當局還不得不面對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局面。

在農村人口過多的情況下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扶持農村的方針會面臨一般國家所沒有的困難。首先是農村行政管理費用過高。大陸鄉村幹部數量過多，雖然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但也與農村人口規模過大有密切關係。大陸農村並非自治社會，而是受到政府多方面的控制，特別是計劃生育，需要有很大的強制力量，需要政府有一定的規模。

更重要的是，農村人口過多，居住分散，將會極大地提高各種公共服務的成本。尤其是目前的大陸，有錢有本事的人都進了城，農村低收入人口比重高，則鞏固能夠服務的成本問題更加嚴重。由於醫療條件差，環境惡化以及外出打工遭遇的各種風險，目前農村中老弱病殘的人口越來越多。試想一下，如果政府決定要在農村爲這些人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就需要比在城市付出更大的代價。教育服務，環境保護也都存在類似的問題。

農村存在過多窮困人口導致公共投資的效率非常低，將使財政收入轉移面臨極大困境，投少了，杯水車薪看不見效果，投多了又投不起。因此，要真正關心廣大農村貧窮人口的福祉，最符合邏輯的思路首先是讓更多的低收入農村人口能夠到城市安身立命，這本來是常識性的問題，難道大陸的決策者們會想不到嗎？

胡溫新三農政策的要害，就是想用所謂新農村建設繼續阻擋貧困農民進城。他們害怕貧困農民大量進城定居後，要求平等權利，全面挑戰大陸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威脅共產黨的統治。他們的如意算盤是，通過向農村實行大規模的財政收入轉移，改善農村的生活質量，從而減少農村貧窮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壓力。但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發現，經濟法則是不可抗拒的。在農村人口過多的條件下，工業補不起農業，城市帶不動農村。因此，一個企圖阻止農民成爲市民的新三農政策，本質上是反動的，也是不會成功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