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做深入到農民經濟、思想、精神乃至信仰層面的面對面調查，是我的初衷和志願。原先，我本打算集結成爲一本書，書名就叫《中國西部貧困檔案》。具體調查的路線，是從重慶的邊境出發，深入到各區、縣、縣級市，再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勢，到四川、貴州、雲南，再到西藏、陝西等，用自己的腳步穿越中國西部大部分地區，並用“直接接觸”的調查手段來記錄狀況。這個計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相當大的財力，筆記本電腦、ＭＰ３錄音器、數碼相機、ＤＶ攝像機等器材的問題還可以慢慢解決，關鍵是行程所耗，要由我一個人來全力承擔，這需要從長計議。所以，我只能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起。做到現在，有一些全然來自具體行動的體驗，今特別在此做個小結。
迄今，我已調查過的重點，主要是殘疾人、災民、特困戶、孤寡老人，這當中也牽扯到了很多小學生和中學生。在調查上做得很仔細的地方有六處：一是明確身份和聯繫方式，有很嚴格的證件檢查程式，爲的是備檔和聯絡；二是跨越歷史，用歷史的長度來追問當下，又以當下的實際來追問歷史，力求看到一個歷史階段之內的複雜演變；三是苛刻地深入實際真相當中最具體的問題，如醫療、教育的過程、花費，如欠債的具體數額和相關債權人，如房屋的破敗、修補歷史，如現今具體的工作內容和收入狀況、開支狀況，越具體越佳；四是挖掘被調查者豐富而敏感的內心世界，把握其內在的認識和疑惑，有的問題十分殘酷，系明知不可問而問之；五是在調查之中做對話、講話乃至演講，談我自己的理念和種種實在的資訊、評論，使得這不僅屬於記者類型的事務，更是社會活動當中具有普法性、思想性推廣意義的事務；六是有調查、必發表，並發動捐助事宜——我自己首先帶頭以稿酬捐助之。
整個調查的過程，從個案來說是記錄真實和交換思想的雙重過程，從群體來說也是倡導公益和推進民權的雙重過程。這當中，我得到了許多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們的幫助：有的爲我提供調查的人或事的線索，有的爲我領路、介紹並背負調查器材，有的在種種阻撓和非議之中反復周旋，有的爲我送雨傘、留床鋪、留飯菜，有的爲我散發名片等，這些具體的幫助都使我倍受感動。我所調查的物件也非常不錯，他們這種信任感是很強烈的，而且都是竭盡全力地表達出自己想要表達的一切。即使調查完了，彼此意猶未盡，對方還會打電話或者行走相當一段路程來告訴我說掉了的內容。調查，是大腦、眼睛、耳朵、嘴巴和雙手雙腳都要用上的全面行動，在追問與被追問之間，爲的是對真相最大程度的接近。這不是在做什麽文學工作，也不是代爲行使民政部門的權力，而是實實在在地深入當代，做的是歷史性的務實工作。
事實上，在調查之前，我對很多具體的矛盾都是模糊的。多次調查之後，也並不見得比別人更爲清醒，只能說得到的材料、資訊比一般人要豐富、具體，但要真正地去總結歸納出許多規律，卻需要透過層層迷霧才能得到。我可以說，我看到了這些，知道了這些，它是多麽普遍、多麽具體，然而還是沒有解答清楚一些最致命的問題。比如：援助體系在哪里？經濟如何發展？人才流失了要怎麽辦？有了資金就什麽問題都解決了嗎？農民自身的問題是如何在長期的歷史衝擊下造成的？這裏表面的穩定又是如何達到的？當然，我可以說，援助體系幾乎沒有，那是因爲農民資訊缺乏，各級行政沒有深入具體，又常常不作爲；交通成問題，技術沒過關，教育很失敗，人才都跑得差不多了，連土地也荒了那麽多，而有的則是沒有了土地不知如何謀生，這經濟就不是他們的經濟，而是少數人的經濟；農民不斷忍耐，無力反抗，也越發冷漠，找不到出路，只能活一天算一天，走一步算一步。然而，我還是沒有解答清楚“爲什麽”，因爲“爲什麽”的底下還有許多個“爲什麽”。
顯然，我的目的不是爲了解答。把問題看得再透，竟於現狀無補，這說明連他們自己也物化了許多——沒辦法，逼的。我需要的是這些真相，不誇張也不隱瞞，用證據來說話，用反復核實和反復追問來求得最真實的狀況。時間、地點、人物、字據、證人等，這些東西我都要包括進去，而且我覺得這還遠遠不夠。我認爲，一個真正對國家、對民衆充滿強烈責任感的人，一定應有歷史性的視野，不應局限於對當下的記錄和思考。我曾經說過，這裏的貧困大致有三層涵義：一是經濟貧困；二是思想貧困；三是信仰貧困。所以，我一向堅持的，是從根本上打動民衆心靈的言行。人類至今的歷史，其實也是一個從心性到物化的過程，因利益而勾結、同盟，又因利益而鬥爭、相殘，人已找不到自己的所在，對生存沒有信心，對生活也沒有信心。真誠、善良、正義、良知、理想、容忍、悲憫等，這些人世間最美好的東西都被一個又一個無情地扼殺在了利欲熏心、勾心鬥角的世界之中。這種慘局，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
綜合起來看，西部農民在經濟上的貧窮，我認爲集中地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第一，醫療。這裏的人容易生病，大多是由於常年的勞苦。貧血、風濕是普遍的，瘤子容易長，最嚴重的是內臟上的問題，如大腦、食道、支氣管、胃、心、肺、肝、腸、腎病。大多數人的吃食很簡單，“吃肉”已是一種“享受”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存在營養不良的問題，又加之勞累過度、精神緊張，所以精神病在這裏也不鮮見。這些都是大病，而他們採取的措施大多是能拖則拖，拖得了多久就拖多久，實在拖不下去了，再到鄉村小藥店裏隨便抓點藥、打點針、輸點液，一般不會考慮到大醫院住院。即使非進大醫院不可了，他們也頂多去做檢查，而拿藥、打針、輸液還是在花費相對比較低的鄉村藥店裏。就這樣，病越拖越嚴重，拖到一定程度時，乾脆等死，讓自己的家人少些負擔。也有人在多日的焦慮之中，選擇了自殺，或者精神突然混亂，成了精神病人。這些情況太嚴重，以至於承受家庭主要負擔的人的精神也是高度緊張，有的也選擇了絕望，有的也成了精神病人，有的則是一爛到底，終日爛醉、賭博，東遊西蕩，引發出極爲嚴重的道德問題，例如對老人的孝養問題，常常鬧得十分恐怖，人的自私、霸強、歹毒都被無意識地“訓練”出來了。所以，這幾年雲南拍出來的反映“前娘狠後娘毒”、“多個兒子多把刀”的諸多山歌倫理片，頗受農民的瘋狂追逐和喜愛。
第二，教育。醫療是不定時的，一有大病就成全家後患，歷時數年也令家庭長期萎靡不振，而教育則是定時的。這裏的人由於常年外出打工或者常年在家種莊稼，因“文憑”的緣故被社會隔離、踐踏得刻骨銘心，所以對後代的寄望特別沈重。所寄望的，倒不是能上什麽中學、什麽大學，而是這孩子什麽時候才能掙得了錢？有的父母有強烈的恐懼感，他們擔心現在的獨生子女各顧各的，翅膀硬了想飛，所以又經常多出許多防範和責駡。教育的費用漲得出奇，歷年改革，改革出了一大堆只有幾十個學生乃至十幾個學生的學校，學生被集中起來的學校又離很多學生很遠，這裏的學生因此面臨住校和非住校的兩難選擇：住校，就會有住校費、伙食費；不住校，則長途跋涉，交通不便，起早摸黑，影響學業，而且危險重重。學費高只是一個方面，住校費、伙食費不便宜也只是一個方面，還有一些書本費、補課費等。教師的工資標準由政府制定，大都是統一的，這意味著對學生收取高額費用完全來自政府，因而，教育産業化屬於政府行政行爲，罪在政府。鄉村教育的艱難，不唯獨是經濟意義上的，更有思想水平、職業道德乃至治安管理意義上的，有的學校經常發生師生之間毆打體罰的情況，有的學生也經常發生群毆事件，民衆對教育是既愛又恨且怕。
第三，居住。這裏雨水多，曾發生冰雹事件，周邊地區又多次發生地質滑坡事件，有的地方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地質滑坡險情，夏天溫度高，又會有普遍的缺水現象——天災的危害在這裏是人所共知。這裏的房屋，大多是１９４９年前後３０年的房屋，現今仍有大量的草房。草房有這樣四個缺點：一是牆體不牢，泥土潤濕，容易開裂、開縫、開鑿，又易被風雨衝擊和被老鼠啃咬，洞口比較常見；二是房梁、閣板比較簡陋，因這裏産竹豐盛，用楠竹、磁竹來當作梁、板的草房很多，經受不起壓力和刮力；三是房蓋的稻草每年必換，否則就會“天窗”無數，漏雨入屋，然而換草成本也不低，一間房屋便須２００元左右才能拿得下來，平常家庭是四間或者五間，這筆開支對於他們而言已屬不小；四是天災隱患太多。即使從草房換到瓦房，多數家庭用的仍是小青瓦，而不是石棉瓦或磁磚瓦，小青瓦製作粗糙，易碎，需要經常翻撿和更換。而從草房換到平房或樓房，材料、運輸、人工、伙食、煙酒的開支乃是很大的。現在的石子、石灰、沙、水泥、火磚、玉制板等普遍漲價，做牆腳和做院壩基石的石頭也要請石匠來打，這當中也需要１０００元左右的開支。運輸也是很大的問題，這裏的“村村路”是沒有什麽問題的，但“社社路”特別成問題，大多是普通的山路，只能用馬來駝載。人工工資也漲了，過去一個小工２０元/天就開得過去的，現在起碼要２５元/天才說得過去。伙食與煙酒的開支幾乎相等，最起碼的，要一天豆花、一天肉才過得了關。這一筆一筆地算起來，修一棟占地１００平米的一樓一頂的樓房主體，加上安裝窗、門、玻璃、電線、電燈等，起碼需要３５０００元，更不要說外裝飾、內裝飾、吊頂、刷瓷粉、買家具電器、做花園了。
第四，就業。目前，這裏許多土地已經退耕還林，倘若嚴格執行政策，那麽，在規定年限之內農民有每年２４５元/畝的補助費。這樣，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就來了，而且比以往更爲嚴重，外出打工就是第一個選擇。家鄉的工資普遍很低，但也有兩個好處，一是人比較熟，二是工資扎實，不易被拖欠。外出打工則不然，年齡小的多是進廠，連初中也沒畢業的年輕人則會去搞建築，做基本的打雜、粉糊工作，手藝學起來比較慢，工資來得也慢。除了打工，其他的職業都成問題，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緣，四無經驗，做什麽事情都感到很艱難。他們幾乎自覺地接受被當地人隔離的現實，又沒有進入職業學院或成人學校進修技術的習慣和資金，所以一直都在過著一種靠慣性過生活的日子。有的遇上貴人，抓住了機會，那還好辦些。有的去學車了，花上三四千塊錢，考個駕照，幫別人開車，這種人的情況要好一點。但大多數人都過著普通的打工生活，即使是大學畢業後沒有什麽人緣的大學生也是如此。他們的就業問題，會被視爲“眼高手低”、“小事不想做，大事又做不了”。對於城市，它的管理秩序、它的生活規則，這裏的人對之依然陌生。人們普遍缺少法律感，資訊缺乏，性情浮躁而又無奈，自卑、失落、焦慮、恐慌，人在外，心在內，實在是忍辱負重。最近幾年，這裏５０歲到７０歲外出打工的人依然屢見不鮮，這不是說他們沒有機會“休閒”、“養身”（事實上，退耕還林之後他們有大把的空餘時間），而是經濟來源甚少，因生活所逼，他們也確實沒有別的辦法了。
第五，務農。這主要是個成本問題，因爲務農成本大，所以幹了等於沒幹，甚至幹了還不如不幹，那麽爲什麽他們還要繼續把農業做起來呢？是爲了吃飽飯，而不是爲了掙錢。我先說成本大的問題。做莊稼，要化學肥料，比如尿素、碳氨、複合肥，肥料價格很貴，也要種子、農藥等，還要人工、伙食。插秧、播種、耕耘、除草、施肥、收割、曬乾，這些都是務農，有的還必須請人幫忙，那是要開工資的。好不容易把糧食（稻穀、玉米、紅苕、大豆等）裝進糧倉，問題來了，你這糧食人要吃、豬要吃、狗貓雞鴨鵝都要吃，你沒有什麽剩餘，如果拿到市場上去賣，糧食價格那麽低，也賣不到什麽好價錢。你再拿去喂豬、喂家禽，豬可不僅僅要吃這些，你還得到山上割豬草、割菜給它吃，還得買飼料。它一旦生病，你要請獸醫來；它可以被拉去殺了，這時你還得請人幫你擡豬，你又得付錢。等你把賣豬的錢拿到手，你又得抽出一部分來買小豬，並且用最好的飼料來喂它。算來算去，除開成本，你什麽剩餘都沒有了，只剩下對農民很重要的東西：豬糞——用於施肥。我就調查到幾個家庭出現了豬集體死亡的事情，這種損失對他們的打擊不壓於死掉一個親人。這裏地勢陡峭、坎坷，農用機械只有電動機、抽水機才進得來，其他統統不適用。只有靠近集場的農民稍稍好些，因爲他們有條件成爲菜農，而其他大多數農民只能是耕農和民工。這些人即使把菜做好了，光是菜的運輸費用就是一筆不小的錢，沒辦法，公路沒修好，交通影響大了，再說菜的價格也不高。
第六，國家負擔。農業稅確實免除了，但農業之外的許多稅卻依然存在，有的還是國家三令五申地要予以堅決廢除的稅。舉個簡單的例子，一般的農民修房屋只知道要“批地基”，其實這個說法並不準確。準確地說，先批後建，涉及到工本費、土地管理費、耕地佔有稅和建安稅。建安稅應由持有《施工證》的工匠或建築隊繳納，但事實上在這裏很可能全村幾千人只有兩三個人持有《施工證》，農民繳費時多是四種都由自己負責。而４元/平方米的有關建築面積的建安稅，乃是必須被廢除的！以占地１００平方米的一樓一頂的樓房主體而論，那就是２００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單是建安稅就是８００元！除此以外，有的地方對於超生、土葬等的收費簡直就是亂整，一是收費數額的不合理，二是動用專政手段的野蠻。行政者並不是以真正深入的普法和思想教育爲主要手段，大多數時候他們不管不問，所在乎的僅是利益而已。在民衆心中，錢在這裏成了代表行政的唯一目的。很多貧困戶申請不到特殊救濟不說，由於政策所限的“特殊標準”太特殊，這裏真正的窮人仍然被當作沒有任何特權的普通農民來承受國家負擔。黨員、軍人是略有特權的，民衆似乎被當作更低的階級在承受著，難怪有那麽多農村青年爭取當兵入伍。我不得不承受，當兵也是一條謀生的出路，然而究其原因，我不認爲僅僅是因爲“把青春獻給軍營，把生命獻給祖國”那麽激動和宏偉。
長期調查的我，永遠沒有低估現實的嚴峻。在憤怒和失落之餘，我甚至認爲這是有人在故意導演著這些悲劇！是誰？誰在製造嚴峻的現實？那仿佛是一雙雙反復操縱的黑手，在這血淚斑斑的傷口上灑鹽。我不會放棄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不是因爲我喜歡讓大家知道這些讓你們有個談資和觀察物件的新聞，電影《驚爆內幕》中的那位製片人說：“有新聞，沒新聞，去他媽的新聞！”現在，我算是知道這句話的份量了。我曾向大家保證過：楊銀波對中國的調查，具有持久性、持續性、廣泛性和紀實性。調查就是力量！我會不斷努力下去，因而本文只是《小結》，而非《總結》。最後，我特別感謝山東省一位未留名的朋友，昨天我剛剛收到這位朋友寄來的６００元人民幣捐款，我已將該捐款轉交給了由其指定的捐助物件——８８歲高齡的孤寡老人羅太成。昨天，這裏的雨很大，是父親、堂弟跟我一路，特意把這６００元錢送過去的，這筆錢夠這位節儉的老人家用上兩年了。對此，我很欣慰，這說明我沒有白白調查一通，而是真正感動到了一些人。最近，也有一些報社的記者和基金會的朋友打來電話問候我，對於他們力所能及的關注，我也在此致以誠摯的敬意和期待。
──轉自《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