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今天我和草庵兄來談談香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過去我們談香港問題的次數不多，現在香港問題，尤其是政治改革方案問題相當突出，引人注目。

草庵：12 月4日，由香港5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陣，及20多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發起的爭取普選，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游行。有25万名香港市民參加反對港府提出的政制方案大游行。在游行前數周，香港特首曾蔭權和香港泛民主派立法會委員溝通，傳達北京政府的指示，希望香港泛民主派議員不要發動游行；曾蔭權同時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希望泛民主派議員支持政改方案。結果是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被泛民主派議員們接受。

伍凡：香港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拒絕曾蔭權的政革方案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曾蔭權的政改方案不符合香港選民的2個要求 —– 第一，香港居民要求普選香港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第二，制定普選日期。這2個要求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現任香港特首是由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而800人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是由社會的各界人士中產生，絕大多數由中央政府駐港辦事處在幕后操作產生，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現任香港立法會60名委員只有一半，即30名立法會委員是經過全港居民分區選舉產生，另一半30名是由中聯辦挑選，由特首政府指定委任的。這樣一來，立法會民意代表性就只有一半了。這种“鳥籠式”的選舉辦法的缺陷是非常明顯，因此《香港基本法》有規定，如果對2007年之后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會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草庵：根据《香港基本法》規定，如果對 2007年之后的特首和立法會委員的選舉法要修改，需經過三級程序：現有立法局委員2/3多數通過；特首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因此，由香港立法會中泛民主派號召与推動，在2年前，2003年7月1日反對“基本法23條”，有100万香港居民上街游行。在2004年7月1日有50万人游行，提出在 2007年普選香港特首，在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當時的特首董建華面對如此巨大的抗議示威，無法處理，只好請求北京出面處理，由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禁止香港民提出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這樣一來，中共政權自己破坏了“港人治港”的原則。

伍凡：為了回應香港居民的要求，曾蔭權于10月19日公布《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在這個報告書中提出以1,600人特首選舉委員會，70席立法會委員，半數普選，沒有提出特首和全體立法會委員普選日期。今年12月3日有25万香港居民再次上街游行，要求普選和規定普選日期。香港立法會議員12月21日表決政改方案內的行政長官產生方法，在34票贊成，24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下，議案未能夠獲得通過。曾蔭權沒有得到北京的肯首之前，在政改方面，他是無能為力的，既使擴大了的“鳥籠政改”也是北京最后确定的。現在政改球又踢回北京。

草庵：立法會阻止了曾蔭權的《政改報告書》不久，曾蔭權北上京城述職，中共高層几乎全部出動，在中南海共同歡迎曾蔭權到訪而公開亮相的包括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副主席曾慶紅、國務委員唐家璇以及港澳辦主任廖暉等，顯示北京刻意強調曾蔭權仍然獲得中央一致的支持，并沒有因為政制改革方案遭否決，而受到影響。胡錦濤的講話只是重申中央“對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并將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沒有公開批評香港泛民主派。12月6日中共在汕尾開槍，對香港居民中的潮汕藉居民必定有影響。香港華人資本財團首富者大都是潮洲人，中共對香港問題必定要謹慎小心。看來胡錦濤對香港問題是耐住心，在等待時机。

伍凡：第二天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溫家寶說：“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究竟是甚么呢？溫家寶對香港問題的說法与溫家寶不一樣。看來，北京對曾蔭權的態度与對董建華的態度很大的不同。為什么？我們不妨從經濟、金融、政治和國際關系上來分析。

草庵：我先從金融角度來分析。至少北京己經看到香港仍然是一只會生金雞旦的老母雞。

現在胡溫統治下的政權貌似強大，但實際上非常虛弱，己走到了內外交困的地步。中國股市連年下挫，一蹶不振，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己經崩盤，上海指證數跌近 1,000點，難以上升。在美國上市的70多家中國大陸企業，竟有90%以上變成垃圾股。据今年第二季度統計，股价在3美元以上公司只有7家，而在3美元以下的公司竟有50家。可見，中國公司在國內外股市都沏底失敗了。相反，香港股市在世界股市中排名第7，(排名序列：紐約、東京、倫敦、多倫多、法蘭克福和馬德里)。胡溫政權突然發現，香港才真正是中國最有价值的金融中心，期望由香港來挽救中國大陸股市，挽救中國金融市場。香港股市的堅挺是和曾蔭權分不開的，曾蔭權曾在董建華的香港特區政府內任財政司司長，指揮金融系繞安然渡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另外，從各個城市的GDP來看，香港是全國城市中首位，是上海的 1.7倍，人均產值約24,000美元。可見香港是中國按人口計算第一大的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之外，曾蔭權与西方大國的政經人士有廣泛的關系，北京現在需要曾蔭權這張牌。

伍凡：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香港回歸中國巳8年半了，盡管有香港《基本法》為依据，北京也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號，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己變成了“京人治港”了，北京阻止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普選全體立法會委員的要求。雖然香港對中共政權而言是一只會生金旦的老母雞，北京可以在香港股市獲得大批資金，緩解金融問題，但是中共一直害怕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基地”，善怕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影響到大陸，更害怕中國大陸發生“顏色革命”。同樣害怕，如果香港普選出的特首不是中共政權能接受的泛民主派人物，怎么辦？這就是胡溫政權一再壓制香港居民的普選要求的原因，多次強調政治改革要漸進。很顯然，胡溫政權是在采取拖延策略，等待局勢的變化。溫家寶很清楚，“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在我看來，深層次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3個方面：第一是政治改革中的普選和普選日期；第二是香港的政治體制長期以來是“行政主導”，立法會僅是陪襯，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不能充分表達民意和制衡政府；第三個矛盾是中共政權和香港政府過分依賴香港大資本財團，照顧大資本家財團，損害了香港居民利益。這些深層矛盾不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香港居民的反抗是不會停止的。深層次的矛盾在在經濟結构上來講，香港現在是亞洲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物流中心、和國際會議中心，正受到周邊地區的挑戰，如果這樣的結构不改變轉型，香港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前景不樂觀。

草庵：從國際關系角度來看，香港是個非常特殊的地區。香港既是中國的大城市，受中共政權的管制，但它又是一個國際都市，北京和上海都沒有香港的特殊條件。香港獨立加入WTO組織，是亞太經濟組織非正式領袖會議成員 (APEC)，世衛組織(WHO)成員，以及許多國際組織成員。美國航空母艦戰斗群每年經北京同意，可以進入香港水域休假，但不能去上海、青島休?。可見，西方大國在香港有政經利益，他們會保護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香港泛民主派可以到歐美各國去游說，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譬如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明訪美國和英國，与布希總統及布萊爾首相交談香港民主化問題，這一點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沒有這個條件。并且，美國國會于1992年通過《香港關系法》，其宗旨在表達信任北京在1984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作出的承諾，讓香港主權在1997年回歸后，仍能維持“高度自治”。可是香港現在并沒有達到“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地步。香港可以出版《大紀元時報》，舉行“九評”研討會和支持“退党”大游行，其原因在于國際大都市和國際壓力。所以，我認為今后香港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發展變化，國際力量一定會起作用的，胡溫政權也在觀察國際力量的反映，作為他們下一步動作的依据之一。

伍凡：從中國民主化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香港成功地實行普選，它必將影響和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因為這一點，中共特別害怕香港的政治改革，害怕在中國領土內有一個“民主基地”，正想盡一切辦法來拖延實現政治改革，這個策略与中共政權拖延和拒絕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其思路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香港人民不會擺休的， “港支聯”主席司徒華先生己發表講活，要在2006年發動更大規模的“七一”大游行，強烈表達普選的要求，給中共政權施加壓力。胡溫政權將面臨香港人民的要求、國際力量的壓力、台灣朝野的聲援，和國內民間力量的支持。可以設想，香港民主力量將是沖挎中共統治的一股突擊力量，我們應該聲援和支持香港居民普選的要求。

草庵：香港的局勢還正在變化發展，我們會不斷關注它。今天討論到此告一段落。再見。

伍凡：再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