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關於我的民工家族的真實故事
【大紀元9月6日訊】《民工的錢與命》第十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
主持、製作：黃絹。
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背景聲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麼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麼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黃：聽眾朋友，歡迎收聽《展望中國》，我是黃絹。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要把他的家族作為一個小小的樣本，透過這個家族的故事，來讓我們看看今天中國民工的生活樣貌。
楊：我今天選的這個題目跟我個人有關，跟我的家庭有關，跟我的家族也有關。我想，在中國的14億人口當中，楊家也可以稱為一個案例，因為我們楊家特別、特別的普通，特別的普遍和平凡。我想這可能更能讓大家有一個感同身受的模本。
黃：楊銀波的個人經歷可以給更多的人參考，我想這正是因為他是一個普通人，所以他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楊：謝謝。那麼，現在，憑我對我父親和我母親這兩個家族歷史的瞭解，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也就是在85年以前，從那時到現在所涉及的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談很多很多。今天我想節約點時間，只談幾個概要。我爺爺和我外公的那一代人是沒有民工歷史的，因為中國民工潮爆發的時候，他們都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所以真正的民工是產生在我父親和母親這一代。
我父親叫楊慶華，1956年出生，他上面有個大哥，下面有幾個兄弟和妹妹。我們家族第一個出來打工的人不是他，而是我四叔，也就是他的四弟楊義華。楊義華現在是個工人，他也可以說是個民工，但是他的民工歷史和一般人有點不一樣。他上學時的成績在那個時候算是不錯的，但是後來他沒有繼續讀書，而是去新疆當兵了。他回來後對我爺爺說：“爸，以後打死我都不去當兵了。”
從那一天開始，四叔決定出去打工，於是到重慶江津市做傢俱。後來又去賣東西，算是一個個體戶吧，到處賣蒜苗之類的蔬菜，就這樣一點點起家。後來，他自己存錢，讓四娘開了一個理髮店。他還曾經幫人家挑東西，也就是我們曾經在節目中提到的民工當中的一種——棒棒兒。別看我四叔現在人模人樣的，他過去也是一個拿著扁擔在重慶城轉來轉去，一天到晚都賺不到幾塊錢的棒棒兒。
如今，他回憶以前的那段歲月都還很有感慨，經常拉著我的手跟我說：“哎呀，銀波我跟你說，我們這一代呀，真是……，那個時候每天賺個七、八塊都已經是很興奮的事情了。而現在呢，覺得每天賺七八十塊，甚至一兩百塊都覺得沒什麼意思了。”這也就是因為他有當棒棒兒的歷史，那時每次幫別人挑150斤、160斤甚至200多斤，而且要走很遠的路，也只能賺到一兩塊錢，幾毛錢。
後來四叔被一個老闆看中，從此成了一個工人。他現在還在那個廠裏面，位置幾乎等同於一個“經理”了，活得還算瀟灑。雖然這個廠也不是很大，但是他在我們整個楊家當中，已經算是混得最好的了。僅從這一點，我想大家也能夠感受到楊銀波的這個家庭，確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
黃：是。我想對於千千萬萬個家庭來說，楊銀波的家庭可以算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縮影了。
楊：是這樣。我們從小到大總是以為我四叔是一個城市人，我們是農村人。在我們的心目中一直有這樣的想法，覺得他的很多行為、言語，他的眼光和我們看得不一樣，處理事情不一樣，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樣。因為他初到城市的時間很早，大約是在他當兵剛回來，82、83年的時候。而那個時候，我楊銀波才剛剛出生。從那時開始，他就逐漸走入城市，到90年代左右就已經正式成為了工人。
現在四叔他們的廠也面臨著一定的困難，他們廠周邊大量的國有企業也同樣面臨著改制，很多人因此失去了飯碗。他還算運氣好一些，只是幫忙開車、送貨、拿錢，周而復始地過著這樣的生活。每個月的工資才1200塊錢，而平時如果能夠真真實實地拿到1000塊，他都已經很滿足了。關於他的事，我先說到這裏。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就是他，楊義華，乃是我們楊家最好的一個「標本」。
在四叔之下，主要是靠我。我的收入全部來自於稿費。至於我的父親，我現在是不想讓他出來打工了，因為他的年紀已經到了50歲，在他這個年齡要出來找工作已經非常困難，而且他身上以前所遺留下的各種潛伏病症已經開始慢慢發作，就像我母親一樣。在他們打工的將近20年歷史當中，所遭遇的各種痛苦現在已經變化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疾病，不斷地呈現出來，我覺得這個壓力很大，所以不想他們再出來打工。
在我父親的下面，還有我的五姑——楊華芝，她和五姑父溫緒倫在廣東這邊也是受了很多苦。他們是在2000年——也就是民工潮完全形成的時候——出來打工的。來到廣東之後，他們一直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想要做到工廠倒閉為止，如同我以前說過的一樣，他們只求溫飽。今天早上我離開之前，他們都講：我們現在不管是進廠還是打水泥工（搞建築），錢確實是賺得到，差不多70、80塊一天，不過天氣太炎熱了，每天在37—39度的太陽底下烤6—8小時，就只能喝一點茶水。我的五姑父現在就是靠這樣賺來的每天70—80塊的血汗錢來維持生活。
他們除了當建築工之外，還做過很多其他事情，比如種菜、搞綠化、守魚塘等等。就是這些比較容易的務農技巧，在這裏發揮得很多。他們在這裏沒有什麼技術，年紀也已經到了45歲了，還是要在這裏奔生活。他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自己的女兒溫永會能找個好婆家，找個好丈夫嫁了。至於他們自己，無非還是想湊點錢，回去把房子修了，自己種點田，平時打些散工，還是還原他們過去的那種農家生活。因為我們老家所處的地帶非常偏僻，是重慶永川市與貴州、四川接壤的邊境，這裏的風景非常秀美，他們非常留戀家鄉，但偏偏就是缺錢，這就逼迫他們出來打工，否則他們根本不願意出來。
我的五姑每天加班大概有三個小時左右，她一直跟我講：“銀波，你還是要儘量關注民工啊。我跟你講，如果廠裏願意把每天八小時工作的基本工資再提高一點點，我是絕對不願意加班加那麼長時間的。”我想，這也許是廣州所有民工的真實想法。因為沒人會願意去加這麼長時間的班，他的體能根本受不了。我們的親戚之間是經常相會的，大家都發現她非常忙，經常不回家吃飯。不管有多少客人，不管有多麼重要的客人，她都是在10分鐘以內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飯，然後早點上班，每天如此，從來沒有休息日。這就是我五姑的大體情況。
我六姑——楊華英，現在還在農村。她家也是只有一個女孩，叫吳志金，沒讀完初中就出來打工，這在中國的農村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吳志金初中念到初二，沒有考高中，然後就要出來打工。她第一次是到廈門，剛開始的「適應期」是非常艱難的，打工環境不好，再加上人地生疏，所有這一切都會給那些還不成熟的小女孩在內心造成陰影，到現在還是這樣。吳志金打了幾年工以後，回到了老家，當一個代理的幼稚園老師，不想再打工了，想找一個好的男朋友，早點結婚，以此來分擔經濟負擔，減輕經濟壓力，過一種相對幸福的生活。他們的理想就是這樣，清晰、簡單，毫不複雜。
黃：其實對於普通人來說，能安居樂業，就是幸福的人生了。我們繼續聽楊銀波的家族故事。
楊：我以前講過的受過重傷的弟弟楊豐友，他現在還在老家，他可能還是要到廣東來打工。雖然他從六樓掉下來，心裏很害怕，但是還是想到這裏來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到時候，我也想給他安排工作，不要太危險的。我再談一下我七叔，因為他是我們家最特殊的一個人。他叫楊明華，今年有36歲了。我們整個家族都很同情他，但有時也會覺得他是個麻煩。尤其是在這個大家經濟都不景氣的時候，親人之間就會產生一點隔閡。他小的時候踩到腐化的屍水，腳中毒，腳腐爛，成了殘疾，直到現在都沒有治好。
七叔一直想出來打工，也確實出來打過一次工，在外省的僅有一次，是到廣東來，幹了不到一個月，回去了。他實在是受不了那種連正常人也無法負荷的艱辛。在這裏天氣太熱，太陽也很大，而且工作也很累，他流著淚就是想要點錢。後來他回到老家，從此就再也沒出來打過工。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問題推而廣之，就是在中國的很多農村，比如四川、貴州、重慶、雲南，這些偏遠的山區貧困地區，一般的家族都有很多兄弟姐妹，他們多是各顧個的，他們的生存是很有問題的。
他們一般都不會到街上去買什麼菜，相反是去賣什麼菜，但他們並不是菜農，只能種一點莊稼，也就是那麼兩畝三分地，以這麼一點僅有的資源生存。這也只能保證吃飽飯，根本沒有錢花，甭說其他了，就連打一桌像樣的牌的資本都沒有，喝的酒和抽的煙都是非常便宜的。沒有人有辦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那個地方連“保守型的經濟”都談不上，那根本就是一種“封閉型的經濟”，是一個真正閉關自守的地方，所以我們才會想到要出來，要到外面來。
我想很多人會有我七叔這樣的親戚，像我七叔這樣的人，有很多很多，他們平時確實是讓人同情的，但是他們自己的能力的確有限。他們沒有一般人所依靠的資本，唯有體力，在農村他們只能依靠體力來賺點錢，其他的真的沒有辦法。從我們楊家的整個情況來看，一個大家族從事的行業無非也就那麼幾種，很單一。打工的無非還是把農村學到的那一點點技術，帶到城市裏來，從事另一種農業，比如說種菜、綠化、養花，還有一種就是修房子。我父親和母親的家族中，都有很多人從事這樣的工作。
農活也好，搞建築也好，都是在外出打工者之中比例占得非常重的。這樣的現狀正好說明他們的技能是非常有限的，他們靠這種有限的技能，所要實現的理想，其實也僅僅是贍養好老人、教育好孩子，僅此而已。在這裏，我可以引出一個話題，整個中國有2000萬留守在家的孩子，這些孩子的父母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外出打工了，他們被丟給了自己的祖輩——比如說，他們的外公、外婆、爺爺、奶奶。這就導致了一個現象，就是孩子們想利用暑假出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從而導致「娃娃流」。
過去我們講「民工流」，現在我們講“娃娃流”了。這種現象在河南鄭州和湖南長沙的火車站、汽車站十分普遍，就是現在，在此時此刻，也都還在發生著。他們所受的教育被我們稱為「隔代教育」，就是他們的處世方法、行為原則很多都是受他們的祖輩的影響，而不是直接來自於自己的父母。正是因為這樣，所以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說，孩子和祖輩產生了矛盾，這是一個；另外就是，根據統計，中國有20%的少年犯來自於流走兒童的群體之中。
他們由於缺乏父母的監管，按照我們傳統的說法就是「管教不嚴」，他們沒辦法直接接受父母的教育，很多人都是非常自由散漫，沒有紀律，沒有尊重他人的習慣。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從而養成了很多壞習慣，比如說上網的時候迷戀於遊戲、色情內容。
剛才我看到一則報導：在四川富陽縣一個13歲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外出打工了，而後被一個同村的人強姦，結果生下了一個孩子。看到這樣的案例，我就想：如果她的父母在家，總歸會好一些吧。
有人又會想：為什麼父母不把這些孩子帶出去呢？哎，成本太高了！說實話，誰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那畢竟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啊！所以，我想民工總有一天他們還會回流，大量地回流，肯定會，他們還是會想著自己的老家。包括我自己都想過，想到我自己有一天不到外地跑了，乾脆回到老家和我的父母安享晚年，享天倫之樂那該多好呀！是不是？
下面我們再說另外一個課題，做父母不容易，其實做孩子也不容易。我10歲就離開我的父母，就因為他們要出去打工，我20歲才和他們真正生活在一起，所以在這一點我的感觸非常深刻。
我是非常清楚的，在這10年當中，我是怎麼度過的，真是永難忘懷，刻骨銘心。上初中的時候，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過的是一種非常灰暗的生活，那時候確實非常想念父母，自己在那段時間也確實非常缺乏教育。我曾經在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在學校賭博，差點被學校記大過。正是因為覺得身邊沒有父母的關愛，所以，那個時候就變得非常自由散漫，現在想起來都覺得跟現在的很多孩子有相似的經歷。
在最近公安部通緝的人當中，有很多少年犯，殺人的手段不可謂不殘忍，這些少年犯的父母很多都是外出打工的人，我感到非常的可惜，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動向。
我們今天談楊家的歷程，其實說到底，每一個普通人都不想惹麻煩，都不想過自己不願意過的生活，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為了生存，你只能如此，確實把人逼到這樣的境地。你沒辦法，技能確實有限，環境就是這樣，你沒有辦法。所以我認為，每個人都要去認識、正視這種現狀，儘管很苦，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更多的去理解一些東西，而不應該把受到的這種苦難轉化為一種報復他人、報復社會的能量，這是一種不負責的舉動。
黃：今天銀波談到了他的家族，還有他個人的經歷，也同樣點出了一個在今天大陸社會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就是因為大量農村地區的人外出打工，因為他們在外地生活得不容易，所以他們把下一代都留在了農村。這樣的兩代隔離，在教養上的確是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還有銀波雖然給我們的聽眾朋友給予了一個站在勸導者的立場來說，即使是在一個很艱困的環境之下，也還是要秉持著一個比較善良的信念去諒解父母的苦心，但是我想這個社會問題其實還是存在的，就是父母親跟小孩長期的分離，對小孩的成長和教養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大環境。我不知道關於這方面，在大陸是不是有專家或者是社會輿論在注意並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了？
楊：輿論討論現在已經有了。我記得《河南日報》曾經發出了一個長篇報導，就是中國目前非常值得警惕的一個信號，留守農村的兒童就是2000萬人，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群體數量，那麼多的孩子留在家裏面，沒有辦法。
黃：而且對於年邁的祖輩來說，他們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教育小孩子。
楊：對。象我爺爺、奶奶，他們就曾經帶了一大批的孩子，我就是其中一個，他帶了我很多年，還有我很多的弟弟妹妹也是他們帶的。因為他們的父母出去打工之後，沒有辦法，只能把他們交給這些老人。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所受到的教育非常有限，據我個人來說，說實話，起碼80%的知識來自於我的自學，就是靠我的獨立精神才支撐過來的。
黃：如果他們的生存不是那麼困難的話，我想也不至於要造成兩代隔離，所以這個問題暫時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楊：是。從家庭倫理的角度來說，確實讓人覺得還是挺辛酸的，我也經常照顧那些確實是走投無路的人，也希望他們能和家人團聚。外面打工混不下去了，留在這裏也沒辦法，你乾脆回家吧，給你點車費，回到家裏面跟家人一起過，只能這樣了，沒有其他辦法。從短期考慮當然只能這樣，當然我更多的還是希望輿論、體制能夠關注到這一點，確實這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但我覺得，如果社會財富的分配能夠更公正一點的話，也不至於導致成今天這個樣子。
黃：銀波剛剛也談到了，這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它勢必會造成社會問題，所以，這應該是全社會人都要去關注的一個重點。我們謝謝銀波今天為我們主講的這一集《民工的錢與命》。今天的節目，由於節目時間的關係就進行到這裏了。祝福大家週末愉快，我是黃絹，我們下週末同一時間空中再會，拜拜。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