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新 : 什麼人最相信中共﹖
【大紀元1月13日訊】
從小唱的歌
想起小時候(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會唱很多歌。主要是因為我媽媽喜歡唱歌﹐帶得我和弟弟們都喜歡唱歌。除了一小部份是民歌之外﹐我們那時唱的歌﹐主要是“革命歌曲”﹐都在兩本歌曲集上﹐名字叫做《戰地新歌》。我在上小學期間﹐把鄰居家的這兩本歌都翻爛了﹐好多歌都會唱。記得我一直對這個名字不理解﹕戰場是那麼殘酷的地方﹐怎麼會有那麼多歌﹖何況裡面多數的歌都與戰場沒關係。小孩子哪裡知道那時的中國就是一個整人﹑吃人的戰場。
媽媽的日子過得很辛苦。經常我們一頓飯就吃一鍋煮紅薯了事。媽媽常說﹐有紅薯吃不錯了﹐鬧飢荒那三年﹐餓死多少人﹗有很多人吃白鱔泥(四川的一種泥土)﹐吃了肚子脹都拉不出屎來。我們姐弟幾個﹐雖然嘴饞﹐倒還懂事。買不起柴火和煤炭﹐媽媽把廠裡裝進料的撕壞了的紙箱﹑紙盒拿回家來抵柴火使用。我從小就要用這些替代品燒飯。但是由于不是木柴﹐架不起來﹐常常飯煮到一半灶裡就塌火了﹐鍋裡的飯就不容易煮熟。媽媽忙裡忙外的﹐見我不頂用﹐急躁得不停的責備我。我也弄的很緊張﹐越緊張﹐就越燒不好火。 就這樣﹐媽媽也有很開朗的時候。她喜歡唱歌﹐不過可唱的歌真是單一﹐全都是共產黨的文藝部門搞出來的歌﹐我甚至以為這世界上只有這種歌了。現在想起來﹐覺得那個時代﹐或者說這個黨真的很荒謬。他們自己在文革以前創作出來的歌頌黨文化的歌曲﹐到文革時居然全部禁止了。到我上小學時全國除了戰地新歌之外只唱八個樣板戲。樣板戲的名字也很奇怪﹐叫“革命現代京劇”。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要加“革命”兩個字﹐但是因為這兩個字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每個單位有“革命委員會”﹐連我就讀的小學校也有革命委員會﹐經常要高呼“革命領袖”萬歲﹐大孩子們全都是“革命小將”﹐當兵的都是“革命戰士”﹐太多了。似乎一切都可以加上“革命”兩個字﹐這樣一來﹐我即使不明白﹐也就不會去請教任何人﹐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也許那時的捌億中國人民都沒有去深究過﹐這個詞有些什麼涵意﹐因為課本裡面也不講﹐就好象課本裡不講“吃飯”這個詞的含義一樣。媽媽唱的那些歌曲﹐都叫“革命歌曲”。在我們那些小孩子心目中﹐只道既然人人都講革命好﹐那麼這個“革命”一定是個好東西。既然“革命”好﹐為什麼又叫“戰地新歌”呢﹖小孩子們是真的不知道“革命”與“戰鬥”的關系吧。
我跟媽媽學了很多歌。還記得有一首歌的內容是憶苦思甜的﹐講過去農民如何苦﹐地主如何壞﹐今天的生活如何好。歌詞寫到苦的地方很悲慘﹕“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闖進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幫。。。地主逼債﹐搶走了我的娘”。我媽媽有時邊織毛衣邊唱﹐絲毫沒唱出那種悲慘的味道來﹐仿佛只是嘴裡需要哼哼曲調。不過唱不出來感情﹐不等于不相信。我媽媽和我都絲毫不懷疑歌詞內容是“真”的﹐那個“舊社會”遍地都是這種地主。
到我上初中的時候﹐1976年以後﹐這個國家突然開始放一些人們很喜歡看的電影﹐比如《劉三姐》﹑《洪胡赤衛隊》。尤其是《劉三姐》﹐人人都喜歡的不得了。因為已經整整十年了﹐沒有出現過有愛情和婚姻的影子的電影或小說。什麼叫沒有出現過影子﹖就是電影和小說的人物全部清一色是孤男和寡女。不管是主角還是配角﹐一律沒有女朋友或妻子﹐女的一律沒有男朋友或丈夫。不僅是年輕人才作此安排﹐故事中已經有下一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也不例外。那時我們這些小孩子都很奇怪﹐為什么文藝作品中的人跟生活中的人過得不一樣。後來突然開始批判“王張江姚四人幫”﹐才聽說這些都是江青這個壞人干的。那時我已經15歲了﹐在學校必須要寫很多批判“四人幫”的作文﹐儘管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了寫作文﹐看了一些相關的資料﹐但是卻不怎麼看得懂。後來才明白﹐那時我們老百姓能夠看到的東西都是改編過的﹐要掩蓋很多事實﹐又要達到那個意圖控制人民思想意識的勢力的政治目的。這著實很難﹐所以改得面目全非的東西﹐不要說中學生看不懂﹐教師們也未必看得懂。
這些資料﹐翻來復去只想說一件事﹕十年文革 浩劫全是江青干的﹐跟毛澤東沒關係。我當時想﹕江青怎麼那麼壞﹖甚至連“偉大領袖毛主席”都管不了她﹐任由她把他的那麼多老戰友整死﹐還死得那麼悲慘。我們一家人在飯桌上議論過這件事﹐我爸爸媽媽在他們各自的單位(工廠)裡是行政幹部﹐他們也覺得這個事情無法想象是怎樣發生的。我心裡委實為那些被打倒的﹑甚至被整死的毛的“親密戰友們”大大的不值。
但是我爸爸媽媽﹐還有我﹐照舊絲毫都不懷疑這些資料內容的。可以說﹐我們一家人﹐還有象我們一家人一樣的家庭﹐不可能不相信這些資料﹐這些是我們被灌輸的唯一的東西。而且我們受到的唯一的教育﹐還做到了讓我們認同被灌輸。在作文中﹐我會自覺的在免費發給的宣傳品上照抄下一句“我們的學校應該給學生灌輸無產階級革命思想”。
看劉三姐鬥地主
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很多人酷愛的扑克游戲﹐叫“鬥地主”﹐不少人用來賭博。遊戲的人們頻繁的用這個叫法﹐不知道或者是忘記了那一段對所有地主家庭來說恐怖之極的歷史。人們卻都能回憶起來過去的文藝作品中﹐有一個不變的背景﹐這就是“鬥地主”。
也許是十年文革的文藝作品﹐過于違反人性了﹐當《劉三姐》播出時﹐我們那個小城的人瘋狂了。電影票很便宜﹐多數人都看得起好幾場﹐於是真的就普遍的都看了好幾場。我聽說過最多的一個人看了十四場﹐還聽說有一個人看的精神失常了﹐要扑進銀幕找劉三姐。我自己看了兩場﹐學會了劉三姐唱的大多數的歌。那時候﹐我們那裡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覺得劉三姐太美了﹐與她相戀的阿牛也不錯。等到我幾年前又看劉三姐的影碟﹐發現自己已經不覺得她美了。但是對于十年沒看到過穿裙子的女性﹑沒看到過愛情故事﹑甚至仿佛都不應該結婚的中國老百姓來說﹐劉三姐就足以令眾人瘋狂了﹐更何況還有那麼多民歌呢﹗
那幾年﹐我們大多數人都唱劉三姐的山歌﹐唱得如痴如醉。應該說﹐歌詞大多都很好﹐具足了民謠特色。可惜的是﹐劇作者不得不把一部愛情劇﹑民歌劇建築在“階級斗爭”的基礎上。現在看來﹐這部電影創作困擾及其在“文革十年中”被封殺的遭遇﹐又一次說明這個邪黨的反人性﹕不僅不能表現純生活的與感情的主題﹐而且就因為電影裡有談戀愛的情節與情歌使得電影遭多年封殺。藝術家在創作時已經跟邪惡的標準做了最大的妥協﹕阿牛愛上劉三姐﹐不僅因為劉三姐唱歌唱得好﹐還因為劉三姐敢跟地主鬥。但是還是不行。
電影上的地主 總是又可惡又可笑的惡霸﹐令年幼的我感到很恐怖。 不過﹐當時最讓我感到恐怖的地主是四川的劉文彩。他的收租院總是大鬥進﹐小鬥出﹐可惡的盤剝農民。而且他的龐大的院子裡還設了水牢﹐將交不起地租的﹑或者敢于抗爭的農民關進水牢。在我的印象中﹐劉文彩似乎每天都帶著一群打手去農民家搶糧﹐他的牢房裡每天都在拷打農民。我媽媽看到講劉文彩的故事時﹐總是說﹕“這個人太壞了﹗”
我真的覺得“解放前”的農民太苦了﹐用當時流行的“暗無天日”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真不知到我的外婆和奶奶他們以前怎麼活下來的﹗我問過外婆﹐她們那裡的地主有多壞﹖外婆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說﹐那個地主不壞﹐有好幾個兒子﹐但是他和兒子們都要勞動。對農民也還比較公道。這讓我鬆了一口氣﹐與那時的流行語“天下烏鴉一般黑”(形容所有的地主一樣壞)不同﹐還有不黑的烏鴉。我感到我外婆一家真幸運﹐遇到好的地主。
近年來﹐劉文彩的宣傳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真相﹕水牢根本不是劉文彩設的﹐而是當地縣委捏造出來的﹔宣傳中的一些劉文彩的惡霸行為﹐當地老居民都表示沒聽說過。大陸的電視也播出了真相調查。儘管出現了那麼多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還是不懷疑我們被灌輸的東西﹐相信這個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無庸置疑﹐多年的﹑全方位的﹑唯一壟斷的宣傳﹑說教﹐以及我們年復一年唱誦的﹑唯一一種被 給予的歌曲﹐使得我們即使對那些歌詞無動于衷﹐但卻無條件的﹑想也不用想的相信這個黨及其頭子。
令我驚奇的北京人
後來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學﹐驚奇的發現北京人懂得那麼多政治內幕以及小道消息﹐發現他們似乎不象我們一樣相信那麼多。他們不容易被感召﹐被政治煽情的東西感動﹐他們讀政治新聞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讀出了很多我讀不出來的背後的﹑然而卻一般來說是真實的內容。參加工作以後﹐遇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女﹐更發現他們把這個黨看得一點也不光榮﹑正派﹑體面﹐似乎裡面的人都是些狐朋狗黨﹐不值得付出自己的一點敬意。
當時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同年去的十幾個四川老鄉﹐常在周末聚一起娛樂﹐吃點零食﹐邊彈吉它邊唱歌。我發現班上有十個北京人﹐幾乎都不喜歡或不會唱歌﹐而我們四川去的同學卻差不多個個會唱。現在我才能解釋這種現象﹕北京人知道一點真相﹐知道歌詞是騙人的﹐所以沒興趣唱﹐也許總唱會感到惡心。畢竟《戰地新歌》裡 是騙人感情抒情歌曲﹐遙遠的四川的老百姓只知道被灌輸的東西﹐已經被訓練的很自然的用很不自然的這種歌曲來抒發情緒。到後來流行卡拉OK時﹐北京的卡拉OK廳 也大多都是外地去的人在唱歌。看來並不是北京人沒有歌唱天性﹐而是多年邪惡的精神和文化專制抑制了北京人的天性。
後來我又經歷了六四運動中年輕人的愛國激情以及其後的失望﹐更切身體會了身為法輪功學員所遭遇的迫害。讀了《 九評共產黨》﹐我明白了很多過去不明白的東西﹐清楚的看到我過去幾十年中精神與思想被扭曲到不正常的地步。有兩點特別能說明這種不正常﹕第一﹐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以後過了幾年﹐我下海經商﹐看到獨聯體國家 ﹐ 因社會轉型而遇到物資緊缺﹐輕工業品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我還想﹐看來我們國家真的需要穩定。似乎學生們失去生命就是因為妨礙了“安定團結”﹐而因為中國的市面上出現大量的廉價物資﹐共產黨殺學生就成了有理了﹗ 第二﹐我因為不放棄煉法輪功被捕入獄後﹐一度被來做轉化的人的態度所感動﹐竟然開始認為因為我們堅持煉功﹐使得國家動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來干預﹐因而我應該為國家著想。想想這是多麼荒謬的事﹗從一方面來看﹐是在愚民政策統治下受訓為把黨和國視為一體﹔從另一方面看﹐是受迫害者為迫害者找理由。出現這種扭曲的思維方式﹐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被訓練成為精神與思想的奴隸﹗
我媽媽儘管看到我受到的迫害﹐還是不敢質疑共產黨。她寧可把所有的罪惡想成是下面的的幹部造成的﹐而不敢去想是黨和它的領導人的罪惡。
近年來﹐劉文彩的宣傳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真相﹕水牢根本不是劉文彩設的﹐而是當地縣委捏造出來的﹔宣傳中的一些劉文彩的惡霸行為﹐當地老居民都表示沒聽說過。大陸的電視也播出了真相調查。當我和媽媽討論到這件事反映出的共邪統治的本質時﹐她表現出不願意面對這麼複雜的現象﹐仿佛當年她的義憤被欺騙沒什麼了不起。不僅我媽媽這樣﹐我發現幾乎所有北京以外的地方的平民百姓﹐不管其是城裡人還是農村人﹐普遍保持這種想法。以至于當幾年前城市出現大量失業人群﹐人們感到無助時﹐轉向尋求毛的保祐。也許被蒙蔽的人民覺得毛至少做到了讓所有人一樣窮吧﹐當他們貧窮時沒有富人在面前作威作福﹔也許當初也不甘于貧窮﹐但是當無法改變命運而瀕于絕望時﹐只好祈求在均貧窮的環境裡有好一點面子吧﹗畢竟當沒有富人在視野內時﹐窮也就窮得沒那麼侷促吧﹗
我說的平民百姓包括了普通幹部和知識分子。這個人群是被蒙蔽的最厲害的。他們既沒有私下的信息來源﹐也沒有獲得去質詢當局的能力和動力。他們普遍只知道自己的頂頭上司是怎麼回事﹐也聽說過頂頭上司的上司的事﹐或者關於本地官員的傳聞﹐但那也沒什麼意義﹐因為那些人只在文件上出現一個名字﹐其它地方都不見人影。這些平民百姓也一點不可能與他們有對話的機會。而在宣傳中無時不在的中央領導人﹐對他們來說都象看不到﹑摸不著的傳說一樣﹐甚至不知他們是否需要吃喝拉撒。而那個傳說也很精練﹐以至于完全沒有具體內容﹐很象廣告宣傳模式。一個國家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用這種方式統治人民﹐也真是非夷所思。但是並不是說因為大大小小的領導人都見不著面﹐平民百姓就很有自由的空間。要知道他們一旦有不合適的言論或行為﹐就會有很多人﹑方面來給他們以足夠的打擊﹐革命委員會﹑派出所﹑居民委員會﹑所在單位﹐等等。
我媽媽她們那一代人都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另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因為他們被灌輸的是﹕中國是人民最幸福的國家﹐中國人民有責任拯救生活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1979年 改革開放以後﹐他們也都知道原來資本主義如此富有﹐但是大多數人思想已經比較固定了﹐仍願意相信中國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有錢﹐但是有很多社會問題的。
總的說來﹐老百姓已經習慣受共產黨的思想控制。就象六四民主運動以後﹐宣傳機器刻意的渲染俄羅斯的經濟困難﹐從不提俄羅斯在民主與法制方面的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的讓普通老百姓認為﹕還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英明﹐沒有象俄羅斯那樣搞得亂糟糟的﹐我們現在能有吃有穿﹑買得起電視機﹐多麼幸運﹗為了保住這個幸運﹐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在共產黨劃定的框架之內思想和行動﹐就象《九評共產黨》說的﹐他們給自己劃定了比共產黨給的還要小的框框。專制的暴政統治﹐總有不少的一部份人要遭災的。當別人遭災時﹐他們為了守住自己的“幸運”﹐就作出假裝沒看到的樣子。實在不得不面對時﹐他們就首先責怪受難者自己不小心得罪了共產黨。有些比較善良的人就在私下裡表示同情和憤怒。當然也總是有見義勇為的 人中之傑﹐願意施以援手。但是老百姓們總是會看到這樣一幕悲劇一次又一次重演﹕共產黨重刑打擊敢于不俯首貼耳的志士。迄今為止的歷史總是教育中國人民﹐不要跟共產黨對著干。哪怕要做牛做馬﹐做走狗﹐要你做﹐你就做吧。
當然﹐眾所周知﹐歷史已經改變了﹕為數眾多﹑布滿中華大地以及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堅守對真善忍的信仰﹐頂著六年的巨難﹐仍然用善良﹑和平的方式講真相﹐制止迫害。這道閃光的道德標杆﹐使越來越多的民眾看到了中華文明重建輝煌的希望﹔越來越多的正義之士﹑有識之士加入到退黨﹑退團﹑退隊的勇敢者行列中﹐正氣長﹑邪氣消的過程早已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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