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大學或者說高等學校總有一些普世公認的基本准則，比如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這早已是常識。在中國歷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這些准則也已成為傳統，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試圖推行黨化教育，將權力的意志滲透到高校的圍牆內，許多國立大學校長也竭盡所能進行了抵制，小心而堅定地守護著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那些傳統。哪怕外邊是連天的硝煙，外強的鐵蹄，內戰的炮火，此起伏的學潮，都未能動搖他們的信念。在他們看來，大學校長不是官員，至少也有別于一般的行政官員，校長之下，行政后勤人員，一是數量并不龐大；二是不可能凌駕在教授之上，干預教學、學術事務；三是他們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時的高校還是奉行“學本位”，以學術為本，以教學為本，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員乃至校長都是為 “學本位”服務的。當然，他們在人格上沒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陽底下，他們和教授有著一樣的尊嚴，只是扮演的職業角色不同而已，如果專業上有造詣，他們一樣可以成為教授，走到教學和科研的第一線。

1949年無情地改變了一切，昔日北洋軍閥、國民黨都未能撼動的這一傳統的鏈條被冷酷的無所不用其极的暴力砸斷了，高校從此不再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成為“普天之下， 莫非黨土”中的一個個行政單位，“官本位”全面取代了“學本位”，在行政官員領導的后面，還有更集中、更不可一世的黨領導，校長如果不是兼任“党委書記”在高校也是沒有多大發言權的，充其量只是個媳婦罷了，頭上還有一個黨委的婆婆。這樣的格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無論中間有多少起伏、跌宕、曲折，大体上沒有什么改變。

今天當世人發現“官本位”意識正在侵蝕高校，導致學術精神淪喪，各類腐敗叢生，回首前塵，我們畢竟還有過一個“學本位”的時代，那是連日本人的刺刀也削不掉的光華。

2005年歲末，《新華每日電訊》刊出的專稿《高校“官本位”：中國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触及了當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記者調查，目前“官本位”意識已滲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學、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資格的認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員主導。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對科學与學術的敬畏和虔誠，剩下的只是對“行政權威”的仰視、順從和無奈。連一些學有所成的學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誘惑，放下學術的身段競聘系主任、所長、校長等行政職務。一位參与過國家863科技項目的資深教授，先后參加后勤處處長、保衛處副處長的競聘，兩次落選，“只好很失落地繼續做教授。”

面對“官本位”對高校的侵蝕，記者發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嘆。雖然他在下筆之時那么小心翼翼：“近年來部分高校出現行政化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識在增強。”但我們知道行政化傾向既不是近年才開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現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來，或者說是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來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識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滲透到了大多數人的靈魂深處。既然院校被定為部級、副部、廳級，校長甚至教授也按局、廳、部等不同行政級別來排列，“官本位”意識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識的全面攻勢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轉而對當官趨之若騖，究其原因無非也想分一杯羹。趨利避害是人類的動物性本能，大多數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無可厚非，值得譴責的是以“官本位”為運行法則的高校体制和整個社會体制。首都師范大學一位教師說得很清楚：“當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資源，包括學科建設資金、研究經費、教學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靜靜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專心做學問的學者，在學術資源占用和待遇上會遠不如那些當官的同行。為此，不少教師對教書育人已徹底失去了興趣，他們或以‘學問’作為叩開仕途的敲門磚，或干脆弄虛作假以取得‘成’。”

另有一位教師更是概括說：“目前，高校体制的一個重大的矛盾就是，越來越多涌進高校的資源和落后的資源配置体系之間的矛盾，而行政主導的方式無疑是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遙想60年前，1946年1月29日，西南聯大，那還是“學本位”占了上風、教授們意气風發之時，為研究生王遙畢業論文初試一事，聞一多寫信給梅貽琦和教務長潘光旦，將有關事項開列在信上，包括要“文書科辦通知”，“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請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貽琦就作了批复，只有兩個字：“照辦”。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來，儼然老爺的“文書科”、“事務組”竟然都能勤勤懇懇地為教學、為教授服務，校長對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難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當年這只是平常不過的小事，早已形成慣例。

一切“以官為本”的“官本位”意識，乃是皇權社會的余孽，是与文明社會相背离的陳腐意識，從“官本位”回到“學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無疑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雖然今天听起來還是那么遙遠，那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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