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對蘇聯衛國戰爭的反省
【大紀元1月21日訊】2005年5月8日，美國布什總統在拉脫維亞發表講話，對二戰結束前夕美國的決策作出了沈痛反省，這是二戰後的歷任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對六十年前美國決策的反省。布什總統表示：“雅爾達協定”繼承了“慕尼黑協定”和“莫洛托夫—裏賓特洛夫條約”（蘇德友好條約）的非正義傳統，是用大國強權協定來犧牲小國的自由。所以，美國要爲當年簽署《雅爾達協定》導致歐洲的戰後分裂承擔部份責任。布什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爲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強權和犧牲自由。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
布什的反省代表了美國式基督教政治的偉大謙卑：並不因美國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而自視爲一貫正確，而是把美國的二戰決策放在更宏觀背景之下，即放在自由與奴役的世紀之戰的大視角中來檢討美國所犯的綏靖錯誤。
與此同時，在如何評價1945年5月9日這一蘇聯衛國戰爭勝利日的問題上，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波羅的海國家以及格魯吉亞、波蘭、保加利亞等國産生巨大分歧。普京的二戰觀和前蘇聯領導人如出一轍，他認爲：在抗擊法西斯的的過程中，俄國付出了比任何歐洲國家更慘烈的代價，也作出了更偉大的“解放者”貢獻。正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最終把歐洲人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不但解放了整個東歐，而且解放了中國東北。
然而，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國家卻有另一番解讀：1945年5月9日的勝利，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奴役代替另一種奴役，這些被蘇聯“解放”的國家卻從此陷入了共産暴政之下。他們認爲，現在的俄羅斯不應該用勝利日來掩飾史達林政權的侵略行動，而應該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同時反省前蘇聯的罪錯，向曾經被前蘇聯吞併和奴役的國家道歉。
其實，對史達林領導的衛國戰爭的反省，不僅是被強行納入前蘇聯帝國的那些國家，更是俄羅斯人民本身。在民主化之後的俄羅斯國內，早就開始了這種反思，俄國著名歷史學家鮑裏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所著的《二戰秘密檔案》一書（中文譯本於2005年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張鳳和夏梁豫合譯，王銘玉審譯），就是此類反省中的重量級著作。
作者通過查閱大量解密檔案得出結論說：史達林及其繼任者一直在隱瞞和歪曲二戰真相，包括蘇德的幕後交易和軍力對比，美英援助和死傷人數，編造戰爭英雄和迫害說出真相的人。
一、史達林曾想先發制人地打擊德國
作者介紹說，在蘇德戰爭開始之前1941年6月，部署在蘇德邊境的蘇聯軍事力量的規模和質量都遠遠超過德國：軍隊數量，蘇軍是德軍的1.6倍；軍事裝備的對比：坦克，蘇聯是德國4倍，其中有一半坦克的質量與德國最先進的坦克相當；大炮，蘇聯6萬門，德國4.3萬門；戰機，蘇聯1.9萬架，其中起碼有將近4千架戰鬥機的性能與當時德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M－109不相上下，而德國用於進攻蘇聯的戰機只有1830架，其中先進戰機M－109只有500架，其他的戰機則大都落伍，包括徵用芬蘭的300架和羅馬尼亞的400架老式戰機。
史達林的野心絲毫不次於希特勒，他之所以調集重兵于蘇德邊境，決不是因爲他預見到希特勒隨時可能東進，否則的話，他絕不會在德國不宣而戰時顯得手足無措，而是因爲他另有趁火打劫的盤算。他覺得希特勒在西線與法英開戰將爲蘇聯提供機會。誰都知道，兩線作戰乃兵家之大忌，何況法國、英國絕非東歐弱國，而是實力不俗的大國。按照史達林的原來估計，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線速勝，更大的可能陷於西線泥潭而無力自拔。所以，史達林一面與希特勒簽訂合謀瓜分波蘭的友好條約，一面積極備戰、囤重兵于蘇德邊境，爲的是，一旦希特勒陷入西線泥潭，蘇聯就可以借機大舉出兵，將希特勒的東歐變成史達林的東歐，然後再尋找機會佔領西歐。
基於這樣的判斷和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國並開始進攻英國後，史達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會在沒有打敗英國之前就揮師東進。爲此，1941年3月，蘇聯最高統率部制定了“西線擴張戰略計劃”，明確決定“6月12日開始進攻”德國，但由於準備不夠，只得推遲；5月15日，通過了7月開始進攻的計劃——紅軍主力在克拉科夫卡托維茲方向發動進攻，切斷德國與巴爾幹半島的聯繫，之後撲向波羅的海沿岸，包圍駐紮在波蘭的德軍。在主攻方向上，蘇聯準備投入絕對優勢的兵力，用152個師對抗德國的100個師。甚至，史達林在6月4日還決定組建紅軍波蘭師，以備佔領華沙後供閱兵之用。
然而，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希特勒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德英戰爭毫無進展的情況下，他在1941年6月22日突然發動侵蘇戰爭。所以，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毫無心理準備的史達林才顯得手足無措，足足隱居了一周後才在蘇聯媒體發表講話，進行全國戰爭動員。爲此，蘇軍當時的副總參謀長感歎到：要是進攻希特勒的時間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該多好呀！那樣就比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提前了整整十天。
二、蘇聯抹煞西方盟國的“租借法案”的巨大作用
無論在戰時還是在戰後，在蘇聯歷史文獻對二戰的記述中，都是全力貶低美英等盟國爲蘇聯提供援助的巨大作用，甚至在關於二戰時期蘇聯經濟狀況的專著裏，比如，H.A.沃茲涅先斯基所著《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戰時經濟》一書中，只談到西方的全部援助僅占蘇聯生産的4％，而且對美國的“租借法案”只字不提，完全無視美國是反法西斯盟國的兵工廠這一史實，反而把二戰期間的美國貶爲靠榨取人民血汗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
歷史事實是，“租借法案”先讓英國和中國受益，蘇德戰爭爆發後，最大的首援國便是蘇聯。1940年12月31日，美國羅斯福總統明確向國會呼籲：在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將成爲我們人民曾經期待的那種國家——民主的軍火庫”。
1，提供大量戰爭的血液——汽油。蘇聯戰時經濟的最薄弱環節是航空汽油，其次是汽車用油，特別缺乏高品質坦克用油。1941年戰爭開始前夕，蘇聯自己生産的高品質航空油只能滿足其需求的4％，從1941年8月－1945年9月，西方盟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蘇聯的航空油是蘇聯自己生産的四倍。
2，在公路運輸方面汽車，美國提供給蘇聯的汽車409，500輛，是蘇聯戰時總產量的1.5倍；提供的摩托車是蘇聯總產量的1.2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汽車的噸位大、性能優，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國還提供給蘇聯的汽車外胎共5，606，000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車的輪胎。英國也提供了103，500頓橡膠。
3，在鐵路運輸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幫助了蘇聯戰時的鐵路運輸能力。盟國提供了相當於62萬多頓的鐵軌，占蘇聯鐵軌總產量的56.5％，即蘇聯戰時鐵路上的一半鐵軌是由美國提供的。同時，美英兩國提供的蒸氣機車是蘇聯總產量的2.4倍、電氣機車是11倍，車廂是10.2倍。
4，有色金屬。美國爲蘇聯提供的有色金屬爲：優質銅387，600頓，占蘇聯總產量的82％，優質鋁256，400頓；英國提供35，400頓，加拿大提供36，300頓，三國相加共328，100頓，是蘇聯全部鋁産量的1.25倍。這些優質鋁，被蘇聯用於航空業和生産坦克發動機。
5，坦克與自動火炮。美國提供坦克7057輛和高射炮7944門，英國和加拿大5480輛，總計占蘇聯總產量的24％。
6，戰時通訊。美英提供了電話線95萬多英里，海底電纜2100英里，無線電臺5899台，雷達348部。
7，飛機。美國提供15，481架，英國3384架，總計18，865架，其中戰鬥機17，000架，占蘇聯總產量的30％。
8，先進的機床和工業設備。美國提供給蘇聯生産槍炮的特種機床和工業設備：金屬切削機床38，100台，價值6.07億美元。儘管蘇聯自己生産的工業設備超過美國提供的2.5倍，但美國提供的全是蘇聯無法生産的性能優異且造價昂貴的設備。
8，食品。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糖672，400美頓（相當於蘇聯的610，000頓），占蘇聯總產量的41.8％；肉罐頭732，595美頓（相當於蘇聯的664。600頓），占蘇聯生産的肉罐頭總量的17％；西方盟國提供的各類罐頭占蘇聯總產量的108％。
在蘇聯國內，美英盟國對蘇援助的重要作用，直到1985年才可以公開談論。例如，朱可夫當年的內部談話曾被長期隱瞞，到八十年代後期才被公開。朱可夫在談到租借法案時說：“如果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談論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能隱瞞從盟國一方獲得援助這一因素。當然，首先要提到的是從美國人那裏獲得的援助，因爲這方面英國人對我們的幫助很有限。……如果沒有美國人的火藥，我們就會處於很艱難的境地，我們不可能生産出戰爭所需的那麽多的彈藥。沒有美國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車，我們就沒辦法去運輸我們的大炮。它們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前線運輸。戰爭各個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種鋼也是由美國人提供的。”另外，1963年蘇聯安全部門監聽並錄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談話：“現在大家都說盟國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認的是美國人爲我們迅速大量生産並供應了許多物質，沒有這些物資我們就不可能組建我們的後備部隊，也不可能把戰爭繼續下去。我們沒有炸藥和火藥。沒有這些東西，步槍就沒有子彈。美國人真誠地給我們迅速生産並提供了多少鋼材啊。如果沒有美國人提供的鋼材，難道我們能很快地生産出坦克嗎？”（P180）
西方盟國提供了對衛國戰爭的勝負具有關鍵作用的戰略物資。甚至可以說，沒有“租借法案”的幫助，衛國戰爭的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索科洛夫所說：“沒有西方的援助，蘇聯不僅不可能贏得衛國戰爭，而且甚至無法抵擋德國的入侵，也不能生産足夠的武器和技術裝備，也不能保障戰爭所用的燃料和彈藥。”（P178）
三、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是不拿人當人的勝利
索科洛夫指出，在整個衛國戰爭過程中，由於史達林的決策失誤和不把人當人的殘酷，蘇聯付出的生命代價遠遠超過任何國家，包括遠遠超過希特勒讓德國人付出的生命代價。如果換成其他領導人，衛國戰爭的勝利可能不需要蘇聯人付出那麽大的生命代價。
書中列出整個二戰期間蘇德的死亡總數爲：蘇聯4344.8萬人，德國595萬人，前者是後者的9倍。其中蘇德戰爭期間兩國的人員損失數位對比如下：蘇聯死亡人數爲2640萬人，被俘人數爲630萬人，而德國死亡人數260萬人，被俘人數95萬，前者分別是後者10倍和2.4倍。
另外，蘇聯在1939年11月31日到1940年3月13日入侵芬蘭期間，短短三個半月內，蘇軍死亡人數就高達15萬多人，傷員33萬人，還有大約6千人被芬蘭俘虜。而芬蘭軍隊的死亡人數只有2萬3千5百人，被俘1千人。
作者引用了德國軍官和蘇軍指揮官的回憶都一致證實：蘇軍的損失之所以大大超過德國，就在於蘇聯主要是靠人海戰術，而人海戰術就是逼人送死。史達林發佈的命令中最常見的一句話是：“不惜一切代價！”當時蘇軍中將C.A.加裏甯曾任某方面軍司令，戰後他被判處25年徒刑，就因爲他在日記中提到：最高統率“不關心保護人力資源，所以才在個別戰役中造成了很大傷亡。”“只是爲了安撫民心，並且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把我們的損失縮小，把敵人的損失擴大。”
索科洛夫也說：在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把人當做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看法已經深入人心。……紅軍在作戰時除了以無數的生命爲代價去取得勝利外，根本就不會打仗。蘇聯的一些高級將領們也證實了這點。例如，葉廖緬科元帥就用下面的例子說明了著名的‘常勝元帥’朱可夫的‘軍事藝術’的特點：‘應當說，朱可夫的作戰藝術就是：必須要有比敵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則，她就不會著手進行戰鬥，沒有人數上的優勢，他根本就不會打仗，他如今顯赫的地位是用無數鮮血換來的。”（P30）。
所以作者認爲，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只能是“雖勝猶敗”，至多是“慘勝”。
戰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大國中，美、英兩國、甚至德國都在全力尋找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直到今天，美國人仍在頑強地尋找二戰陣亡將士的遺骸。這些國家的死傷統計都精確到個位數。但在史達林時期的蘇聯，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的尋找工作大多是敷衍了事，死傷統計只能精確到百萬位。同時，在共産極權帝國內的所有國家，凡是在戰爭中當過俘虜的人（包括中國軍隊在韓戰中的戰俘），回國後的命運大都極爲悲慘。
另據英國人軍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的《柏林：一九四五年淪陷》（2002年版，主要根據是俄羅斯檔案中一些未經公開的材料，還有德國、美國、法國和瑞典的戰爭檔案以及受害人的憶述）一書所披露的資料證實，蘇軍佔領下的德國，估計共有二百萬名德國婦女被紅軍強姦，其中許多婦女被輪奸。單在柏林，就有十三萬婦女遇害，其中有一萬人因不堪強暴而自殺。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十二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累累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索科洛夫在談到蘇聯的勝利時指出：“對於蘇聯而言。1945年的勝利——就像冷戰中的持久對峙一樣，之所以成爲可能，就是因爲國家能夠動員所有兵力和資源用於戰爭需要。就像俄羅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一樣，爲帝國的妄自尊大受到懲罰的只有人民。”（P34）
四、現在的俄羅斯也應該道歉
索科洛夫反省的最深刻之處在於：衛國戰爭的勝利變成了共産極權體制得以覆蓋東方並延續四十年的主要理由。這勝利，爲史達林的極權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義支援，也使美、英兩大國放棄自由理想而屈從於功利主義政治，在二戰後規劃世界政治版圖時對蘇聯作出了巨大讓步。凡是劃入自由版圖的國家，特別是作爲戰敗國的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在美國的幫助下，汲取了法西斯極權的慘痛教訓，在戰後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進程，並在戰後重建中獲得新生。而凡是劃歸極權版圖的國家，儘管有赫魯雪夫的反個人崇拜運動，但其低效的計劃經濟和反人性的極權政治沒有得到實質性改革。所以，在漫長的冷戰時期，以前蘇聯爲首的極權東方各國，無不付出了甚至超過二戰時期的生命、財産和尊嚴的代價。
索科洛夫指出：與蘇聯爲此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衛國戰爭的勝利就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蘇聯利用戰爭勝利而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吞併和對東歐的奴役，這個勝利更是巨大負數。他說：“對於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來說，做出這樣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再痛苦也不能回避：
“今天，半個世紀以後，各個民族應該以德國和捷克爲榜樣，忘記過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關於爲侵略戰爭時期犯下的罪過互相道歉的宣言。我們的國家當然也要有向我們道歉的人和我們要道歉的人，德國應該向我們道歉——爲他們所犯罪行，爲他們的侵略行徑，爲幾千萬犧牲的人和不計其數的損失。但我們也應該向德國道歉——爲蘇聯士兵在德國土地上犯下的罪行，爲幾百萬被從東邊土地上驅逐出境的德國人，爲運走的文化珍品（不管還給我們的珍品是多是少，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歸還所有珍品）。還應該爲自己的行爲向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道歉。但當今的俄羅斯領導人明顯地並不急於表示道歉。相反，卻極力阻擾東邊的鄰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似乎俄羅斯軍隊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條件下準備再次進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外高加索，以至於波蘭和斯洛伐克。與此同時，對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卻，而是採取寬恕和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才有助於給戰爭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找出理由。”（見《二戰秘密檔案》P11）
我以爲，這樣的另類反思，是從“成王敗寇”的戰爭思維向“人權至上”的普世思維的轉變，所反省的歷史內容及其教訓，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如何導致了二戰的世界性悲劇，而且是二戰的勝利如何導致前蘇聯共産極權帝國的擴張。事實上，在半個世紀的冷戰中，蘇聯帝國所犯下的罪行爲人類帶來的苦難，決不次於二戰悲劇。所以，這樣的反省具有極爲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唯有對普世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才能避免任何類型的極權主義悲劇——無論是法西斯極權還是共産極權。
極權制度下的任何所謂勝利——戰爭、天災和人禍——勝利都屬於獨裁者，而留給人民的只有代價和懲罰。所以，索科洛夫沈痛地指出：“願上帝保佑，我們永遠不要再取得這樣的勝利。”
2006年1月20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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