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4日訊】“兩個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4個手指被機器剝走了肉，老闆把他送到鎮醫院治療。我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就稀裏糊塗接受了廠方安排，對醫院一無所 知。第一次手術是把他的手指縫在胸口長肉，第二次是拉皮手術，把大腿上的皮割下來包在手指上，然後再縫在大腿上讓它慢慢長。一個月後從大腿上取下來。醫生 說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星期後，腿上的傷口開始流血，小指和無名指整個變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節也變黑了。我去問醫生，醫生說是我丈夫體質差，吸收不好，缺乏營養導 致傷口長得慢。還警告我們離開醫院後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我怕繼續住下去整條胳膊都保不住，只好轉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體差，還是醫院的治療 水平差。”
王福，河南蘭考人，17歲。2004年2月28日，進入泰×集團做衝壓工。進廠時，廠方既沒有與他簽勞動合同，也沒有對他進行安全生産培訓，就安排進車間工作。
“每次我都提心吊膽地操作，那台衝壓機壓下來的時候聲音能讓人嚇一跳。2004年4月3日下午，機器出了問題。我的右手手掌被衝壓機死死壓住，五根手 指被活生生地切斷了。我在車間裏大叫，廠方叫保安送我去醫院。到了醫院，保安不肯進去，我只好忍著劇痛走進去。過了一會兒，廠裏領導拿錢來了，對醫生說： 不要給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貴州畢節人熊祥軍舉著失去了三個手指的右手。熊祥軍在永康市芝英鎮一家家庭作坊，從事衝床加工工作。由于每天均要持續14個小時的連續作業，慘禍終于發生，他的右手被衝床巨大的壓力攔腰斬斷。
“醫生沒有聽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却永遠沒有了……更氣人的是，我聽說我的大拇指已經撿回來了，但廠領導却把它扔了。我們廠裏 的老闆很厲害，廠裏發生過很多工傷都沒有賠償過。在這個醫院，就有我們廠8名工傷者住院。我聽很多工友說，老闆很可能是當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 知道今後怎麽辦。廠裏一分錢伙食費都沒有給，也沒派人陪護。只有舅舅在照顧我，用他撿垃圾的錢給我買飯吃。”
張洪，湖南人，19歲。2003年9月9日進入惠州某鞋廠。廠方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提供安全培訓，便安排他操作衝床。還規定一天工作11小時，一周工作7天。
9月29日，機器發生故障，軋傷張洪右手。雖經救治，食指和中指却永久失去了功能。廠方拖欠4000多元醫療費。
張洪的父親多次到惠州勞動局，工作人員答應督促廠方。張洪手指發炎，日漸腫脹，也不見廠方到醫院交錢。其父母多次去工廠催促，始終沒見到老闆。
一位辦公室人員在電話中“接見”了二老，說張洪是在工作中睡覺而被軋傷的。廠方本不應負責，醫療費只承擔一半。還說，“廠方不會賠錢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們。”
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馮連臣總很痛心。“無良老闆的行爲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懸崖。我要用一支禿筆記下工友苦惱。我們不願意發生工傷，工傷讓我們失去 快樂，整日在旁人鄙視的眼神中生活。有時我們像垃圾一樣被人弃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滅，眼睜睜看著我們身上流出的鮮血，被無良老闆當作美酒來暢飲。我們 不甘心受冷落，可又無法改變現實。”
“爲什麽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爲斷指多，有市場唄！”
在方樹泉醫院醫生辦公室，兩個醫生正忙著寫病歷。說明要采訪，其中一個抬頭看了我一眼，說要醫院辦公室同意。
趕到辦公室，出示了記者證。工作人員滿腹狐疑地看著我，你到底要采訪什麽？
“瞭解一下這裏手外科手術的情况。”
“哦，手外科啊，很多工傷的……你要是報道了，會不會影響我們這裏的投資環境啊？”
我一時語塞，“白衣天使”在决定是否接受采訪時，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資環境！
手外科的謝主任是1999年建科時，從骨科調來的。手外科共有12名醫生。每天平均急診在15到20例，有時更多。傷者絕大多數是工傷。“聽說廣東是全國手外科最發達的地區？”
“從醫療技術上說，不是全國最好的，但從臨床技術來看，確實是全國領先。這裏手外傷的量很大，醫生臨床經驗豐富。”
“怎麽會有這麽多傷員？”
“我們這裏‘三來一補’企業多，主要是加工業和製造業，所以很多工人手受傷。你可以去順德、深圳那邊看看，那裏的手外科也很繁榮，還有專門的手外科醫院。”
十年前，很多醫院的骨科都不願意做斷指手術，接一隻斷手至少兩三個小時，哪有那麽多醫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場，自己出去開設手外科醫院，都賺了大錢。接一個斷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斷上幾萬隻手指，還有其他手外傷，你算算，多大的市場！”
在互聯網上檢索“斷指，醫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條介紹，但主要都在珠三角。
廣州和平手外科醫院網站介紹，自創辦以來收治了6000餘例急診及門診手術病人，斷指再植成活率95.5%，尤其是指尖離斷再植、手指多 段離斷再植、雙手十指離斷再植等複雜、罕見的再植達到了國內國際先進水平。
恒生手外科醫院，是1993年創辦的一家民營醫院。該院拒絕透露具體的救治數字。但在他們的網站上，這樣介紹院長黃衛東：親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術3000餘例。
順德和平手外科醫院，在珠三角可謂赫赫有名。兩年前，這家醫院的前身———三州醫院手外科還擠在一幢破舊的三層小樓裏。2004年，兩幢高樓拔地而 起。一位30來歲的手外科醫生，在出席聯合國勞工問題論壇時，說他10年裏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相當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聞者無不詫 异。
廣東某醫院手外科的宋大夫，6年前從北方某省醫科大學畢業，來到廣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來自外省。“學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廣東，特別是深圳這邊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錯，還能給醫生和配偶解决戶口問題。”
在廣東，幾乎每個鎮，都有專門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計，總數超過百家。而在廣東、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區，手外科很多還設在骨科中，極少有專門的手外科醫 院。 “爲什麽廣東手外科發達？因爲斷指多，有市場唄！那些手外科醫院完全是市場造就的。十年前，很多醫院的骨科都不願意做斷指手術，接一隻斷手至少兩三個小 時，哪有那麽多醫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場，自己出去開設手外科醫院，都賺了大錢。接一個斷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斷上幾萬隻手指，還有其他手外傷， 你算算，多大的市場！”
剛開始工作時，面對血肉模糊的傷手，宋大夫有時也會害怕。“傷情各種各樣都有：壓扁的、整個手掌切斷的、帶燙傷的……有的肉都被壓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從身體其他部位割肉來補。時間久了，我也變麻木了。”
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個小姑娘，老闆說她有18歲，但長得極其瘦弱，個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後來一問，只有14歲。“遇到這種情况你們會報警嗎？”
“不會，通常傷者的醫藥費都是先由工廠支付，報警了，誰來付醫藥費？沒有了錢，吃虧的還是傷者。”
“這不是你的醜，是社會的耻辱”
從2003年7月開始，廣東商學院教授謝澤憲、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巧燕與曾飛揚一起，開展一項工傷課題調查。他們對珠三角地區38家醫院、1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582位工傷者進行了問卷調查，涵蓋的地區包括順德、中山、東莞、惠州、廣州、深圳。
數據顯示，71.8%的企業發生過很多工傷，來自農村鄉、鎮和縣城的工傷者分別占工傷者總數的70.2%、15.4%和10%，城市戶籍職工受工傷的只占4.3%，其中大城市的工傷者只占1.6%。
絕大多數工傷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齡26歲，31歲以下的占81.6%，17歲以下占4.5%。接近六成的工傷者未婚(55.8%)。
發生工傷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機器軋傷和割傷，占75.8%。受傷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調查的工傷者總共有401人手指受傷，占受傷者總數的69%，受傷手指765個。
在現單位工作1年內發生工傷的占調查總數的75.1%，其中，新上崗發生工傷的占14.8%，上崗幾個月之內發生工傷的占31.1%，上崗1年左右發生工傷的占29.2%。
工傷發生最多的行業是五金(32.3%)、傢具(13.1%)、電子(8.1%)和建築業(5%)。
工傷最多的企業是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其工傷比率高達53.9%，其次是外商獨資企業，比率達到26%，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傷發生率只有3.5%和1.9%。
61.7%的工傷者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工傷者所在企業建立了工會的只占11%。
66.3%的被調查者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日平均工作時間爲10.18小時。超過五成(50.9%)的被調查者經常加班，加班的時間最短的是1小時，最長的8小時，超過七成的被調查者沒有任何休息日。
絕大部分工傷者沒有按規定獲得醫療期間的工資。正常發了工資的企業只占20.3%，减發工資的占16.4%，沒有發工資和不知道有沒有工資的分別爲24.5%和38.5%。
在整理材料過程中，謝澤憲常常是看著看著就痛哭起來，需要很久才能平靜下來。
她特意設計了“傷者能否得到外界幫助和支持 ”一項。結果發現，朋友、老鄉、同事、家人對工傷者的關心程度非常高。維護社會公正的政府、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維護女工權益的婦聯等機構，理論上應該都是工傷者最强大的後盾，而事實上，來自它們的關心却幾乎看不見。
她最後得出了“工傷問題已經成爲珠江三角洲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影響廣東和其他省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的結論。“高速發展的GDP掩蓋了工傷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謝澤憲分析，工傷的後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傷者生命和健康權益受到的重大傷害，其次是企業的經濟損失和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由于工傷者絕大多數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青年，廣東的工傷問題又演變成爲外省農民問題和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由于工傷發生較多的企業中有很大比例的外 資企業，工傷問題又可能演變成目前備受關注的公司社會責任問題。由于工傷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走投無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問 題。
謝澤憲觀察到，劉先進們不太願意把受傷的手露出來，受傷的陰影一直還留在心上。“其實他們完全不必這麽自卑。要知道，這不是他的醜，是社會的耻辱。”
誰弄斷了他們的手？
根據廣東某媒體報道，1998年僅深圳龍崗和寶安兩地對外公布的工傷個案就達到了1萬多宗(多數都是斷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視。中央四部委專門派來 一個聯合調查組。當時的情况相當嚴峻：深圳寶安區沙井鎮青海電機廠，半年內竟然連續有48名員工斷指。這家媒體還報道說，從1998年起，地方勞動部門已 經不再做工傷事故統計。
6年後的今天，情况如何？
我沒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數據。
“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這是曾飛揚的判斷。他是這樣推算的：工傷探訪項目有5個固定的志願者， 每人聯繫4 家固定的醫院，每次在每家醫院至少完成5份探訪表格。每個月探訪3次。1年下來至少就有3600張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傷事故。而在珠三角，擁有手外 科的醫院總數超過100家，志願者能接觸到的，其實只是很少一部分受傷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關注勞工問題的專家的認可。
常駐珠海、爲外來工低價甚至無償提供法律援助的樂祥國，正在調查珠海某企業，該廠1年內發生了58宗斷指事件。
十餘年間，珠三角經濟蓬勃發展。可創造這個奇迹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資水平仍維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傷之痛。
誰弄斷了劉先進們的手？機器！是機器嗎？
曾飛揚認爲，珠三角工傷事故頻發，原因首先是部分企業機器設備陳舊老化。改革開放之初，在一片“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的呼聲中，很多被國外淘汰的 機器設備被“引”了進來。“法院對深圳一家港資企業進行查封拍賣時，經專業機構鑒定，該企業的設備是20世紀20年代出廠的，已經沒有任何價值。”
培訓不足、倉促上崗也是主要原因。記者在醫院調查的四十多位傷者中，沒有一位承認自己受過安全生産培訓。
周立太律師，因爲替工傷民工打官司而名揚全國。深圳是他的發祥地。“斷一隻手，企業以前只需要賠幾千、幾萬。我周立太幫民工打官司，他們要賠幾十萬、上百萬。那些企業跑到政府去訴苦，說有這樣的律師在這裏，我們呆不下去了。”
最後，周立太黯然離別深圳。
曾飛揚們，雖不曾面臨周立太的窘境，但也舉步維艱。采訪中曾飛揚一直强調，我們很注意把握分寸，我們不是工會，我們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補充，有的底綫，我們是不能碰的。
工傷者出院後去了哪里？如何生活？
記者撥打他們留在探訪表上的手機號碼，幾乎全部停機。
廣東商學院社會學系的大學生曾對他們做過追踪調查。他們有的回了老家，靠著賠償的錢開個小店，有的還在廣東，等待著漫長的訴訟。
根據法律先仲裁後起訴的規定，外來工訴訟成本越來越高，這讓工傷者苦不堪言。一個普通的工傷案件，傷殘外來工正常的訴訟時間長達1070天。大部分人由于訴訟時間過長，不得不放弃，最終導致合法權益無法得到維護。
曾飛揚有很多想法，但資金的匱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紙上。“我很想建一座工傷紀念碑，就在工傷最多的珠三角。我們不能讓打工者流血又流泪。”
“爲什麽不做呢？”
他沉默。“這該是政府做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農民工占職業病死亡總人數八成多
由于大多農民工只能進入那些工作環境差、待遇低、勞保差的勞動行業，且其社會保險、職業防護等措施得不到有效保障，農民工已成爲當前我國罹患職業病的最主要群體。
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總局的統計顯示，去年全國死于工傷人員高達13.6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特別是在礦山開采、建築施工、危險化學品3個農 民工集中的行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80％以上。國有煤礦農民工塵肺病發病狀况調查表明，接受健康檢查的農民工患病率高達4.74％，最短患病 工齡只有1.5年，平均6.69年。與正式職工發病最短工齡25年，發病率0.89％的數字相比，農民工職業病具有發病工齡短、患病率高的特點，其職業病 以塵肺病最多，其次爲中毒。
中國疾控中心職業衛生與中毒控制所所長李濤說，導致當前農民工職業危害問題嚴重的原因很多：一是農民工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急于就業謀生，在謀職時處于 被動地位，社會地位低下；二是許多企業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有的企業即使簽訂合同，也往往只强調企業自身的權利和農民工義務；三是目前職業衛生服務覆 蓋面低，農民工往往成爲職業健康監護的盲區；四是法律法規執行力度偏弱，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
蔣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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