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最近，國家稅務總局在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時，對“高收入人群”進行了界定，其中高校教師和私營企業主、建築工程承包商、演藝界人士、律師、會計師、審計師、評估師等一同被列入“高收入個人”行列，消息一經公佈，即引起了一場爭議，不少高校教師表示，他們的收入遠不是“高收入”，真正高收入的高校教師只占5%，最多也不到20%，他們對稅務部門將自己劃入高收入人群之舉不理解。

我清晰地記得，16年前當那場以大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全民抗議運動如火如荼時，街頭上時常可以遇到“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之類的標語、口號，要求改變不合理的“腦體倒掛”想像曾經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的呼聲。光陰流轉，曾幾何時，“腦體倒掛”這個此早已進入歷史博物館。知識的優勢在1992年以後單腿獨行的市場化改革中已開始初露鋒芒，高校教師中混得好的（在等級制框架中爬得高、專業比較熱門、能得到權勢欣賞或至少不反感的），連年薪帶可以支配的課題費、各種津貼、各種外快已是動輒百萬以上，年收入數十萬、十數萬的也不在少數，當然高校之內也是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教師與混得好的相比足以讓人生“ 九天、九地”之感。但大學教師作為群體確實在16年來經濟處境改善較大。如今的教師已不太可能有當年那樣的熱血，有當年那樣的不平，即使有牢騷也只是不得高位、沒有機會撈到大錢的不平。如今“導師”被研究生叫做“老闆”已是普遍，校長、院長、系主任之類，大凡掌握資源分配權的也多被叫做“老闆”，彰顯一個時代風氣的變化，那就是向錢看齊。從這個意義上，十幾年來對知識界特別是高校、研究機構的購買政策是多麼成功。

此刻，重溫上個世紀80年代方勵之關於知識份子的那些言論，難免有“今夕何夕”之感。1985年11月4 日，他在對北大無線電系的學生演講時說，什麼是知識份子？“這種人當然有自己的專業，但又對社會全局關心……整個來說，中國實際上缺乏知識的意識、科學的意識，在整個社會中缺乏這種意識。其具體表現就是知識份子沒有形成影響整個社會、影響全局的一種力量。”說白了，知識份子就是要有“知識份子意識”，既然他們接受了人類文明的精華，佔有推動社會進步的知識和資訊，就應該具有一種自覺的擔當。這些話在80年代的青年人聽來不止是振聾發聵，如果不是那場駭人聽聞的殺戮中斷了健康的改革進程，也許情況已經好轉，建立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知識份子意識”已成為社會的常態。可惜歷史不會有“如果”。

轉眼20年過去了，方勵之當年提出的“知識份子意識”依然缺席，以高校教師這個最龐大的知識群體為標誌，他們除了進入“高收入個人”這個納稅名單，在本質上什麼都沒有發生變化，只是頭上多了幾根白髮，身上多了些病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