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

許多人都認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對立，存在於同時擁有核武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這兩個國家在過去短短的四十年裏已經打了三場戰爭；但都是沒有民選的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宣戰。前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夏拉夫於一九九九年十月推翻了民選的巴基斯坦政府，其近因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謝裏夫（Nawaz Sharif）下令巴基斯坦軍隊支持的回教民兵撤出從印度劫奪而來的喀什米爾戰略高地。這一軍事行動是穆夏拉夫將軍個人的計畫。謝裏夫曾試了幾個月想讓文官體系控制軍方——這是巴基斯坦的老毛病。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他撤換了前陸軍總參謀長，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又撤了想繼續與印度作戰的穆夏拉夫（注26）。只要軍事獨裁者執政，喀什米爾的衝突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的之間的戰爭就找不到長期的解決辦法。沒有喀什米爾，巴基斯坦軍隊及其軍事獨裁者就找不到正當理由，要求維持高水準的軍費支出以及授予軍方政治權力。因此儘量拖延喀什米爾問題對巴基斯坦軍方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般人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在做出困難決定並加以堅持的這件事情上，獨裁者要優於民主人士。歷史證明恰恰相反。在與那些以巴基斯坦為基地的恐怖主義者如蓋達組織、神學士或其他恐怖主義者打交道的過程中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巴基斯坦的律師，卡塔克（Afrasiab Khattak）就指出「美國支持軍事將領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民主政治在這裏已經是不可或缺的了。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徹底剷除恐怖主義。」

優先考慮巴基斯坦民主化的第二個理由是，在那裏已經有民主政治的良好基礎。巴基斯坦立國五十五年以來，有一半的時間巴基斯坦人民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並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波恩（James Burns）的報導，經過三次軍事統治之後，「巴基斯坦人民對於許諾人們要回歸民主，但卻採用種種計謀來拖延的將領感到猜疑。」（注27）

最後，由於牽涉到一億四千萬的人民，一九九九年推翻民主的政變，就成為民主革命非常時期裏最大的單一倒退事件。恢復民主政治不僅影響巴基斯坦人民，而且對整個民主黑暗心臟地帶的民主發展會有巨大的影響。

那麼應該如何做呢？與獨裁者對話是必要的。曾擔任過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的前國務卿鮑威爾可以是這個對話的關鍵人物。我們必須說服穆夏拉夫同意實行民主的一個具體時間表，並在二○○七年以前卸除他的總統位置。這個職位和時間是他在二○○一年六月二十日為自己設定的。依據該項顯而易見的政治謀略中，即使在二○○二年十月總理和國會選舉以後，他仍將繼續掌握實權。（這一天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制定的恢復民主政治的日期）。選舉結果產生了一個支持穆夏拉夫的政黨聯盟，同時史無前例的，巴基斯坦國會議員中也出現了相當比例的回教基本教義派。此外，基本教義派還在四個省的議會中贏得兩個省的控制權。

穆夏拉夫將軍住在土耳其的時侯，他父親在那裏是個使館專員，他目睹了凱末爾（編注：Kemal Ataturk，土耳其之父）政教分離的模式，他曾對此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支持。然而巴基斯坦軍方的成員與回教的關係卻與土耳其軍方截然不同。好戰的巴基斯坦回教徒是受到另外一位將軍伍哈克（Zia ul-Haq）的放縱與煽動。正如《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社論所說的：「回教徒在二○○二年的選舉中顯然從穆夏拉夫將軍的反對政教分離的競選中獲利。非宗教黨派一直反對他試圖重寫憲法和延長他的總統任期。布希政府本來可以對穆夏拉夫將軍施加壓力，讓他與民間黨派談判。他們不但沒這樣做，反而實質上支持了他的權力遊戲。」（注28）

穆夏拉夫獨裁政權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襲擊後得到了大量國際認同，因為他們進攻阿富汗的蓋達組織需要獲得來自伊斯蘭馬巴德（編注：Islamabad，巴基斯坦首都）政府當局的支持與認可，這是新世紀中最大的一個諷刺。我們必須牢記穆夏拉夫將軍在他的政變前後都竭盡全力支援神學士，只有在最強烈的威脅下才能迫使他停止支持曾協助成立的神學士，他還繼續支持喀什米爾殘暴的伊斯蘭主義者。總而言之，他還沒有明確地在巴基斯坦境內採取行動對抗他們。

幸運的是，想在巴基斯坦建立民主還是有相當基礎的。巴基斯坦的報界大體上是自由的，而且有許多非常專業的記者。巴基斯坦的社會仍然比較開放，就以排名最後四十五國的慘澹標準來說，穆夏拉夫政權還不算特別會欺壓老百姓。隨著經濟的混亂與十多年來的持續下滑，民眾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長。與此同時，民主的印度在過去十年裏卻成為世界上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巴基斯坦公務員和政府官員的薪資普遍偏低，貪污盛行，巴基斯坦一直都被列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遠遠超過所有的鄰國，約和奈及利亞排名相當。軍方在單薄的國家預算中卻佔有極大的部分。 美國必須在華盛頓與伊斯蘭馬巴德的新關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對於巴基斯坦民主責任政治的發展而言，民主國家能提供的最佳協助就是讓穆夏拉夫信守他自己承諾的時間表。這五年的時間應該用來增強新任總理賈馬利（Zafarullah Khan Jamali）和其政府的權力；鞏固各政黨和其他民主機構；並籌備總統選舉。很顯然的，全國民主協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國際共和協會（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德國政黨基金會和其他相關的組織在如何建立政黨以及競選技巧上一定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選出的議會將會為民主國家與伊斯蘭馬巴德之間的互動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在這場政治角力中，讓穆夏拉夫說話算話是第一件要件。民主國家一定要和新的政府打交道，但議會是各選區議員行使合法權力唯一的中心。人們的感受與看法相當重要，因為這能夠幫助巴基斯坦民眾建立對自己國家的期望。部分的努力必須用來鼓勵被選出的官員，使他們認真對待其職權，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力，逐漸擴大影響力。

這個五年的時間表還可提供一個過渡期，以便向穆夏拉夫施加壓力，讓他實現再三承諾的改革，同時讓新的總理行使他的權力，也讓獨立的政黨開始運作。巴基斯坦存在著一些結構上的問題，長期阻礙著民主基石的建立。巴基斯坦仍是一個多層階級的社會，大多數財富都掌握在地主的家族手裏，課稅的基礎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許多有錢人不必拿錢出來支持這個自從獨立以來就實行寡頭統治的國家。穆夏拉夫本人和其他被選出的官員像沙裏夫（Sharif）和 布托（Bhutto）一樣，都來自社會的上層。所以印度最富有的人是印度回教徒的軟體企業家，這並不意外；而在巴基斯坦，大富翁卻是前五十名的封建地主，也就不是偶然了。只要實權繼續掌握在這階層手裏，就很難想像巴基斯坦的民主會有什麼光明的前途。當統治階層不願意付出時，這個已經很窮的國家就更落後了。

這裏最明顯的受害者是公共教育制度，其實它還配不上這樣的稱呼，巴基斯坦至少有一整代的年輕人都因為這一失敗的制度而遭殃。於是沙烏地阿拉伯資助的回教宗教學校取而代之，填補了這個真空。這種現象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區到處都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清靜派回教徒（Wahabist）的苦行，和反現代化的回教教義在原本毫不相干的地方也形成了很強的勢力。穆夏拉夫強行把巴基斯坦推向世俗社會的努力必須好好的處理這個關鍵點。為了使這一努力成為現實，富有的民主國家應該資助巴基斯坦重建一個正規的公共教育體系，而不是讓穆夏拉夫或巴基斯坦當局逃避這樣的重責大任。如果想要在穆夏拉夫的任期內達到這一目標，巴基斯坦必須徹底重建稅收制度，因為只有這樣政府才能負擔得起公共教育，包括提供學生制服和餐點。已開發國家很可能需要在改革實施後援助巴基斯坦一段時間，但是巴基斯坦也不能以此為藉口而不給其公民提供正常的教育。同樣地，腐敗的行政機構，執法機關，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論是被選出的或是世襲的，掌權者都應承受壓力，進行這些痛苦的調整。

如同那些窮困和制度不健全的社會一樣，巴基斯坦最有價值的潛在資源之一是受過教育而比較富有的、居住在國外的巴基斯坦人。雖然海外的經濟機會吸引許多人出國，但他們仍和巴基斯坦維持著緊密的聯繫。巴基斯坦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不是內在的因素，而是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的弊端。如果機會成熟，許多留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人會回國投入他們的資金和才智。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寶貴的資源，巴基斯坦的選舉法案應該提供一個簡單而又可以查核的方式，讓海外的巴基斯坦人也可以參與投票。民主國家應考慮資助在海外巴基斯坦人集中的地區進行公共資訊的傳播，以便與正在巴基斯坦本土的資訊相結合。

儘管有些海外的巴基斯坦人支持和資助激進主義者，大多數的人還是比較溫和的。我有個侄子是印度教教徒，目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他有很多巴基斯坦回教徒的朋友，他們公開表示對喀什米爾沒有興趣，但是最想看到巴基斯坦實施民主。我們應該把巴基斯坦年輕的、有領導才能的人送到美國去體驗一下這種溫和精神，對他們進行民主與治理方法的培訓，讓他們在返回巴基斯坦時境界水準有所提高。年紀較大的人因為想法已經固定，不易訓練；再者，他們之中有許多是聲名狼藉的。

巴基斯坦五年民主計畫的最後一個階段是二○○七年的總統選舉。文人政府越強，在民主國家協助塑造下巴基斯坦政黨的地位和聲望越高，能孚眾望的挑戰者就更有可能出來和穆夏拉夫競選總統。最好的方式還是勸說穆夏拉夫和那些軍方人員不要參加競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民主力量的團結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正如我們在許多從獨裁過渡到民主的國家所觀察到的一樣。肯亞的莫伊（Daniel arap Moi）只有在民主人士分裂時才能操縱選舉；民主人士一旦團結共同支持一個候選人時，他就失敗了。只要讓穆夏拉夫信守他的諾言，民主國家就有機會幫助巴基斯坦建立一個可行的民主政治。顯然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文人政府和軍方的關係即使在五年以後仍會是一個敏感問題。但是只要民主國家能接受、監督並參與穆夏拉夫將軍公開承諾的民主化進程，他就很難自食其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