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和諧社會，豈容遊子有家不得歸
【大紀元1月2日訊】賓雁逝世的噩耗傳來，我幾乎是徹夜難眠。他擔任《人民日報》特派記者時的動人情景，總縈繞在我的眼前。他長留人間的作品，既是文學精品，又是新聞佳作，是胡趙新政時期特別引人喜愛的報告文學。
中國最得人心的作家之一
賓雁是我國最得人心的作家之一。在一九八五年選舉作家協會主席時，他的選票僅僅次於巴金，成為轟動一時的作協副主席。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罹難二十年。「文革」結束後，他調任人民日報特派記者。當時，《人民日報》面臨全面革新，正從各方面抽調優秀幹部。平反冤假錯案剛剛開始，一些受苦受難的幹部仍然受壓受氣，還沒有平反，很多地方對那些很好的幹部，仍然壓著，既不重用，又不放走，被隨意分配到一個無足輕重的工作崗位。賓雁這位曾經是才華出眾、斐聲全國的名記者，竟然被安排去做一個普通的翻譯。正好這時，被我們的副總編輯安崗這位伯樂看上了，把他調到《人民日報》。我這時還剛剛當上《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正是求才若渴的時候，我們調來了好幾位知名的作家當記者，還聘請了幾位兼職的記者，我們特別加以「特派記者」和「特約記者」的美稱。事實證明，他們當時所寫的「專訪」和報告文學，大大提高了人民日報的聲譽。那個時候的賓雁在遭受打壓二十年後正是意氣風發、大顯身手的時機。他到人民日報後發的幾篇作品受到讀者、包括從上到下各級幹部的熱烈歡迎。
事實一再證明，毛澤東社會主義的特點之一──掌握國家各種財富的各級領導幹部享有各類特權，這種特權就是貪污腐化的溫床。他們掌握這種獨霸專制的特權，不僅可以任意吞蝕國家錢財，還可以放肆地打壓那些正直的幹部。這些人也正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蓋子」，把他們所統治的小天地封閉得緊緊的，既反對經濟改革，更反對政治改革。所以，賓雁的幾篇揭發他們貪污腐敗和種種惡劣暴行的作品，特別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一時間，郵局一麻袋一麻袋的揭發申訴信件湧到編輯部。那年夏天，我到北戴河人民日報療養所休假，正好同賓雁是鄰居，等候他接見談話的讀者排成長龍，一直排到大街上，使我深受感動。深深感到我這個總編輯深入群眾、聯繫群眾的功夫，遠遠不如賓雁這樣的記者。熱愛他的人太多太多，憎恨他的人自然也是不少。在黨的一些最高層的領導人中，責怪他的人也不在少數。以党的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對劉賓雁作了一些支持和保護。我在《胡耀邦與人民日報》一文中，公佈了耀邦給賓雁的幾封信，有過比較詳細的記述。這裏我只能很簡單地說一點。可以說，這些事實材料，在中國新聞史和文學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揭露特權者以權謀私
由於賓雁一篇篇揭露特權者以權謀私和以勢欺人的報告文學中，被曝光的人和事都是真實的，在社會上就不能不形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態勢。在眾人稱快的情況下，自然也引起那些以權謀私的人和保護他們的人的恐慌和憎恨。於是那些慣於使用權術的人，在不敢正面反對的情況下，只好挑出一些所謂「具體事實有出入」來挑戰和反對。最先，是一頂一頂的「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以後是一件一件「虛假報導」的具體指責。一時間，指責賓雁文章這點錯了、那點不實的告狀信紛紛送到中央。中紀委和中宣部也曾為此作過一些核查，結果證明：賓雁所揭發的最主要的事實，基本上是真實可靠的，當然也有一些很次要的出入。但應該說明，在我們這個混淆是非、巧手掩蓋真象的政治體制下，有些事實要完全弄得清清楚楚，也不是一個調查組所能辦到的。所以一些中央機關對於一些次要的事實，或者更深一層的真象，一時也很難說一個「是」或者「非」。所以，中央領導同志有時也感到，那些以假亂真的鬼把戲，實在有些煩人。有一次，耀邦對我說：是不是讓賓雁不去寫那些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索性去寫可以虛擬的小說吧！勸他不要當記者，還是去當作家，不是可以減少一些麻煩嗎？
老實說，我當時也曾經有過動搖。所以我把耀邦這番好意轉告賓雁，也勸過他是不是到文聯去當作家。賓雁很慎重地考慮了這個意見。他最後很堅定地告訴我，他不願意離開報社。因為做記者，比做文學家可以更迅速更深刻地瞭解現實，記者有一些比較方便的採訪條件。報告文學所揭發的惡人醜事，在一定意義上說，影響更大。作為一個報社的總編輯，我的確也捨不得這樣一位衝鋒陷陣的闖將，在胡趙新政披荊斬棘的開創時期，報紙也少不了這種真刀真槍的文章。
老實說，當時我實在十分賞識像賓雁這樣的優秀記者。我認為他具備了一個優秀記者應有的可貴品質和才幹，概括說來：一、他有一顆赤熱的心，善於尋找人們最關心的題材；二、他那樣廣泛地深入群眾，深為受難者的痛苦和渴望所感動，使他很自然地成為群眾最貼心的朋友；三、他千方百計地接近他採訪的物件，不管條件多麼困難，多麼辛苦，他不得到最寶貴最可靠的材料決不罷手；四、他善於運用他所採訪的材料，結合他自己從中得到的新啟發，寫出既有實實在在的材料、又有時代氣息的新思想的激動人心的作品；五、他本人就是一個「第二種忠誠」式的典型人物，那樣敢作敢為。他曾經受到的挫折、打擊和迫害，磨煉了他的赤膽忠心，培養他把困難一個一個排除、越戰越強的品質。
所以我並沒有催他離開記者崗位。但是我又十分關心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我以為如果把這個關鍵性的問題解決得好，對於發揮記者和作家的作用，提高報紙的聲譽和質量都有很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對比了小說和報告文學的特點作了一點研究，對此，我同賓雁進行過一次比較深入的討論，我們對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在同他長談以後，我還專門寫了一篇《一個新聞工作者談報告文學》的專稿，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的《報告文學》雜誌上發表。
這說明，賓雁同志和報社對於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問題，都是十分嚴肅認真的。我們之所以那樣大膽地刊登報告文學，並不是一時的衝動和輕率地冒險。今天紀念賓雁，特別提到這一點，我以為是十分重要的。賓雁所寫的報告文學之可貴，從這裏可以比較充分地體現出來。
「第二種忠誠」式典型人物不久，他發表了一篇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報導的兩位元主人翁，一個是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的教師陳世忠，一個是上海海運學院圖書館的管理員倪育賢，兩人都受到很大冤屈和很大的折磨。他們寫了幾次信給賓雁，賓雁也專門去為他們的事做過幾次實地採訪。賓雁認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敢於直言，敢冒風險。
多年來，我們一直宣傳「對黨忠誠」，學雷鋒就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但賓雁從很多具體材料中證明，過往長期宣傳的「對黨忠誠」，只是其中的一種，賓雁把它稱為「第一種忠誠」，他這樣加以概述：
「忠誠，像美麗一樣，也有不同的品種。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懷有這種忠誠的人，本人在個人利益上也須做出或大或小的犧牲，但比較安全，順當，一般不致招災惹禍，由於在上級眼裏可愛，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種忠誠像陳世忠、倪育賢身體力行的這種，就不大招人喜歡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還要付出人身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
賓雁多年所探索尋找的「第二種忠誠」，他在陳、倪兩人身上發現了而且體現得更具體。對於這個「第二種忠誠」，賓雁概括為：「他能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頭腦去敏銳地感知周圍世界；他敢於提出經過獨立思考的意見，而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對於錯誤的損害人民利益的現象，他敢於挺身而出去干預，去鬥爭，而不計個人的利害與安危。」
賓雁對陳、倪兩人的遭遇的報導，就突出了這「第二種忠誠」。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段文字，是引用「文革」初期陳世忠在重刑犯獄中給毛主席寫的一封名為《諫黨》的信，陳在信中寫道：
「……我認為中央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央至今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這是使我憂心忡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否則我就不成其為党的親人啦。
「造成這一錯誤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你老人家實質上並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點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施加殘酷打擊。……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你把自己關進紅色保險箱，以為自己絕對不會犯錯誤！但是一切錯誤中最可怕的莫過於自己以為永遠不會犯錯誤。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是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一九五七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請你暫息雷霆之怒。……根據這些年事態的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願我的預言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果如此，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這是「文革」初期寫的，出自一個重刑囚犯的筆下，真是「駭人聽聞」。賓雁公佈這封信時是一九八五年。這是多麼感人至深的《諫黨》信啊！我看時是很激動的。劉賓雁這篇文章登出以後，得到各界讀者的熱烈歡迎。文章是由文藝刊物《開拓》創刊號刊登的，但是《人民日報》卻不敢登、也不敢轉載自己記者的文章。我們預感到這篇文章一定惹禍。後來它果然掀起了一場很大的衝擊波，中央最高層也有人出來對劉加以嚴厲的指責。
萬里晴空，紫陽高照
對此事我長話短說。到了這年的九月以後，政局又陰轉晴了。七月在軟科學發展座談會上，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長篇發言，重新提出一九八一年中央提出的「建設一個有高度民主的新中國」的精神，強調決策要科學化民主化，而且提出：「政治決策問題，人民群眾也可以參加討論」。萬里同志的講話還沒有公開發表，社會上就已經傳開了。參加了會議的同志對劉賓雁講，說萬里在講話中離開講話稿說了這樣一段話：
「劉賓雁的文章《第二種忠誠》我最初沒有看，聽說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找來看了。我看很好嘛，我們就是需要第二種忠誠嘛！」當賓雁正在狐疑的時候，幾天以後，萬里約請賓雁去談話。賓雁告訴我，萬里見他的第一句就說：「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第二種忠誠》。一個黨，一旦聽不得不同意見，它就完了，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或者社會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都一樣，只要聽不得批評，就必定要垮臺。」還說：「我們中國現在是聰明人和奴才太多而傻子太少了。很少人敢於直言是危險的。」萬里還談到，中共領導集團裏，像魯迅那樣有文化素養的人太少了。在「文革」被監禁以後，他說：「我心中又一次發生感慨：這個黨是如此重視意識形態，但建黨六十年，現在竟找不到一個真正懂文化的人來作主管宣傳的書記！」萬里為鄧拓、吳??遭到毛主席那樣殘酷的打擊，很是不平。
分別時，萬里把他在軟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稿交給賓雁，托他轉交給報社社長，希望《人民日報》刊登。《人民日報》很快就全文發表了。
萬裏的講話真是頓時晴空萬里！他力主農村改革，幾個中央農村工作的第一號檔，就是在他領導下發出來的，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是這樣解體的。「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話，就是這樣來的。中國農村改革的振興，使整個中國經濟一下就活了。萬里這一講話的威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經他這一說，加在賓雁頭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下子就飛走了。現在想起來，還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萬里的講話轉眼過去二十年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萬里晴空、紫陽高照的時期畢竟太短了。呼喚「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又憾然辭世了。可歎！
中國共產黨早就垮了
聽說賓雁在罹患絕症後，曾數次提出返回祖國的要求，竟然統統遭到拒絕！我忍不住拍案怒問：和諧社會，豈容遊子有家不得歸？人民連起碼的權利都得不到尊重，談得上和諧社會嗎？
如果有人問：萬里同志的警鐘已經敲響了二十年了，中國共產黨不是還沒有垮臺嗎？我說，早已經垮了，那個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早就垮了。在「文革」時已經垮過一次了。「文革」後，是包括萬里同志在內的一大批堅決為中國人民自由民主而奮鬥的一代領導人，把這個黨從垂死的邊緣又挽救過來了。可惜，在萬里的警鐘敲響後四年，當鄧小平等人領導的「六四慘案」終於扼殺了胡趙十年新政，這個曾經為人民的自由民主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垮了。現在的中共早已不是八十四年前那個陳獨秀所創立的共產黨，它已完全蛻變為獨裁專制的利益集團了。這就是鐵的事實，是用億萬人民的血淚和生命澆鑄成的歷史。和諧社會是在維護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由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參予建設起來的，單靠一些好的言詞和空的口號是裝飾不起來的。
賓雁老友，你生不得回歸家園，但是你的作品，你的靈魂，將與生你、養你、愛你、恨你的故國同生共存，直到永遠！
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原載《爭鳴》2006年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