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龍淑惠波特蘭報導】由大紀元時報及華聲報聯合舉辦的「九評共產黨」研討會，9月24日下午1點於奧勒岡州的碧弗頓市（Beaverton）Hilton Garden Inn舉行。主辦單位邀請到四位主講者心理學教授楊奉軍、波特蘭Cindy Wang女士、微軟楊鐮工程師與電子工程師齊遠山先生，從不同的角度分享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認識與觀察，引起在場約30位參加民眾的熱烈討論，研討會幾乎座無虛席，歷經三個多小時結束。

主持人王曉陽首先致詞表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早在十幾年前瓦解，東歐、前蘇聯共產政權也已倒台。然而，中國共產黨雖在過去五十多年的統治中整人、殺人無數，反覆對中國人民強制性洗腦，在人們生命深層播下了極度的恐懼。中共的謊言與暴力統治卻在改革開放的幌子下更具欺騙性和迷惑性，此種欺騙又藉由其高度成長的表面經濟波及全球，影響、左右著民主的西方社會。她並強調，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以及此次在波特蘭地區舉辦研討會，都是希望能鼓勵不同背景、經歷、生活環境的人能夠通過討論，將中共的邪惡本質暴露在陽光下，幫助更多人戰勝恐懼、拋棄幻想，意識自己的歷史責任，維護人類的良知，並共建和諧的世界。當人們都認清中共本質的時候，就是中共自動解體的時候。

針對大波特蘭地區第一次舉辦的「九評」研討會，奧勒岡州國會議員吳大衛特地發信支持。他表示，作為美國國會中唯一的華裔議員﹐以及人權的支援倡導者﹐他強烈反對中國共產黨對異見人士﹑爭取自由之人士所進行的迫害。他並相信﹐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權利是所有人都應擁有的基本權利﹐無論他們的國籍是甚麼﹑居住在何方。

另外，吳認為作為民主法治的支持者﹐美國應該倡導言論﹑結社自由等普世價值﹐支援民主原則。同時﹐美國應該敦促中國加入坦誠﹑公正的人權討論。作為聯合國成員的中國﹐應該遵守普世公認的價值﹐中國的治國政策中應該反映出這些價值。

吳過去曾多次發表意見﹐敦促中國的人權改善。他一直強烈反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包括立法授予中國最惠國﹑永久最惠國貿易待遇﹑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鑒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量﹐美國政府應該利用貿易上的優勢﹑並通過其他適當的途經來促成中國人權方面的改善。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能夠僅僅以貿易利益為指針。強大的國家肩負重大的責任。作為一個大國﹐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以道德﹑以及貿易準則為指導。不能如此的話﹐美國將辜負傳予民主之火炬的祖先。吳未來將繼續為中國人權的改善而努力。

第一位主講者是心理學教授楊奉軍，他從個人經驗出發，講述中共邪靈如何從心靈和意識上摧殘幾代知識份子。在中共統治的五十六年中，他由一個天真浪漫的兒童，在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歷經中共的摧殘後，精神和心靈幾乎毀滅，眾多的人今天已經成為中共的黨奴。直到他看了「九評共產黨」，才了解自己一生中不同年齡階段是如何受中共奴役及摧殘。

1949年5月16日中共佔領武漢至1956年8月，是他由小學至高中的就學階段，學校與社會結合的很緊密，社會上的正反、三反、五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始終在學校血淋淋的反應，小學至高中的老師就有十數人被槍斃，如一位語文老師從課堂上帶走，押到農村與他的父親同時槍斃。初中二年級時就被帶去參加鬥地主大會，全校學生親眼目睹五人被槍斃，還被帶去參加公審反革命份子大會，有一次甚至運機關槍掃射50幾人，全體住校學生嚇得晚上睡不著、恐怖異常。中共邪靈讓幼小心靈對「階級敵人」充滿懷疑和仇恨，精神和靈魂開始烙上血和火的烙印，甚至發誓長大要當充斥血和火的戰鬥英雄。楊甚至幻想希望有人燒學校，這樣他就可以當滅火英雄等等。

1956年9月到1963年9月是楊的大學時期，那時「學校即社會、社會即學校」，楊主修的心理學專業使他一生蒙上不幸的陰影。那段時期是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棋、大煉鋼等等。「三年自然災害」使學生無法唸書，始終處於驚心動魄的政治運動中。中共將大學生推到第一線，將學生打成右派份子。楊帶領60個家鄉學生北上進大學，其中有16個被打成右派。他高中的48位同學，45個上大學，9個打成右派，2個失蹤。老師參加「鳴放」後，中共又藉學生的手打老師，讓師生在校園內外搏鬥、互相殘殺。中共向學生宣布老師的「歷史檔案」，揭露老師留美、英、德、法等背景，安上「裡通外國」的罪名。中共讓學生討論老師的著作教材，尋找老師的「異端學說」。又讓入黨積極份子作餌，與人交心、談心，鼓勵入黨申請者談對黨、對領導的壞看法，最後打成右派。以上種種手段使青年人純潔的心靈充滿仇恨，詆毀文化、破壞文明。楊印象中通常老師上完每堂課，就站在旁邊讓人批判，以這種手法讓人拋棄傳統。大學有長達1年半的時間不上課，搞政治運動，人人自危。畢業時有20位同學被充軍到新疆，有1個同學在中國流浪了23年。楊雖然學心理學，但畢業時沒有讀過一本西方心理學的書，因為全部都是禁書。中共以此手法讓學生智慧枯竭、閉關自守。

1963年至1969年期間楊在社會上工作，遭到了層層下放、層層淘汰的命運，一方面是因其政治表現不合格，另外是因為當時心理學被打入「偽科學」範疇。在東北師範學校工作時因其教育理念方法與中共根本對立，他成了「與黨爭奪青年學生的異己份子」。在重病臥床不起時，太太千里迢迢探望他的第二天晚上，他被從床上拖走開批判會；4學生也受牽連，畢業時被打成「反動學生」，2好友也被充軍到偏遠農村，最後被逼死。楊描述自己當時才26歲，心靈充滿恐怖，並充斥著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的念頭，學生熱愛他，但中共始終視其為異類。

在70、80年代，中共一改過往對知識份子改造的政策，採取對精英收買的手法，可悲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歷經滄桑、屈辱的階層，面對誘惑，比起受挫時更加個性喪失、靈魂泯滅、沒有臉皮，以黨奴的地位取代了被整肅的身分，楊的一些好友就是如此。事實上，黨魁胡錦濤的父親就是被這個「黨」整死的，迫害法輪功的武漢電視局長兼電視台長趙致真父親及本人都曾被中共整的死去活來。這些人昧著良心大講中共邪靈如何偉大，甚至說中共寬宏大量將自己的反右派身分平反，提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榮辱與共」的「高度」，認為中國目前處於盛世，完全不顧中共殘殺的八千萬亡靈陰魂不散，忘了六四時坦克從青年學生和市民身上輾過，閉眼不見國企倒閉、數千萬工人下岡，無視九億農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更是不顧中共鎮壓法輪功的事實，為邪黨辯護。

康德說過，知識份子是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楊奉軍現場發出了對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仍配得上此稱號的質疑。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應該是中共八十餘年謊言的揭露者，應該是中國民眾痛苦的見證人，應該是中共邪靈統治權力和要脅的挑戰者。他學習「九評共產黨」後，才真正認識到中共邪靈的本質。他希望中國真正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能在「九評」影響浪潮之下，為可見不遠的新中國而奮鬥。

第二位演講者Cindy Wang女士，以「黨性強迫取代人性」為主題，描述了她的家族在文革期間被迫害的歷史。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四歲，父親以資產階級份子被掛上牌子、戴上帽子遊街示眾，她爺爺和母親安排了一個「歡迎儀式」，她和姐姐手拿毛澤東的紅語錄，不斷高喊「打倒當權派、打倒走資派、打到爸爸」，並喊出她父親的名字，她父親抱著頭、弓著腰說著：「倒了、倒了。」隨後全家圍在父親身邊，彼此表達內心思念之情，同時父親為家人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深感內疚。在文革期間被謾罵、抄家、威脅，精神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她爺爺因此去世。

王女士表示，家庭是維護及穩定社會的基本單元，人性是善良和貪惡同時存在的現實。在文革，人性徹底顛覆，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關係比比皆是，這種影響沿續至今。陳女士和她父母都是法輪功學員，雖然法輪功一開始被認為是一袪病健身奇效的氣功，但其核心是以真善忍指導人作一個好人。99年以後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瘋狂鎮壓，並進行反法輪功宣傳，透過媒體散佈到許多國家，毒害無數不明真相的世人，最惡劣的是2001年導演一場天安門自焚，並透過新華社以前未有過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禍法輪功，一時間大有文革再來的勢頭。

王的父親因此而放棄法輪功，並要王也因此放棄。王並未如此做，在電話中向其父講著真相。接著她接到父親從中國寄來一封信，與她斷絕父女關係，將她從家族中趕出來。她父親在人性與黨性面前選擇了黨性，而放棄了人最基本的人性，這是中共長期訓練的結果。

她記得在她出國之前，父親擔心美國是個恐怖的國家，她一個人在此無法生活，在她臨行前住進醫院，仍叮囑她記住自己是中國人。她深深覺得父親並不是沒有人性，而是黨性的作用，並壓在人性之上，以強權的強暴壓制人性的善良，踐踏著人的尊嚴。

王接下來並舉了中國家喻戶曉的張志新為例，表明黨性壓制人性的悲劇。張在文革時僅因敢說真話被套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在獄中受盡酷刑、輪姦和精神摧殘，臨槍決前她被不施麻藥以刀割開喉嚨，送往刑場槍決。更殘忍的是她女兒所回憶的經歷，瀋陽法院的人對她說，「妳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反對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慮處以極刑，妳什麼態度？」女兒強忍著淚，記著父親叮囑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和媽媽畫不清界線。父親代回答：「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獄中的東西要不要，父親又說：「我們什麼都不要。」父親在家中翻出張的照片，看著止不住的流淚，女兒下床投進父親懷理放聲大哭，父親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父親將姐弟緊摟在懷，一夜裡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的哭。這是人世間至悲慘的事，當時張的丈夫被迫離婚，兒女也與其劃清界線。黨性的殘酷不如人性的思考，黨性的恐怖讓人懼怕說真話、聽真話，黨性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永遠超過普遍人性而存在，使得親人在遭受無端的迫害時，不能也不敢挺身相救，人性當成相對的、可變的，而黨性則是絕對的、不可被懷疑和挑戰的。

王女士並舉趙紫陽的例子，表示他從黨性到最後在六四時展露人性，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最後為此付出十五年軟禁生活致死，是家庭、社會及國家的悲劇寫照。縱觀中共八十多年的歷史，黨性是爲維護中共從上到下一黨專制，根本特性是共產黨在不斷的鬥爭中賴以生存的邪惡本性，黨性凌駕了所有人類和人性的方式生存，一切被認為可能危害到黨組織，即使是領導人都會被加以清除。

王最後表示，大紀元的「九評」真實客觀的認清了中共的黨性本質，讓人真正從生命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浮出大家的人性和良知。

中間主辦單位並安排了五分鐘錄像。描述現在全世界自「九評」社論問世所引起的研討會、覺醒活動以及四百多萬退黨大潮變化。

第三位是微軟工程師楊鐮，他表示幸好父親和母親給他很多人性的教育，父親受的迫害也是最近才得知。進大學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共產黨殘暴的許多面沒有親眼見到，直到六四又表現出來，一些學生流亡到海外，一些則和共產黨同流合污。大多數人變得比較麻木，不願關心。有些人不理解為何九評探討了共產黨過去的血腥歷史。從楊回國的經驗，發現共產黨的宣傳教育完全是歪曲歷史，如最近共產黨宣傳抗日功勞，但實際上它幾乎沒有什麼抗日功勞，只是起破壞作用。抗日是國民黨在前方真刀真槍的幹，共產黨在後面多數時間花在擴充自己的力量，結果現在把自己打扮成英雄，電視書籍都在講共產黨的抗日事蹟。共產黨已經法西斯化，扭曲、掩蓋歷史，如九十年代上大學的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張志新這樣的歷史人物，把宣傳電影重放，欺騙下一代的年輕人。他認為，「九評」的問世是很必要的。同事許多都讀過「九評」，震撼都很大。中國現在在共產黨統治下，物慾橫流、紙醉金迷，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國家，而且通常是共產黨利用的知識分子，希望「九評」能是一個讓他們清醒的良藥，喚起人們的良知，對中國未來作一些思考，並把身上的黨氣清洗掉，如此中國才有救、才有希望。

楊並提出當年六四一代的朋友，有些已經掉入物質生活中迷失，他則持續在關心中國的情況，但因此卻被冠上「反華」的帽子，楊直指他僅是「反共」，不能把共產黨和中國等同。另外，在美國的一些華人可以去做中共的國慶活動，歡迎中共黨魁胡錦濤，但卻不允許別人為中共迫害法輪功說一句公道話，可見共產黨的毒害已經伸遍海外，在美國自己只是說說公道話，就遭到信函的威脅。他希望大家不要沉醉在中共所營造的假象裡，有勇氣面對中共所犯的歷史罪狀，中共現在不但沒有對過去悔改並將負責之人繩之以法，反而變本加厲從思想上開始新一輪的欺騙運動，這就是中共的法西斯化，他舉例表示，僅是請人去日本餐廳吃飯，中國人馬上反應「你喜歡日本人。」他覺得奇怪吃日本犯和喜歡日本人有何關係。中共宣傳窮兵黷武打台灣、日本、韓國，用愛國、仇恨、戰爭來強化其統治，這個手段是很危險的，中國若走這個方向下去，會走向覆滅的邊緣，年輕人長期受這樣的教育，以後會變成法西斯的急先鋒。各處都有發出「九評」的聲音，是很及時且必要的使人看清中共罪惡的歷史。

第四位是齊遠山工程師，首先針對楊奉軍教授提出的知識份子「黨奴」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文革時一個理工老教授被勞改下放到農場，帶牛到大柳樹下吃草，一次一頭老牛在樹下被宰殺，之後牛就再也不肯到樹下吃草；但鷄群則相反，即使其中一隻被殺，其它仍可以到原地嬉戲，一點不記得那是同伴被宰殺的地方，甚至可以爭食被宰殺鷄的內臟。中國的知識份子很多都遭受深刻的迫害，但現在好像什麼都忘了。這個故事提醒大家要有牛的記性，儘管共產黨要大家像鷄一樣遺忘過去的罪惡，但我們要堅持記住。

齊分享的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他提到一本轟動海內外的書「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曾任政協副主席兼交通部長，1957年章被打成中國第一號大右派，章詒和在書中提到她對父親榮辱沉浮的深刻記憶，無可避免的述及反右及文革，而其朋友羅隆基與儲安平也相繼被打成第二及第三號大右派，即使爾後多數人獲平反，但前述三位始終沒有平反，中共藉由留下這些顯著樣板證明它反右運動的正確性，書中所提反右、文革的詞彙，也被中共刪除的乾乾淨淨。

齊遠山先論述什麽是知識份子。他認為，知識份子自然是知識水平較高的人。知識，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本；知識，也是他們爲社會服務的手段。對中國來說，知識份子是外來詞，英文是intellectual。西方學者對知識份子雖然沒有獲得一致的定義，但他們都肯定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評政治社會爲職志。知識份子除了獻身專業以外，還必須具備一種關懷精神，關懷國家、社會、民生，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越個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對知識份子的認知與中國傳統文化定義是一致的。孔子曰：「士志於道」。知識份子大致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士」，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讀書人，「道」就是對真理的追求，對正義價值的堅持，就是人生理想和社會責任，就是一種價值準則。中國古詩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宋代張載對知識份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反映了社會對知識份子的理想及人格的要求。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初發表了一個「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的名單，此名單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識界人士，曾發表與官方不一致的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但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揭露SARS及要求平反六四的醫生蔣彥永、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等重要且敏感的人物未列其中。即使如此，中共黨報「解放日報」仍發文批判，並運用文革式用語，表示「知識份子只是黨領導下的一個群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份子的價值，就在於爲社會主義、爲人民大衆服務。一部中國現當代史證明，只有當知識份子跟著共產黨走、成爲工人階級組成部分、與人民大衆打成一片，知識份子才能充分顯示自己的才華，才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地位」。這樣的語言卻是赤裸裸的謊言，一個知識份子要與共產黨走，他就不可能與工人打成一片，雖獲得共產黨中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將是非常低下的，代表人物如郭沫若；相反的，若知識份子敢堅持自己的良心，為人民大眾說話，就不可能一味的跟著共產黨走，因為共產黨和人民利益永遠是矛盾的，以下所列舉的人物都在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中失去自己的社會地位、自由和生命。

第一個是潘光旦，他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他先經歷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其時留洋學者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被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因此潘光旦不斷的「檢討」，殘疾的他在過程中受盡艱辛。建政之初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應佔領一切人文學科領域，本來清華大學在1949年以前是屬文理科學校，擁有一批世界級大師，後來50年代院系調整，將文理科系砍掉，使得後來清華變成了一工科院校。反右時期潘光旦沒有發聲，也仍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期再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權威，只有一條腿的他被迫在學校勞動拔草，他經歷所有的折磨後於1967年去世。去世前不久，潘曾對友人說，他是在3個S下存活著，分別是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以及SURVIVE活命，不久後會有第四個S，就是SUCCUMB滅亡，果然潘不久後去世。潘光旦在1949年之後的遭遇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經歷的縮影。

中共對知識份子迫害最厲害的兩個階段就是反右及文革，但此種迫害實際上很早就開始。最早如「九評」提到的陳獨秀等知識份子，很快在共產黨內被淘汰。延安時期共黨仍未統治全中國時，就已經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如王實味寫出「野百合花」，只是發一點牢騷，說當時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因此被毛澤東抓，並安上「五人反黨集團」帽子，後在延安被殺。接下來共黨進行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反胡適、反胡風，使知識份子噤若寒蟬。「思想改造運動」要人人檢討的結果，是在學校裏從思想方面徹底否定了這些人；「忠誠老實運動」已經把個人歷史上和舊政權的關係牢牢掌握，隨時可以找出罪名拿出來整治；胡風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文字獄大冤案，此案牽連兩千多人，數百人下獄，胡風實際上曾歌頌過共產黨及毛澤東，但後因寫了三十萬言的長信，表達他對共產黨文藝政治的看法，就被關了三十年，他自述「三十萬言三十年」。

整胡風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國文藝界的太上皇周揚，從延安時期周就協助毛澤東執行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最後文革時他也被整得死去活來，因此懺悔自己所做的，曾言：「魯迅若活到如今，天安門前等殺頭」，魯迅是共產黨最欣賞的左派文人，20、30年代時常著文批評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並以自由主義文風與人筆戰，周揚認為在共黨統治下，即如魯迅之文人也無法倖免。

中國自隋、唐、宋以下實行科舉制度，產生了「學而優則仕」的「儒」階層，在社會上受尊崇，但到元朝「儒」變成第九等，僅勝於第十等的乞丐，甚至妓女被元人列為第八等，知識分子地位不如妓女。共產黨制度下知識份子地位更次，變「臭老九」，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反動」這一詞彙透過共產黨的統治已深入中國人民的意識。

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的梁漱溟，曾為詩揭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境遇：「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假若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滿街走。」這樣的描述對知識份子在當時的處境非常形象而深刻。

周揚曾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麽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底！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由此可知，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毛澤東是一個直接的策劃者。當時迫害嚴重時產生一個現象，知識份子是「今天你揭發我，明天我揭發你」、「今天你鬥我，明天我鬥你」、「今天我被迫害，明天你被迫害」，形成惡惡相生、冤冤相報。如史良和章伯鈞原先感情非常好，但在反右開始後中，史良跳出來揭露有一天章對史推心置腹所說的一番話。在政治高壓下，人們但求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而不惜傷害哪怕是最親密的朋友甚至家人。人性最美好的愛被完全扭曲、抛棄，而代之以自私、冷漠和落井下石。

只有梁漱溟仍抱持著讀書人的錚錚鐵骨，他曾提出「九天九地」，表示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批評共黨對農民歧視的政策，因此被毛澤東大罵，梁當時還寫信給毛要其收回批評。文革中批林批孔，當批鬥會主持人問梁對批判有感想時，他竟脫口而出一句孔子的名言：「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其仍保持著知識份子應有的風骨，但能如此的知識份子極少。

寫過佳作「中國哲學簡史」的馮友蘭，被列入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大無恥」。第一是郭沫若，其曾著文為毛澤東文章所犯的錯別字找理由，讚揚毛的錯別字如何偉大，列名四大無恥之首，毫不奇怪。馮友蘭雖有學術成就，其卻寫信給毛：「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他宣稱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特別是爲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四九年以後「是爲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他還認爲自己能參加批孔是一種「更大的幸福」。馮每次承蒙毛接見，都會事後感激涕零的獻詩，如1962年的「懷人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衆芳。」、1972年的「若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很難從其所為看到學習孔孟「養浩然正氣」的知識份子氣節。

馮在過去可以斗膽勸蔣介石實行憲政而使蔣「爲之動容、爲之淚下」。在1945年5月國民黨全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還被選爲大會主席成員，蔣介石宴請他吃飯，並親自許諾已內定爲中央委員，馮則以「一當了中委，就不好對青年人講話了」爲由，婉言謝絕。

馮在1949年前後人格特質發生如此大變化，原因主要在於中共實行的是一種全面的極權的統治，它的統治方式是全面的掌控知識份子的生命權。過去國民黨仍對知識份子保有一種起碼的尊重，其罵國民黨，國民黨可能不高興，也許對知識份子罰錢，或者去職、流放出國、找地痞流氓來威嚇….諸如此類手段，知識份子可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對生存可以有不同選擇，回家鄉學陶淵明或放洋出國等等。但是在中共，你如果不服從，你就得餓死，因爲它掌控了知識份子全部飯碗及食衣住行的資源。

文革期間很多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殺。如「九評」提到的卞仲耘，卞在文革時被紅衛兵打死後，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議，甚至不能表示他們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兒當時才九歲，她回憶說，媽媽死後，她發現父親王晶堯睡的草席的邊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親爲母親的死，悲憤萬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聲痛哭，於是只好伏在床上，咬齧草席，來壓抑悲慟。一年後，抄家的風潮過去了，他們在家裏的衣櫃裏給卞仲耘佈置了一個「靈堂」，把卞仲耘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裏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櫃的門隨時可以關上，不讓外人看到。

知識份子中也有受不了自殺的，如老舍，文學成就很高，差點得諾貝爾獎，其個性剛烈，自殺前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竟是《陳各莊上養豬多》：「熱愛豬，不辭勞。幹勁大，不識閑。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文豪卻寫出如此垃圾一般的作品。老舍後被迫害至投進太平湖自殺，手握一卷平素抄寫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一步。在他屍體四周水面上漂浮著和陪伴著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寫的毛澤東「最高指示」。

還有如鄧拓，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曾寫「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但爾後也受迫害而自殺，留下一封遺書，提到許多「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此類的話。

翦伯贊則是跟著共產黨走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文革時也被迫害，最後翦氏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自殺。翦死後所留下字條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他自殺時仍想保護杜師傅，另一張字條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當時知識份子自殺時仍竭盡所能歌頌黨、歌頌毛澤東，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文革」中被迫自殺的標準格式，亦即自殺也必須表示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忠誠，非常可悲。

中國很少有經過迫害後仍保持風骨，並對共產黨認識深刻的知識份子，但北大畢業生林昭是其中之一，她的所為應在未來被立碑紀念。林在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從1958年關到1968年，最後被槍斃。她本來思想也偏左，曾把毛澤東稱為父親，歌頌共產黨，批判別人。但她很快了解到反右是完全錯誤的，因此被打成右派，關了十年，但她沒有屈服，在獄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自己的鮮血和髮夾，在衣服及牆上書寫了20餘萬字血書，對共產黨的專制和暴政進行了深刻和徹底的分析，這在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都非常罕見。林被槍斃後，家人還被要求付五分錢子彈費。

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寫到：「每當想起那慘烈的1957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主講者齊遠山最後表示，1957年後，知識份子精神已死，且直至今日仍未復活。